外賣熱背後的抗爭：香港和台灣

／講述速遞員辛酸工作的電影《對不起，錯過你》上映後戲院請速遞員看電影，並收集了速遞員的辛酸史。認真閱讀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才知道這一行多不易，有人提到因為被投訴而差點自殺；也有速遞員本身是個戲迷，卻因為工作三年沒進戲院。而長期被剝削的狀態也曾引發港台地區的罷工對資方施壓。／

文/Howard

據說因為疫症肆虐，很多人減少外出，變相餐點的外賣需求增加了。加上失業率持續攀升，像Foodpanda、Deliveroo和Ubereats這種資歷要求不高、申請手續簡單的工作變得特別吃香。

但最近某熱門論壇出現了一個頗具迴響的帖子，就警告不要隨隨便便「水」失業人士加入成為外賣速遞員。帖子罵說很多人以為做外賣員「很好景」，1小時有4張單子，「每個月行路都兩萬三萬」；但其實也有人20小時只有4張單子，時薪4元，甚至沒單子的時候，真的會「坐係條街全日一蚊低薪都無」。

／即刻加入？風光背後無保障／

確實已經有不少人加入這個行列。據報道，兩間較大的外賣平台Foodpanda和Deliveroo在香港分別有約2000名活約車手。或許感覺上平常在街邊馳騁的都是南亞裔人士，原來也有不少香港人是步兵、單車兵或車手，討論區上就有長長的帖子，不同兵種在找人「頂更」，或者交換工作情報、吐苦水，驗證了上文提到的警世post。

隨著世界各地的外賣平台高速發展，例如可能我們都聽過在中國大陸有美團和餓了麼，外賣員的群體也越來越大，這份工作風光背後暗藏的殘酷和不穩定狀態也越來越多人討論，甚至激起一波波的抗爭。

2018年1月就有香港Deliveroo外賣員罷工抗議公司改變編更制度。當時有幾十名名員工一連兩日在Deliveroo公司辦公室地下集結罷工，抗議本來彈性的上班時間被電子編更制取代，外賣員在一些非繁忙時段可能不會被派單，變相被迫「落場」，收入因而受損。外賣員每日在街上13、14個小時，已經要比不少全職工作要長，但實際工作時數可能被壓縮到只有10小時，而作為按單計算收入的「自僱人士」，這些在等待，但需要隨傳隨到的閒置時間並沒有任何沒有收入。

Deliveroo及後與員工會面，指外賣員可以提出在特定時間開工，獲公司確認即可。最終罷工外賣員接受這解釋，罷工亦告一段落。然而在復工後不久，就有報道指Deliveroo向請病假的員工扣鐘，亦不會向過剩的外賣員派單，令他們被迫下線休息，收入減少。事件反映很多外賣員根本就像全職員工一樣工作，但因為他們簽署的是自僱合約，沒有種種勞工福利保障、工作保險亦很含糊，也沒有強積金，簡而言之出了任何問題，外賣員需要自己搞掂。

／台灣罷工逼讓步／

送外賣是一份經常跑來跑去的工作，最具風險的部份自然是交通意外。2019年10月台灣國慶連假，3天內發生兩宗外賣員死亡車禍，爆出外賣員不屬僱員制勞工，沒有勞保保障。雖然台灣勞動部及後很快便根據「指定工作時段」、「指定要穿着品牌制服」、「未能接單要回報」等理由認定車禍外賣員和外賣平台Foodpanda及Ubereats是僱傭關係，要求按相關勞工保障賠償。

根據台灣相關統計，全台灣約有8萬外賣員，當中7成並沒有其他收入來源，換句話說有5.6萬人全職從事這個職業。Foodpanda及Ubereats雖然按要求承擔賠償，但一再重申外賣員屬於「承攬」（即類似自僱人士，沒有勞工保障），而非「僱傭」；勞動部的僱傭關係認定亦僅限於意外當事人，其餘大量外賣員並不適用。Foodpanda在其後更修訂了幾分合約，不斷強調公司和外賣員的「承攬關係」，並用巧妙方法不斷嘗試避開「僱傭」關係，例如本來強制要求外賣員穿著制服及使用公司的保溫箱，違反者會被罰每單10元。新合約則改為如果外賣員穿著制服及使用公司的保溫箱就會獲得媒體10元的獎勵。

這項轉變，配合每單基本酬勞由本來的70元下調至60元，外賣員「被逼主動」穿著制服及用公司的保溫箱以求獲取原本的收入。換句話說，透過更改合約內容，外賣平台將外賣員的收入計算方式變得複雜，外賣員要投入的勞動力雖然沒有改變，但變得更不穩定，公司卻可以保持原本的廣告推廣效應。

外送平台將「強制穿著制服」包裝成對外賣員的「獎勵」，但事實上正正相反，受「獎勵」的是外送平台。因為外賣員在獲得「獎勵」的同時，拋棄了僱傭關係的其中一個特點——受公司強制的指揮和管制——法律上變成自願主動去做。外賣員得到「獎勵」後其實和原本收入一樣，卻額外付出公司僱用法律責任這個隱性成本。

因為Foodpanda的大動作修改制度，台灣Foodpanda外賣員在2020年1月16日發起「拒絕送餐」抗議行動。抗議行動遍佈台北、新北、台中、高雄等主要城市，有外賣員到政府勞工局請願，也有千計外賣員用「排滿間，但是不上線接單」的方式響應罷工。外賣員主要反對調低每單薪酬和高單量獎金的計算方式，兩者合共讓外賣員收入減少2成。另外，Foodpanda雖然新增了「拒單」和「休息」功能，但派單的生殺大權掌握在公司手中，外賣員都怕被「強制休息」。更甚者如果休息、拒單過多，公司就會將外賣員的排更次序往後調，沒所謂真正的「彈性上班」。罷工最終逼使Foodpanda作出一定讓步，包括停用自動休息功能，拒單後不影響接單，減薪問題卻沒有得到回應。事件雖不至於完滿落幕，但也有刺激外賣員成立新工會爭取權益，包括承認僱傭關係，關於這一點外賣員內部亦有不同聲音。

自Uber為平台經濟打響名堂後，越來越多服務開始用平台的方式運作，除了外賣還有單車租用等，受僱人數亦持續增加，例如在英國，2016至2019年三年間在零工經濟平台工作的勞工翻了一倍，達470萬人。隨著越來越多人知道這些看似自由彈性的職業其實充滿不穩定性，亦逼使我們思考「平台為何」——最初重新配對閒置勞動力和需求的美好幻想，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還是走不出剝削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