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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專題前言】五一再政治化:勞工運動再出發

2019年5月1日勞動節港島遊行,針對勞工的三大死症:過勞死、長工時和低工資。(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明天就是五一勞動節。如果說今年的五一有什麼特別,那是因為自上年的反送中運動,社會整體上政治化了,尤其是一輪新工會運動,增加了五一的能見度,這對於香港的勞工運動應該是一個好消息。2014年雨傘運動後,市民對運動和傳統政黨組織滿心失望,關心勞工的政黨組織被認為是行禮如儀,勞工運動被理解為「毫無寸進」。本身已經是極其去政治化的五一勞動節,進一步消失在主流視野,想想每年有多少人會在這個「假期」去五一遊行?

五一勞動節需要被政治化;社會運動需要勞工本位出發的經濟分析。或許在反送中運動開頭,社會是抱著一種工具意識去搞工會,講罷工。然而實際操作下來,發現一方面罷工受公司打壓,例如國泰工潮被秋後算帳、醫護罷工被多方譴責;另一方面要團結同工亦不容易,特別是對那些相對對政治沒有興趣,或者經濟負擔很大,怕被秋後算帳的人。不過再仔細想想,各行各業本來所面對的剝削和壓逼,最廣泛而又簡單的形容就是「長工時、低工資」——這不單發生在傳統的低下階層勞工身上,一些新興的創意產業、數碼產業也越來越感受得到——而五一勞動節的起源,1886年的美國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當時的人正是提出了振聾發聵的「八小時工作」,134年過去,這依然是很多人的奢望。

香港政府呢?單就這十年而言,勞工處在2012年發表《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政府於翌年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跟進。不過兩年後就談不攏,勞顧會六位勞方委員退出杯葛諮詢,自此標準工時立法遙遙無期。歸根究底,港府就是用一種去政治化操作去處理勞工問題,委員會中勞方資方各佔一半看似公平,政府自己則做一個超然物外的最終決策,實際上卻是無視勞方在經濟結構上的不平等,總是以「香港整體競爭力和營商環境」為依歸,處處向資方既得利益者傾斜,這也正正是民主運動需要打破的權力不平等。

順著這個理路,我們特別推出五一專題,用三篇文章梳理香港現時面對最逼切的勞工問題,以致勞工和民主運動如何結合。〈麻木與忑忐之間掙扎——一位註冊護士的工作〉記載了一個年輕護士面對疫情和本來的疲勞勞動的感受。面對醫護長期人手不足,醫護只能淪為替病人的治療機器,疫情是「日常危機」下的最後一根稻草,醫護罷工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能否種下醫護的權利意識,市民大眾對醫護的關心又能否「不只片刻停留於這疫情之上」?〈失業!原來政府需要你〉指出失業本身是一個社會產業轉型造成的結果,更為資本提供後備勞動力,但政府施政卻強逼個人承受,用綜援的污名和極低的金錢為失業人士「續命」,而被羅致光形容數量如「海嘯式」增長的新工會在勞工權益面向有否推進?〈都是為了人的正當權益——五一話工會〉以設計職人工會開展工會工作的故事講出,工會的政治抗爭和爭取勞工權益任務並不是各自獨立,它們都是為了人身為人的正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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