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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觀察】法國也承擔不起樂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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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民從2019年12月起持續上街反對的退休金改革法案因疫情被中止。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編按:早前,我們發出文章<廉價的樂觀主義,不要>討論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巴迪歐(Alain Badiou)對疫情將給世界帶來何種影響的判斷,認為左翼不該抱持廉價的樂觀主義,而該對世界格局有更審慎的判斷。文章當時只抽象地談了齊澤克的樂觀主義的不合理,今天這篇文章的作者將具體地以法國和歐洲國家防疫、國家治理的經驗打破這些左翼思想家的幾個樂觀迷思,同時也提出令人憂心的預期:疫情之後我們將面對比以往更艱難的一個歷史時期。

文/Catherine

疫情爆發以來,我們已經閱讀過許多左翼學者的樂觀言論:一些人將疫情帶來的巨大的社會壓力視為迫使各主權國家調整其社會結構的契機(如齊澤克),另一些人則認為懸置一個以經濟增長為「正常」的世界,能夠讓我們獲得反思何為「正常」的機會(如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一時間,似乎從人民到政體,一切都有了新的希望。但慢著,以進步的法國為例,法國又符合了這些樂觀的預期嗎?

被迫擱淺的退休金改革與可疑的「國有化」

法國政府因為疫情調整的國家政策似乎並不符合齊澤克的想像。

從2019年11月開始的反退休金改革法案的鬥爭在今年3月似乎已是強弩之末,疫情猝不及防的爆發使得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政府不得不中止這次改革。工會長久以來的鬥爭最終在冠狀病毒的幫助下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諷刺的是,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在電視講話中讚美他極力縮減的公共福利:「我們的福利體系,無論其收入、經歷、職業均能享受的全民免費醫療絕非是一種代價或負擔,而是在災難來襲時我們寶貴的財富和必不可缺的優勢。正是這次『全球大流行病』,才顯示出我們必須將某些財產和服務置於市場法則之外。」

馬克龍關於福利體系是「寶貴財富」的說辭,得打上大大的問號。疫情期間法國醫療系統的差勁表現和長期削減醫療財政支出密切相關。當馬克龍號召醫護人員發揚愛國精神投入公共服務事業時,我們難以忘記,正是該政府的憲兵和警察,在此前反退休金改革法案的游行中和要求增加醫療系統撥款的罷工中,對參加工會的醫務人員施行了暴力鎮壓。

主權國家對於普遍的社會保障的真實態度亦十分可疑。我們可以透過退休金改革法案備忘錄中的一段話窺見端倪:「建立一個一勞永逸的制度,它的目的是重建法國人的信心並恢復工作的價值。」什麼是工作的價值?簡單來說,根據這一法案的精神,退休金(或者社會福利)是衡量你過去神經、肌肉和大腦總價值的數據。它根據你的勞動力成比例的支付,其完全遵循資本運作的邏輯顯然違背了退休金作為公共福利的價值。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養老系統注定會崩潰,唯一使其能夠得以維持的方法,是經濟強勁和持續的增長,以及失業率無限下降。但即使如此,想要維持退休生活質量保持高位的願望,仍然會受到持續惡化的氣候環境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威脅。

而法國財政部長同時宣布,「國有化」將再一次被作為防止大規模經濟崩潰的「必要措施」納入考慮範圍,法國總理宣稱對於那些「法國政府持有股份的公司」,法國政府「將會負擔起股東責任」。

然而我們可以像齊澤克一樣,只要看到「國有」這個閃著光亮的詞語,就自動在頭腦中反映出一套完整的通往社會主義的宏大敘事嗎?或者看到「市場法則之外」,馬克龍因為疫情暫停退休金改革,就立刻幻想出一套福利國家的盛景?

我們當然要對這種聯想更為審慎。縱觀歷史,我們已經吃夠了虛偽的「國有化」的虧。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法國前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和軌道交通基礎設施製造商阿爾斯通(Alstom)的故事。

2004年在這家法國制造業的明珠行將破產之際,時任財政部長薩科齊主導了對該企業的收購,法國政府以每股25歐元的價格購買了阿爾斯通2,900萬股,並於2006年4月以68.21歐元的價格轉售給大型工業集團布依格(Bouygues),獲利近10億歐元。至於之後由於西門子(Siemens)介入這場並購產生的大規模裁員風險,似乎就不再是法國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了。

在這裡,國有化手段和資本共謀,成了政府獲利的手段。國有化不是公有化,更不是解決社會矛盾的萬靈藥。有很多的可能性會導致國有企業實際上並非公有,如果企業仍以利潤為導向行動,那麼決策標准自然不可能是公共利益,利潤分配也不會以民眾為優先。簡單改變所有制關係距離真正的公有,中間有著難以跨越的天塹。

而回到當下,在左派為「國有化」歡呼時,或許我們應該具體回憶一下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的主張:「國家的基本職責是提供信貸,保證人民的儲蓄用於國家建設並阻止特殊利益集團侵害普遍權益。」戴高樂堅持要求主權國家在建設中起主導作用,即使犧牲銀行也在所不惜,與之相反,銀行家們,尤其是投行家們的好朋友馬克龍,真的敢於介入如巴黎銀行之類的大型銀行集團,改變其私營商業銀行的性質嗎?答案是否定的。

