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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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獨家書摘:蔡德本《蕃薯仔哀歌》

《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由春山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出版,涵蓋散文、回憶錄、傳記與口述等不同類型的文章,呈現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當事人及家屬經驗。春山將在 Matters 刊載數篇獨家書摘,有興趣閱讀全書的讀者,歡迎購買電子書!本篇書摘所談的朴子案,明天晚上(7月17日)將有一場線上講座,歡迎報名參加。
◎ 一九九一年開始以日文寫作《臺灣のいもっ子》,一九九四年九月由日本集英社出版,隔年在女兒蔡式貞協助下,自己翻譯成中文《蕃薯仔哀歌》,遠景出版,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八年三月年再出新版,草根出版。
作者:蔡德本(一九二五~二○一五)
嘉義朴子人,朴子公學校畢業後,前往日本留學。自東京都名教中學畢業後,回臺任職於朴子東國民學校。一九四六年入學臺灣師範學院,期間發表〈苦瓜〉、〈啤酒〉等短篇小說,並組織師院臺語戲劇社,從事寫實主義的臺語戲劇運動。一九五三年,公費赴美留學一年,歸國後一個月,旋即被朋友牽連而入獄。歷經十三個月的冤獄後始得釋放,之後繼續任教於東石高中,一九九○年自臺南一中退休。著有《蕃薯仔哀歌》。

11 好漢玉坤

帶來的香菸抽完了,佑德伸手去拿桌上的香菸。

「可以嗎?」

「嗯。」

王某點頭。

自從佑德開始寫,王某一直沒開口,也不催促。每當佑德寫完一張,他就拿起來唸一下,發出一聲「嗟」,然後放回去。是瞧不起呢?還是不符他的期望?

終於,必須寫到張玉坤了。

玉坤在幼稚園、小學都是佑德的上一級。他一直都是個引人注目的人物。要寫他的事,不是三言兩語講得完的。

小鎮只有一家公立幼稚園,兼收日籍與臺籍的小孩。每當臺灣小孩被日本孩子欺負時,玉坤總是挺身而出,以他高大的體格,毫不畏縮地一人對付兩三人打架。小學的校際運動會時,在壓軸好戲的接力賽跑中,玉坤一出場,總是受到全校同學的喝采。稍後進入臺南二中,玉坤更成了黑帶的柔道高手,名噪一時。一言蔽之,玉坤是個群中之龍的英雄人物。

不過,在二二八事件中,玉坤和大部分的大學生一樣,並沒有積極的活動。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大都是已經成名的菁英,或是地方上素孚眾望的人物。尚未享有盛名地位的大學生,幾乎沒有受到損害。不過以二二八事件為轉捩點,大學生對政府感到極度的失望和憤怒,從此急速傾向反政府,轉而從共產主義中去尋找失去的希望。一年內,此傾向如燎原之火蔓延到全島,一發不可收拾。玉坤可能就是在這時期加入共產黨的。

學生們舉行示威遊行,大聲疾呼著反政府的口號。不用說,玉坤總是走在遊行的最前頭。

政府終於決心,展開以智識分子為對象的大整肅,大量搜捕學生。這就是二二八事件翌年所發生的四六事件(或稱四六學生事件)。16

大學生經此重大打擊,人數銳減了一半以上。佑德所念的英文系,學生人數由四十多名減少為二十名。周慎源所念的數學系,竟只剩下一名!不過,這並不意指有一半以上的學生被捕。逃亡的和失望輟學的,恐怕比被捕的更多。

當然,玉坤是被捕的主要對象。他察覺到被捕的危機,早已祕密地離開宿舍,躲在朴子家中。特務在宿舍沒逮到他,立即南下包圍他的老家。當便衣特務乒乒乓乓地敲打他家正門時,玉坤全身穿著黑色衣服,由二樓以繩索縋到後面的屋頂,按照計劃好的路線,順利地逃亡成功。這是玉坤的第一次脫逃。

玉坤逃離朴子後,躲在十多公里外的沿海小村楫子寮。一年後,特務們查出了他的行蹤,動員了大量的員警去包圍他的住處。然而玉坤早已警覺地在那前一天離開。一日之差,特務們又撲了個空。

