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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連環跳十週年專題】學生-女工-母親:一個富士康女工的十五年

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女工(圖片來源:新浪)
編按:今年是深圳富士康工人連環跳十週年。當年富士康的廠區連續發生了18宗年輕工人自殺事件,引起輿論轟動。如今這連環慘劇已過十載,富士康、蘋果、郭台銘、甚至作為消費者的我們都早已把死者拋諸腦後,但富士康對工人的剝削仍在,更是深深影響每個工人的生命歷程。

文/馬曙

「80後」的這一代「新生代」農民工到了2020年,已經不算什麼「新生代」了,十幾歲外出打拼,他們中的大多數如今都進入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生活。青春與激情被消磨在日復一日的打工生涯裡,但這個時代由不得他們有一點懈怠,他們不斷被追趕、鞭策,要他們燃燒自己,點亮的,卻不是他們的未來。

86年生的志英(化名)在2005年的12月被她所在的中專直接送到了富士康,開始她的打工生涯。

當時的富士康是個熱門的打工目的地,雖然在2009年到2010年之間,由於工人的連環自殺事件,富士康成為眾所周知的「血汗工廠」,其軍事化管理之嚴苛也飽受批評,但它比其他的小工廠提供了相對較高的工資,也不太會「欠薪」,對許多工人而言,它甚至是個「好」的選擇。「矮子裏面拔高子」,相對其他更血汗的工廠的「優勢」也成為富士康控制工人的手段。

「到過年的時候還威脅你啊,你要是不聽話,表現不好,過年的時候就把你開除嘛,優化嘛,百分之五。那幾年真就,很怕,很怕把你開除的。那時候進廠的時候都是花了高價錢進來的,我那時候是跟著學校一起進來的,花了幾百,但是那些路費啊、開支啊,也差不多,可能也沒多繳多少(進廠費)。但是有些據說給了一千多欸(當時一線作業員底薪約690元/月),那時候富士康沒那麼好進,只收到24歲,24歲以上都不要了。」

與志英一同來到富士康的同學有十九個,當時他們還有半年才正式畢業,但學校已經迫不及待將他們賣給工廠,讓學生去從事與自己所學專業全沒有關係的工作,這樣一來學校既不用承擔教學任務,又能從工廠和學生手上收一筆「進廠費」,何樂而不為。富士康也慣用「學生工」,學生既乖巧容易管理,成本又低,再沒有更理想的剝削對象了。

初進富士康:「從沒受過那種罪」

「當時一進富士康啊,那都哭了幾天的。家裡從來沒受過那種罪。」

初進工廠,志英被安排在產線做作業員,一班就是十二個小時,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除了中午和傍晚各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全程需要站立。「剛來的時候不知道,從家裡帶了一雙有一點跟的鞋,一天站下來,那個腳哦,好痛哦。下班以後,住的地方要走半個小時,我就把鞋子脫了,打個赤腳走回去的。後來過了幾天,放假,我才有時間去買一雙布鞋。然後那時候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嘛,下午又打瞌睡,打瞌睡的時候實在沒辦法,我就掐自己的手。」

「就是那時候在學校裡嘛,你那個落差一下子也有點大,跟個機器人一樣的,天天在哪裡,同樣的動作,一天做幾千次,除了吃飯,上廁所,其他時間就是對著那個產品⋯⋯」

「以前管得比較嚴,不能留長指甲,指甲稍微長一點,這個過來說你一下,那個過來說你一下,是人是鬼都過來說你一下,品管嘛,巡廠的嘛,還有線長、組長。」

「那時候吃飯跟打仗一樣,只有半個小時嘛,就人特別多,要排隊,很多人插隊,有時候就氣到了,氣了就不去吃了。」

雖然志英只是做了幾個月的一線作業員,十五年後,志英對於剛進廠時候的經歷記憶猶新,那種被高強度的重複工作和嚴苛管理所支配的恐懼仍然留有餘溫:「我肯定是不願意的,我哪怕掙得少一點,哪怕累一點,我也不願意重複重複這樣。」

05、06年正值富士康快速擴張的時期,加上產線工作極度重複壓抑導致工人流失率高,19歲的志英在廠房已經算年長,性格也頗爽利,她很快就被擢升成了「線長」。線長的工作雖然自由一些,她可以不再做個「機器人」,不用「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而可以在產線來回巡視,但她也開始承擔其他的壓力。「你就要把你今天的工作完成嘛,你要把你的衛生(看好),還有安全嗎,你肯定要做好,然後產品品質不要出任何問題,被客戶抱怨,抽到不良品是要寫報告的,要開單的。還有就是你跟員工之間的溝通,就是員工憑什麼要聽你的,這個管理很重要,(員工)不聽話的話天天給你搗亂,這就是最大的挑戰嘛。」