疫情下資本繼續增殖,「反思」權也分階級

我們對如Lundimatin所說的對世界停擺、經濟停滯令人們反思世界的樂觀也有諸多想法。

Lundimatin是一份誕生自2014年反《勞動法》改革的左翼電子雜誌**,收到包括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內眾多歐洲左翼學者支持。他們在3月法國政府宣布封城後不久寫道:「(沒有疫情)他們還能繼續把這些曾經不容質疑、現在卻突然宣布懸置的事物包裝成必要的?全球化,競爭,空中運輸,預算限制,選舉,競技體育表演,迪斯尼樂園,健身房,大部分商貿,國民議會,學校爆滿,群眾集會,基本的辦公室工作,所有這些狂熱的社會交往,無非是大都市原子的孤獨焦慮的反面。一旦必然性狀態顯現出來,上述種種就都不是必然的了。」

然而事實上,Lundimatin所說的「不必要」的社會交往的暫緩,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並不意味著生產經營活動的停滯,資本還是在繼續用力增殖,獲得機會反思何為「正常」世界、何為「我們想要的世界」的依然是少數人。限制個人自由的措施凸顯了不平等的階級關係。

如意大利左翼出版社Alegre的编辑Pietro De Vivo所寫,階級區隔已經具體化了,從早就開始流傳的一些敘事框架中看到,比如對留在家裡的呼籲實則並不是以健康需求為中心,而是以住在自己的家有多好為中心,電視明星直接在帶花園或游泳池的別墅中宣傳,與現實完全脫節。實際人們住在小房子或單間裡,沒有一點開闊的空間。而更多的普通人沒有待在家中享受個人世界的自由要外出工作。

在意大利,58%的公司仍在運作。為了適應疫情期間人們網購消費增加的情況,亞馬遜等壟斷巨頭甚至在擴大經營規模,鞏固消費者網購的習慣,招募更多的人手。

資本借互聯網空間增殖的同時,線下為網購提供服務的工人則以身涉險,近日歐美國家的亞馬遜都爆發一系列罷工行動,而美國的亞馬遜工人罷工時產生了一則如《第22條軍規》(Catch-22)般可笑的新聞。3月底,美國亞馬遜在Staten Island區域的倉庫出現新冠病毒確診案例,員工以罷工為手段要求全面消毒,亞馬遜對此的回應是開除了組織罷工的員工,理由是該員工在示威時違反了亞馬遜為防止新冠病毒而制定的「安全距離」條例。4月24號美國亞馬遜的工程師和程序員們號召進行一次線上罷工,目前尚未得知有多少員工響應。

而意大利亞馬遜同樣爆出醜聞,據員工反映,他們一隻口罩需要使用數天,亞馬遜無法保障充足的口罩供應。3月30日,佛羅倫斯周邊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亞馬遜倉庫員工為此開始罷工。

在法國,亞馬遜同樣遭到了員工的激烈抗議。缺乏洗手液,無法保證1米安全距離,疑似病例無法得到檢測,過長的工作時間和大量雇佣臨時工,員工在這樣的環境工作獲得的僅僅是時薪上調2歐的補貼。幾乎所有的法國工會都動員起來向亞馬遜施壓,法國工人民主聯盟CFDT(The French Democratic Confederation of Labour)呼籲罷工,法國團結工會Solidaires(Solidaires Unitaires Démocratiques)向法院提起訴訟,法國的罷工得到了法院的回應,4月14日,法院判決法國亞馬遜暫停一切「非必需品」服務,判斷亞馬遜忽視了「保證僱員身體健康」的責任。

法國封城四周後,Lundimatin不得不承認,他們曾熱切期盼的「剎車」並沒有被啟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利潤邏輯仍然在無情地運轉。

或許有人會說,至少工人階級在這一特殊時刻重獲媒體關注。當白領階級居家工作時,聚光燈又一次投射在仍(不得不)活躍在工作場所的工人這個群體上——即使政府給出的回應寥寥無幾。對於工人階級,我們沒有看到政府出台任何針對疫情設置的「減震器」,相反,政客們將工會的停工訴求指斥為令人「羞恥」的對工作的逃避。例如在葡萄牙,人民選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但這個政府目前卻在竭力中止人民進行罷工的權利,並要求法律允許國家「強迫公司經營」。葡萄牙和法國政府要求工會撤銷停工訴求,還不激活《勞動法》規定的「撤退權」(「撤退權」指在工作環境威脅生命時,法律規定員工有權不工作)。

而且,由病毒帶來的普遍停工非但不是一種特殊的罷工形式,反而向著削弱《勞動法》的方向奔去了。因為在這場停工裡,只有病毒,而沒有「群眾」,沒有「顛覆的集體」。甚至,工人階級面對的還不僅是資方和政府對復工的貪婪渴求,隔離帶來雪上加霜的次生災難,貧困和失業困擾著大多數工人。

病毒帶來的停滯是對資本主義的威脅嗎?對於活下來的公司,一次停頓並不能改變勞動者和企業的關係,除非像亞馬遜的員工一樣,組織、聯合、行動,才可能爭取到反抗壟斷集團的機會。

由此,可以想像,疫情過去後我們面對的將是比以往更艱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借機擴張的跨國壟斷公司、遭到削弱的《勞動法》、前景不明的所謂「國有化」以及更加突出的貧富差距。或許聯繫得更加緊密的工會能和我們一同面對這團迷霧——在疫情中,由於面對共同的威脅,工會的聯合更加緊密了。

註解:

*阿蘭達蒂·羅伊(印度知名作家,社運人士,左派知識分子),她近日在Financial Times寫道:「(病毒)嘲笑了移民管制、生物識別技術、數字監控和所有其它類型的數據分析,並且迄今為止對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打擊最大——使資本主義的引擎在劇烈的震動中停了下來。這停止也許僅僅是暫時的,但這時間足夠我們檢查引擎的零件,作出評估,並且決定是否我們還要幫忙修復它,還是另尋一個更好的引擎。」

**Lundimatin的網頁:https://lundi.am/病毒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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