玉坤離開小村後,進入山區和其他的政治犯會合。17他們在山中有一個基地,過著勉強自給自足的生活。不管外面的特務是如何拚命地想抓他們,他們就這樣苟延殘喘地過了兩年。

兩年後的一天,不知何故,玉坤單獨一人喬裝為農夫,下山到了嘉義市。在東市場一個麵攤子吃麵時,好幾個巨漢突然出現,他們一起撲向前去,把玉坤壓倒在地上,立即五花大綁地把他捆了起來。玉坤就這樣被帶走了。當時,他的小學同學許刑事正是在場驗明正身的人。

「大魚落網了!」

特務們歡天喜地領了獎金,開了慶功宴。

這是佑德留美期間發生的事,桃江在給佑德的信裡,只悄悄地寫了一行:

「甘地(玉坤的綽號),被捕了。」


12 光復的感激

輕描淡寫地述說了一下兩人的幼少時代,佑德從臺灣光復開始,寫出了與玉坤交往的關係。

復歸祖國,中國話叫作「光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提到臺灣,都以光復前、光復後來區隔。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臺灣回歸祖國。先輩們歷經無數次的抗爭,未能完成的美夢,忽然成真而出現在眼前。臺灣人感激地哭了。

實在可以這麼說:不知道臺灣人光復時的感激的人,沒有資格談光復後的臺灣史。

當時老的、少的、農民、商人、公務員、工人、家庭主婦、甚至地痞流氓,莫不陶醉於光復的美酒,享受著醺醺然的幸福。

到外面散步時,很多人都手上拿一面自製的小國旗,似乎一刻也不忍放開。地痞流氓都加入忠義堂,幫忙維持日本警察走後的地方治安。小鎮的犯罪率,一下子降為零。

年輕的鎮民陸續復員歸來。佑德從日本空軍,玉坤從日本陸軍,文邦、哲夫、明智等則從學生兵團,大家紛紛回到家鄉。

回鄉的青年們立刻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他們自動自發地協助著任何有助於建設新國家的工作。他們熱情地發誓,願做偉大新政府的礎石。

首先,他們學習唱國歌,然後一遍又一遍地教別人唱。他們捲著舌頭學習全然陌生的北京話,卻不得不在漢字旁邊,用日本平假名注音。有些注音實在太離譜,還鬧了很多笑話。

發音雖然不準,情意卻是摯真。如此洋溢著真情被唱的國歌,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第二個了。

青年們動員了一切樂器,在廟口、集合所、以及任何空地,掛了一面大國旗做背景,熱心地教民眾唱國歌。男的、女的、老的、年輕的聲音,此起彼落地響遍了小鎮的每一個角落。

和國歌一起傳來的,還有一首〈義勇軍進行曲〉。

青年們一點都不知道這首歌以後會成為共產政權的國歌,他們流著淚高聲唱著,真心地讚美那英勇抗日的勇敢的中國人: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在臺灣,也有人作歌表達心意,風靡一時:

臺灣今日慶昇平
仰首青天白日清
六百萬民同快樂
壺漿簞食表歡迎

在臺上,頭髮凌亂揮動著指揮棒的青年們熱情洋溢,正象徵著新臺灣的新希望。

青年們也致力於恢復小鎮的整潔。戰後的小鎮,一片殘破荒涼。廢棄不用的防空洞雜草叢生。久未修復的道路,窪洞裡積著水,成為孑孓的溫床。青年們分配了各人的負責地區,動員了全部的人力,甚至小學生也不例外。每天天未明,大家就拿著鋤頭、竹掃把、畚箕集合在一起,賣力地清掃。不出數星期,小鎮的面貌煥然一新,令人驚嘆不已。如此乾淨的小鎮,光復前日本警察就是用罰金威脅,也沒有辦法做到呢!

青年們,當然也包括女子隊員,每天晚上參加三民主義研習會,認真而愉快地學習新的祖國語言和政治理念,對佑德這些青年們來說,上天,正是青天白日;大地,則充滿著美麗的新希望。

然而,這些熱情的青年們絲毫沒有察覺,遠比光復前更為苛刻的命運,已經悄悄地來到很近的地方,靜靜地等著他們。


13 青天白日了

寫完沉溺於光復的感激中,以及與玉坤、文邦等友人一起從事的種種活動後,佑德不知道有一件事是否該寫出來。雖然這件事與本案毫無關聯,但它是一個最恰當的實例,寫出來正可使他們瞭解佑德等蕃薯仔囝是多麼熱愛祖國。反正,寫出來也沒有什麼不好,佑德這樣想了一下,就下筆了。