作為製造業巨頭,富士康依靠盡可能地壓榨工人提高自己的利潤,除了以加班、壓縮工人的吃飯和如廁時間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以「先進」的「IE」(工業工程)設計工人的每個動作以達至最高效率之外,它也通過複雜的晉升和工資制度削減人力開支。「以前晉資位要考的,不銓敘(升員級),第一年當線長是沒做滿一年就不讓考,第二年又沒考過,第三年就直接包過的嘛,考上之後,就立馬五百塊錢管理職(津貼),然後底薪又漲幾百塊。」這意味著,在成為線長的頭兩年,志英雖然做著線長的工作,擔著線長的名頭,卻還沒有得到線長的待遇。

 「我記得那時候跳樓最那個(集中)的時候,我剛開始做組長。我去X棟那邊規劃另外一個廠房,然後跟我對班的那個組長,進來的時候,剛好一個人從宿舍那裏跳的,他親眼看到的,嚇得不得了。」

工作五年以後,剛剛當上「組長」的志英開始不理解那些也許是像她一樣無法忍受重複工作的工友:「我覺得你幹得了幹,幹不了可以走啊,為什麼要跳樓?我當時也是不理解的。」

也確實有許多的作業員「幹不了」走了的,與志英一起進來的十九個同學,一年以後只剩下兩個。但是「走」對於有些工友而言並不是一個退路,如同前文所說,可以選的工廠並不多,富士康甚至已經是一個相對「好」的選擇。對於「是人是鬼」都可以過來說你兩句的一線作業員來說,「尊嚴」是不斷被不同的人摁在地上磨擦的東西,他的身體,他的每個動作,都被置於品管、巡廠、線長、組長的審視、調教之下,他要被塑造成最適應機器生產節奏的一個零件,而他作為零件的情感,他的身體的感受,疼痛或者麻木,都不被看到,於是十幾個人跳下去,到如今,我們仍然講不出他們的故事。

在工廠做母親:流水線哪管你懷孕與否

志英的第一個孩子在2014年出世,產假過後,她很快懷上了第二個孩子,懷孕的身體不適合產線。

「生淼淼的時候我還在組裝(產線),後來因為懷孕也受不了。生產單位,它沒有那麼靈活。你要在現場管理的話,那車間有噪音,有粉塵,你還要管理那些員工,有異常你還要處理,就要保證安全呀,達成產能呀,每天都要不斷地在現場跑來跑去。而且你懷孕事情就多,老是要去產檢,就要請假,也不是那麼方便。」

機器並不會因為懷孕的工人放緩生產線的流動,也不會因為有工人要照顧生病的孩子暫停生產的節奏,一線女工往往在懷孕生產之後離開產線。「那種沒生孩子的人,他就理解不了,他覺得你占了別人的位置。在產線上,如果說把孩子帶在身邊的,其實我看了一下,作業員幾乎是沒有的,一般都是辦公室的,或者至少也是個組長。」

為了不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志英申請調去了「辦公室」做生產管理。很多辦公室工作在富士康屬於「周邊單位」,「周邊單位」意味著加班管控和更少的晉升空間,這也意味著同職位的情況下,工資減少。志英覺得新主管「心比較好」,「有時候要請假,他就說去吧去吧,有的時候要請兩個小時,他就讓我不用提單了,等下回來就好了。」這樣相對自由的工作安排雖然讓志英得以照顧家庭,但也讓她在職場失去了晉升的機會,「我跟我老公說,如果不是為了小孩,我就不在這裡幹了。因為太沒意思了。沒有發展了,沒有升遷了,你只能一直這個樣子。」

這個一眼看到頭的工作,志英已經做了五年。眼看著兩個孩子將上小學,進不了公立學校,志英一個月6000左右的工資幾乎只夠兩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五年裡她一直都在尋找另一個出路,她甚至期盼富士康把她「炒掉」,這樣可以拿到n+1賠償(服務n年即獲得n+1個月上年度的平均月薪),拿著這筆賠償,她們一家人可以回到家鄉,做點小生意,不再漂泊。

她也試過無數種微商產品,她嘗試在朋友圈賣過艾灸、紙尿褲,也推銷不同的微商平台。「發發朋友圈,年入百萬」,志英未嘗不知道這些誇張的廣告詞背後都是一個個騙局,所以她除了自己的時間,從來不在微商產品上投入過多的金錢,但這種她都無法信任的微商竟成為她如今生活最有可能的希望。

10年過去,富士康從《財富》500強企業第112位躍居第23位,而他的「新生代」工人們始終拿著略高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底薪,靠加班工資才得以在城市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富士康號稱自己的企業文化是「有貢獻就有所得的文化」,而上百萬像志英一樣的工人,在那裏勤勤懇懇,實實在在打拼了十幾年,甚至無法負擔自己的孩子在身邊讀書長大。「貢獻」是工人的貢獻,他們貢獻勞動,貢獻青春還不止,還需貢獻享受天倫的機會,貢獻關於未來的希望,「所得」卻全部是「郭總們」個人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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