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專題】威權與新時代民族主義

／在面對一場全世界共同面對的災難時，民族主義應該隱退，認為本國的體制（甚至都不是在說本國的人民）是最優秀的念頭會因目下的哀鴻遍野而獲得更多的反思。

而我們看到的是各省市醫院醫療物資緊缺同時對援助義大利後義大利人民播放中國國歌的行為感動，在本國的抗疫問題連深究的機會都沒有之時抨擊韓國抗疫不力人民水深火熱。在災難時期網絡上更加凸顯的民族主義話語需要更多的討論，何以援助義大利不能引來國際主義，而引來的是對抗疫的叫好？

疫情專題的最後一篇文章作者梳理了大陸民族主義的歷史淵源，作者認為在更早的反殖民以及官方提攜民族主義的分析路徑之外，新時期的網絡民族主義更是威權的獨特政治環境以及資本引導方向改變合力塑造的事實。／

文／卡樂比

遍地的民族主義話語是一個可以隨時在微博和知乎觀察到的現象，對新華社的雄文<理直氣壯，世界應該感謝中國>的讚好，到更早一點的對日本援助中國物資上書寫古偈語「風月同天」的不滿，都是這一話語的表徵。

無論是香港的政治事件抑或是新冠疫情這樣的公共健康危機，都可以看見網絡時代無孔不入的民族主義幽靈。可是現有對其的分析卻顯得蒼白。傳統的民族主義的批判傾向於擁抱「官方民族主義」的單一敘事，認為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和鋪天蓋地的宣傳以及網絡水軍造成了民族主義話語的擁擠。的確，官方推動的政治進程在新時代民族主義的發展中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官方的輿論導向使得每一件可以不是民族主義為焦點的事與民族主義緊緊掛鉤（例如香港事件並非因港獨而爆發、而新冠疫情也沒有必要指向西方）。

一個小小的風月同天引發了中日之間的國民文化之爭，而環球時報下面出現了種種對英國首相確診和美國確診肺炎人數超越中國的各種幸災樂禍言論。更有網民到美國大使館的微博下留言「美國病毒」，其中固然夾雜著官方有意為之。

可是不可忽視的是，在08年後官方的輿論宣傳日益蒼白無力的背景下，上層的引導與縱容如何能策動這些諸多自發的「五毛」是為何重新擁抱了這種1992年開始的古老敘事並以之為武器重新建構了輿論空間？在何種的脈絡下官方要孜孜不倦的推動這一進程？

一些先前脈絡的梳理

在回溯民族主義的時候，我們先梳理幾大中國民族主義的脈絡。

首先是許多人認為的歷史問題。

從晚清的大中華區域文化共同體過渡到中華民族的歷史本身實際上與現代的民族主義是斷裂的。借用來構成中國民族認同的文化，實際上是曾經的社會上層貴族文化。這些文化（一種再造的儒家孔孟與文學碎片）以不容置疑的神秘主義姿態重新出現在大眾視野恰恰是1989年之後，被官方當作沒落的毛主義和官方抵制的西方價值觀的替代品。

官方話術重新塑造了過去的半殖民歷史，將簡單的二元歷史鬥爭敘述引入到全民教育和宣傳機器之中，企圖再造「國民共同記憶」。

21世紀初的冰點事件體現了官方對質疑民族主義的拒斥，冰點主編以體制內的身份撰寫關於民族主義的歷史反思之時，中宣部下達了關停的該雜志的指令，而同一時間的小報環球時報即使公然杜撰，但憑借其極端民族主義的話語受到了審查機關的肯定。

1989年的政治危機加深了致力於改革毛時代文革問題的官方對各種奇談怪論的狐疑，而擁抱民族主義並與自身合法性掛鉤成為了不二之選。

另外，在現代民族主義的生成問題上，除去反殖民的結果和官方民族主義的提攜，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生成自然是毛時代的教育和公共資源普及以及改革開放後的社會流動的產品。關於這個過程筆者認為和蓋爾納所著《民族與民族主義》中的描述比較切合。

在新中國建立後的工業化進程中，勞動的分工逐漸細密，大工業大生產的背景之下，一個勞動者不能夠像古代的學徒制一樣一生依附於一個行業（如一個木匠從小到大必須從事木匠），而是會在不同的細密的行業穿梭。如一個大學學習金融的畢業生可能成了酒店管理員，或者在千千萬萬的各種職業中跳槽。而這樣的勞動分工需要一個統一的普遍的教育系統教授通用的技能與語言（類似於數學教育以及普通話的普及）。而這樣的教育系統，通用的教材和廣泛的義務教育學校，通過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得以推行。與此同時，為了保障經濟的發展，鞏固私有財產的安全，更加需要一支高質量的警察隊伍、法律和統一的貨幣。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開放後以農民工的流動和城市化的形式得以打破。各地的方言和民俗因為人口的大規模流動而解體，普通話和現代娛樂成了無法避免的國民文化。

根據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的論述，民族主義的特征與宗教思想類似，它提供一種永恆的時間線和神聖的目的。民族主義視它的基本單位——民族國家是一個有生命與使命的「大他者」，而相應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作為彌賽亞呈現在賦予領導地位的執政黨和它的人民的天際線上。官方的自我賦予深刻的影響了體制官員和它的人民，而當人民給予正反饋的時的雙向肯定強化了這種渴望「青史留名」的心態。