那是發生在光復後不久,正當全臺灣都在歡天喜地的時候,三個朴子出身的抗日英雄從臺南監獄返鄉的故事。這三人都是佑德的公學校的前輩,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中日事變發生約兩年後,以叛亂罪名被日本特務逮捕,並分別處以重刑:

首謀者黃 昆 有期徒刑十五年
   李欽明 有期徒刑十五年
   黃嘉宗 有期徒刑十二年

以當時的標準而言,這是相當重的刑罰。事件發生時,他們同是十八歲的年輕學生。黃昆就讀於臺南二中;李、黃兩人則就讀於臺南師範學校。這三人宣誓要效忠祖國,還慎重其事地寫了誓書,押了血印。他們定期在遠離人煙的公墓聚會,歌唱佑德等在光復後才學會的國歌,並且研讀三民主義。

當時中日戰爭爆發,日軍以破竹之勢在中國大陸節節進逼,小鎮時常舉行提燈遊行,慶祝皇軍的勝利。

雖然幾乎不能想像中國軍隊會進攻臺灣,黃昆等人卻誓言,一旦中國軍隊登陸,他們一定內應。

事情敗露後,他們被捕,受到殘酷的毆打並被判以重刑,而鋃鐺入獄。

光復時,他們已在獄中度過了六年的青春歲月,如果戰爭再延續下去,他們恐怕不久就會死於虐待和營養不良。

這三人回鄉的消息一經披露,佑德等青年學生就手執國旗,趕緊跑到火車站去迎接。

火車站位於小鎮的南端,它屬於製糖公司,是個小小而整潔的白色建築。這火車站,對於即將歸來的三人來說,想必是個充滿回憶的地方。

每當假期結束要返回學校時,男男女女的學生們就穿著制服,戴著制帽,手拿柳條行李箱,在發車前一兩小時就到火車站來。那是男女學生可以彼此微笑或偶爾交談一兩句話的唯一社交場所。即使短短的一兩句話,也會深深地烙在他們的心中,而成為在離鄉求學期間滋潤他們心田的甜蜜回憶。

這天,當時的女學生們也有幾個來到車站迎接他們,有的還帶著小女孩,手捧小心編好的花束,準備獻花。

忠義堂的人也拉著里亞卡(手推車),載了鑼鼓趕來。

小火車嗚了一聲汽笛,緩緩地滑入月臺。登時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人們揮舞著國旗,歡呼著:「萬歲!萬歲!」

在如雷貫耳的歡呼聲中,三個返鄉的英雄,終於出現在月臺上。曾是網球選手的黃昆,一跛一跛地走著,蒼白的臉孔,孱細的手臂,瘦骨嶙峋的身軀,赤裸裸地告訴人們他們這六年來所受的痛楚與折磨,令人為之鼻酸。可是他們泛著淚光的雙眼,雖然飽經滄桑,仍然明亮而閃閃發光。

三人向不斷搖旗吶喊的人們一一握手道謝。三個小女孩跑過去獻花,掀起一片鼓掌喝采聲。他們蹲下身去抱起女孩,豆大的淚滴,就像斷了線的珍珠,從三人的眼中汩汩地流了出來。

然後黃昆放下小女孩,脫下所戴的網球帽,高高地拋向天空,用盡全身的力氣喊了一聲:

「青天白日了!」

很自然的,佑德等也仿效黃昆,把帽子高高地拋上天空,激動地喊著:

「青天白日了!」

熱情興奮的歡呼響徹雲霄,在場的每個人沒有一個不掉眼淚。

毫無疑問的,這世界的天空正是青天白日。

這是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軍投降,到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政府接收臺灣之間一段極短時期所發生的一個故事。雖然當時的臺灣處於無政府狀態,卻真正是青天白日的世界。


14 戲劇社和聯誼會

「篤、篤。」有人叩門。田某起身去開。被叫作蘇胖子的和戴銀框眼鏡的洪某走了進來。

「呵︱」王某站起來,打了一個長長的呵欠。

「怎麼?還在寫啊?」

蘇胖子喃喃地說。

王某在門口對蘇胖子小聲說了幾句,就同田某一道走出去。門再度關上,而且上了鎖。接班的兩人來到佑德面前坐下。戴銀框眼鏡的洪某丟了一包香菸在桌上。看來佑德似乎是真的受到優待。

「好好地把事實寫出來,你說謊也騙不了我們的。」

蘇胖子以略帶威脅的口吻說。

佑德點點頭,繼續寫。一字一句都是真情實事,毫無半點虛假。

接著該談到師大的臺語戲劇社了。佑德慎重地描述該社創立的動機以及活動的經過。如果這社團被認為是共黨的外圍組織,佑德就死定了。當時幾乎所有大學裡的社團都是共黨的外圍組織,所以負責人還健在人間的的確少之又少。18

日據時代,在各級學校內部都禁止使用臺語。隨著皇民化政策的大力推行,竟有不少蕃薯仔囝以不會說臺語為榮,並且公開誇言其事。光復後,只有一段很短的時間,臺語在校內准許使用,但不久又在政府「推行國語」的美名下被禁止了,真是受盡虐待的語言。因此臺語中有許多字已經失傳,而變得愈來愈粗俗。臺語戲劇社的主旨就是要研究那些佚失的字句,提高語言的格調,進而發揚臺灣文化。佑德是臺語戲劇社的發起人,他起草主旨,募集社員,所以眾望所歸被推舉為社長。

當時,共黨學生漸漸滲透進入所有社團,進一步掌握了社團的主導權,愈來愈明顯地表露出反政府色彩。唯有臺語戲劇社,社名就已標明了「臺語」,社員更清一色是蕃薯仔囝,因此背景複雜的大陸學生很難滲透進去。

二二八事件時,大學生們雖然不滿,還能保持冷靜。但是眼看二二八事件的大屠殺,以及愈來愈腐敗的政權,大學生們普遍感覺憤慨,而開始積極參與反政府運動。光復當初對政府的熱望轉變成失望,而在二二八事件後,則幾乎是絕望了。絕望的學生想要在大陸出現的新政權中尋找新希望。不管是什麼主義,蕃薯仔囝渴望出現一強而有力的政權,來打倒眼前腐敗的政府。大陸的人民也是這種心理吧?不然,為什麼共產黨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席捲整個大陸呢?

從大陸陸續出來的共黨學生,逐一吸收了純真的臺灣學生,以三、四人為單位,形成了一組一組的細胞組織。若不是在同一組,就互相不知道是黨員同志。19

當時所有的集會,都有反政府的演講,反政府的諷刺劇更是到處可見。學園內充滿了反政府的傳單和大字報。在這種情勢下,臺語戲劇社裡會有十多名社員加入共產黨,也是極為自然的事。

另一方面,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也在暗中逐一報告學生的活動。他們好似雙面獸,一面佯裝著同情共產黨員大罵政府,一面卻做著密告的動作。

臺語戲劇社首先推出大陸名劇作家曹禺的《日出》,而獲得好評。這是齣描寫貧富差距的悲劇,屬於無產階級文學,共黨學生大為拍手叫好。沒想到一年後曹禺轉變為共產黨員,此劇在臺遂被禁演。然而佑德當初上演此劇的動機卻很單純,只是為了介紹祖國的名作。

臺語戲劇社的第二部戲是有島武郎的《ども又の死》,佑德把它翻譯成《阿T的死亡》,自任導演。在當時群情騷然的校園內上演這種純文學作品,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不過此劇的上演,證明了臺語和其他語言一樣,可以表達相當高的格調。

戲劇社成立的同一年,朴子的學生們在故鄉成立了「學生聯誼會」,參加的有將近六十名大學生和一百多名高中生。唯一沒有加入的大學生,就是黃烈堂。推想起來,他可能在這時就已加入共產黨了。

玉坤在選舉會長的席上,大大稱讚佑德在臺語戲劇社展露的組織能力和戲劇才華,極力推薦佑德出任會長。玉坤自己擔任副會長;文邦、哲夫分任總務及康樂部長;平郎則負責舞臺設計。似乎是聯誼會成立不久之後,他們四人才相繼加入共產黨的。

事後看來,佑德擔任聯誼會會長真乃萬幸之事。換成玉坤來當的話,聯誼會很可能會被認為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而朴子學生可能就無一能倖免於牢獄之災了。

聯誼會利用休假,借用戲院開演藝會。表演合唱、舞蹈、戲劇等節目。他們除了演出曹禺的《日出》之外,還把大陸另一劇作家田漢的《南歸》也搬上了舞臺。

當時還未有電視,小鎮的鎮民都高興地買票來看戲。收入超過了支出,聯誼會就把盈餘全數充作貧困兒童的救濟金了。

受到鼓勵的佑德,把當時頗受好評的美國電影《金石盟》(Kings Row)改編為三幕五景的舞臺劇,以臺語演出。本來佑德十分猶豫,不知道鄉下人是不是能接受這種以心理描寫為主的戲劇,但結果證明是大成功。