而現代中國又恰恰處在消費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的時期。

2000-2014年空前的經濟繁榮、廣泛的自由市場改革與頻繁的國際交流帶來了新的樂觀主義和政治冷感。資本主義的「美國夢」攜帶著娛樂化的消費希望重新碎片化了政治敘事。也恰恰是這段時期網絡自媒體開始崛起，而審查技術不夠精良，網絡自媒體，除了一些知識分子之外，在流量資本的誘導下，自媒體以迎合公眾獵奇需求下開始批量生產違背官方敘事的話語並夾雜著我國歷史上層出不窮的「野史」傳統。這樣的批量生產也為後來的話語反彈埋下了伏筆。

新時代民族主義

與自由派的預言相反的是，前期因人口紅利和建設投資的邊際效應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走入尾聲後，中國並沒有直接迎來西式的民主政治方案或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解決方案，而是步入了威權時代。

其實這並非特殊到歷史上無跡可尋。1980年上台的韓國全鬥煥軍政府在韓國經歷了朴正熙經濟高速發展後罔顧韓國社會的民主化呼聲、反對黨的壓力甚至美國勢力的影響，重新進行了保守化的威權模式改革，也即是我們今天所稱新時代。

新時代政治並非出於新興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而恰恰都處於經濟危機密布的轉型壓力之下。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共同特點是政治權力與經濟特權的聯合，而這往往在經濟發展的前期積累大量的政治腐敗以及官僚派系。當經濟壓力來臨政權外部危機顯露的時候，政權內的強硬保守派往往會得到在任者的親睞成為繼任者，他們（繼任者）往往有拯救政權的救世主情结和強人姿態。

新時代的任務首先是明確的，對內強有力地整頓懶散的官僚機構和腐敗問題，對外強力鎮壓反對的聲音、企圖重新壟斷意識形態和文化話語。

而當制度鄙陋，無力根本性改變基層與中央的權力網絡的時候，大黃色的標語、個人崇拜（神化）和巍峨黨旗國旗與閱兵的儀式政治大行其道。而在經濟方案上，他們卻並沒有辦法徹底改變資本主義市場的運行規律，必須聽取所謂的實干型「經濟專家」的意見，逐利的資本仍然是逐利的資本。

必須要指出的是，這樣的改革方案贏得了一部分民心。無論是哪一邊，對渙散腐敗的環境阻礙生活質量的提高曾經都是不滿的。在2015年前後出現的「習大大」一詞除了官方的誘導外，一部分人在這樣的強硬保守派改革中看到了安全、穩定、和物質繁榮的前景而衷心地認為「習」是一個能夠解決問題的領袖，在判斷中是能力賦予了他權力的合法性。這樣的合法性再回潮伴隨著著審查、鎮壓、分化技術和力度的加強在輿論空間中培養了一大批忠實的信徒。

這也就是「小粉紅」、「五毛」等等群體的由來，我們接下來談談網絡民族主義的生成。

首先是政治環境的改變引起的資本引導方向的改變。

在起初，對資本放任和溫和的政治環境以及資本家與官僚環環相扣的裙帶結構下，資本在大眾媒介能夠以最大化自身利益為目標的生產契合獵奇口味或是道德清高的文化產品。然而這樣獨立於官媒的方式顯然損害了新的保守政治。

新的整治包括傳統的關停整頓（關閉部分自媒體、大V、整頓南方報業），也包括運用反腐的經濟問題整治半體制的資本家本人（關於任志強案）和他們關聯的附屬學者，奠定了新時代下商業資本對政治權力的從屬地位。嚴打的同時也包括了對弘揚所謂「正能量」的鼓勵。在得到「政治安全」信號和默許後，運用民族主義的敘事大肆生產陰謀論和謠言故事的確能夠與曾經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相一致，在貿易戰和經濟困難和香港問題之下將所有矛盾轉移到美國的方式建構了「敵人」的形象。

這樣默許的批量生產帶來了大量觀眾、資本和利潤，而這些使得網絡民族主義產品的再生產變得分工明確（參見公眾號矩陣）、精致、娛樂和聳人聽聞。而官方的單向審查之下，不同的話語被篩選掉，網絡民族主義得以被無限放大而成為一個虛假的主流。

在這樣的政治、資本和歷史脈絡下，另一個促成新時代網絡民族主義的背景則是一種奇特的群體心理學。

首先是網絡空間的匿名性和群體性，使得傳統權力的懲罰機制消失，中國社會的教育與收入水平差異巨大的年輕群體以一種發泄式的口吻昭示著自己日漸消失的個體表達。其次則是網絡空間的實時性和激烈程度使得溫和理性的探討氛圍難以實現。與此同時，在群體情感和網絡水軍的評論的感染感召下，個體要麼落入了群體無意識的狂熱之中，要麼極端反感而成為了與民族主義者相互撻伐舉報的關係。

這樣的極化反過來更加深了兩個陣營之間的深刻分裂。短暫的政治立場轉變為一種長期的敵我辨識下的身份認同。這樣的裂痕反過來加重了極化和網絡民族主義粗制濫造的狂歡。因為作為目標的「敵人」實際上扣合了民族主義敘事的邏輯，以真實的有ID身份的內部「恨國黨」、「公知」消彌了「境外勢力」的不真實感。同時群體舉報的積極成果反饋和粉紅內部協作的伙伴友情亦打消了反思的可能性。

威權主義的戲碼並非能夠解決是解決資本主義時代危機的長久之計。作為過渡而出現的威權改革與其說是解救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靈丹妙藥，倒不如說是飲鴆止渴的短效強心劑。在如今，它是作為一出滑稽的中興的回光返照而出演的。而伴隨著威權改革走到頂峰的民族主義話語本身的排他性、內卷性和反智也將伴隨著批量生產的雷同濫造走向加速滅亡的快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