在此劇裡,佑德親自飾演男主角巴里斯,玉坤則飾演巴里斯的愛人的父親。兩人合作得無懈可擊。

此劇的表演成功,證明了不必迎合大眾的粗俗嗜好,只要提供高水準的作品,民眾一樣可以接受。佑德等覺得非常安慰,並受到極大的鼓勵。正準備大有作為之時,突然發生了四六學生事件。戲劇社和聯誼會被迫解散,文邦、哲夫、平郎等相繼被捕,玉坤從此開始他的逃亡生涯。從那時起到現在,佑德不曾再見過玉坤。

很幸運的,所有密告者的名單裡,似乎都沒有佑德。所有上演的戲劇,也都經過訓導處和警察局的核准。所貼出的每一張海報,也都是佑德拿到訓導處和警察局蓋過章的。當時有人指責佑德太軟弱,然而這種慎重的做法,也許正是佑德沒有名列黑名單的最大原因呢!

四六大風暴過後,一切的學生活動都停止了。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要寫,佑德簡單述及畢業、就職、結婚、留學以至歸國,而結束了全部的供述。

用掉的十行紙,超過了五十張。


15 親切的特務

「終於寫完了嗎?頭一次看到這麼長的自白書。」

蘇胖子沒有仔細看佑德所寫的東西,他把原稿紙收集起來,攏齊了放進牛皮紙袋,順手拿起桌上的一根香菸點著就走出去了。

交班進來的,是何某和另一個被叫作山東大漢的特務。

何某在把門鎖上之前,問佑德:

「要不要上廁所?」

因為全無尿意,佑德鄭重婉謝。

「來這裡坐吧!」

何某坐在沙發上向佑德招手。

佑德站起來,拖著麻木的雙腳,走了過去。

山東大漢以和他體型不成比例的細小聲音,附在何某耳邊悄悄地說著話。

「……文書……會議……油條……」

佑德斷斷續續地只聽到這些。

何某點點頭,山東大漢就出去了。

何某指指前面的沙發,向佑德說:

「疲倦了吧?輕鬆一下,稍微休息比較好。」

多麼溫和親切的聲音,佑德覺得對何某好像可以問一些不用掩飾的話。

何某上鎖回來時,佑德開口:

「我會不會有事?」

「大概不會吧?只要你一切照實寫。……不過你寫的可真不少啊!」

「那些全部都是事實。」

「嗯,我也是蕃薯仔,你的感觸我全都能瞭解。看到蕃薯仔囝這樣一個一個被抓起來,然後送到軍法處,真是令人難過。幾乎全部都是有正義感又聰明的青年呢。如果不是扣上思想問題的帽子,將來都是很有為的人材啊!」

對這意想不到的談話,佑德感覺有點突兀。

「不過,朴子出身的青年實在太多了。已經有李水井、鄭文邦、黃烈堂、黃士廉四人被槍斃了。怎麼會有這麼多呢?」

「……」

佑德也不明白其中道理,也許只能說是傳統吧?

沒有結論,何某改變了話題。

「我記得戰時你在航空部隊,是吧?」

「是的,我在誠部隊。雖然屬於航空隊,不過誠部隊是地上勤務的。」

「我戰時在日本海軍,被派在驅逐艦。主要任務是保衛運輸船。」

何某告訴佑德,能睡的話儘管睡,而自己繼續談他的海軍生涯。他似乎把問訊擺在一邊,儘是談些海南島、香港、新加坡,又談了慰安婦,以及他在各地港口玩過的女人等等。佑德實在沒有心情聽這些,不過卻對何某產生了親切感。說把何某當作地獄裡的觀音菩薩是有點誇張,不過佑德確有在地獄碰見自己人的感覺。

佑德雖然閉上了眼睛,卻沒有辦法入睡。抓住機會,佑德睜開眼說:

「現在家裡的人一定很擔心我。」

「嗯,當然會吧。」

「他們可能不知道我在這裡。」

「嗯,大概不會知道。」

佑德的擔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二二八事件中有無數這樣的例子︱當事人被抓去哪裡訊問,家人完全不知道,數天以後卻成為河上的浮屍或橋下的棄屍被發現。家裡的人現在一定正擔憂著此事。

「有沒有辦法讓他們知道,至少我現在還平安地在這裡?」

「這……我不能答應你。不過,如果拖久的話……還是通知一下比較妥當。」

「會拖久嗎?」

「哈哈……我不知道呀,這就看你了。可能兩三天就可以回去,也可能拖個好幾年。」

「……」

你的供述和這邊的調查一致的話,留你在這裡也沒有用。況且,你剛回國不久,不是要報告你對國家有什麼貢獻嗎?我們會盡量早點讓你回家的。不過,如果你的供述被認為不實,那就還要再調查,事情恐怕就不簡單了。」

「啊?我講的全部都是事實。」

「嗯,別人我不知,我也是蕃薯仔,我會盡量幫你的。」

「真多謝。」

佑德道謝後,又加了一句連自己聽了也會臉紅的話,那是從中國社會學來的。

「如果能早回家,何先生的恩情一輩子感激不盡。」

「哈哈!」

何某站起來,拍拍佑德的肩膀說:

「多少使頭腦休息一下,也可以小睡一會兒。有人來的話,我會叫醒你。」

佑德衷心地感謝神明,此時此地能遇見這麼親切的一個特務。

16 泡湯的一縷希望

山東大漢回來了,手提著一個紙袋,裡面裝著燒餅、油條和豆漿,這是典型的中式早餐,表示現在是早晨。可是每個窗戶都掛上了厚厚的窗簾,佑德一點也看不出早晨的跡象。

何某拿起早點來吃了,又請佑德也吃一點。然後他帶佑德回到原來桌邊的位子,留下山東大漢一人,自己走出去了。

山東大漢在佑德面前坐了下來,開始講述共匪在他家鄉做了多麼傷天害理的事。譬如,把地主吊在高高的樹上,百般折磨之後,又故意使他掉落地上,這樣反覆幾次,直到地主全身沾血而死等等。他以親切的口吻,勸佑德趕快脫離共產黨。他並且保證自己的話,絕對是出諸對佑德的好意。這山東大漢似乎是個從低層幹起的率直軍人。

不到一小時,門突然開了。陶隊長帶頭,五、六個人魚貫地走了進來,如原先那樣,圍著佑德坐下,每個人的臉色都很難看。

陶隊長把佑德先前所寫的供述書用力地擲在桌上,說:「先講結論吧!我們一致認為你的供述書只能用四個字形容,就是『避重就輕』。要緊的一字不提,寫的都是一堆廢話。你辜負了我的好意了。我給你充分的時間,不是要你寫這些垃圾的。我要你寫出所有全部正確的事實!」

「可是我寫的全部都是正確的事實啊!」

佑德慌忙回答,聲音有點顫抖。

「真是這樣嗎?問題就在你沒有寫出來的事實。」

蘇胖子突然站起來,破口大罵:

「這傢伙不給他點顏色看是不會認罪的。」

「可是要點全都寫出來了呀!」

佑德拚命地辯明。

王某憤慨地說:

「狡猾的傢伙!」

沒有一個人相信佑德的話。從這場面、氣氛,佑德心裡清楚,陶隊長所謂的「坦白講就可以回家」,這縷希望是完全破滅了。

陶隊長說:

「你糟蹋了我的美意,你做了錯誤的判斷。你太小看我們了。你該知道,你是隱瞞不了我們的。」

隊長起身離席而去。

現在不能再寄望隊長的好意了。王某取代他的位置坐下。田某拿走佑德面前的菸灰缸和香菸。優待似乎已經結束。

剛才的人馬匆匆離去,只留下田、王兩人。田某把門上了鎖,回來坐在王某旁邊,從抽屜裡拿出了一疊訊問用紙擺在桌上。

一連四天五夜或五天四夜(佑德自己也不明白)的疲勞訊問就此開始。

注釋(本篇注釋者為林傳凱)
16 「二二八」事件爆發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四六事件」爆發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初。「四六事件」時雖通緝校內左傾學生,但多為外省籍,而以本省籍學生為骨幹的「學生工作委員會」實質受害不深。直到一九四九年秋天發生「光明報事件」,還有一九五○年夏天李水井被捕,「學生工作委員會」才真正破壞,招致大規模獵捕。
17 指王耀東(臺南安定人)、劉光典(遼寧旅順人)。他們源於不同的地下黨系統,但逃亡期間曾與張璧坤等人合力逃亡,包括躲至高雄旗山等地。王耀東後與張璧坤同案死刑;劉光典則於一九五八年宣判死刑,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槍決。
18 此處稍嫌誇張。一九四七年底,臺大與師院的各級「院自治會」設立後,社團活動才日益旺盛。當時,確實有許多左傾外省學生,帶入對岸流行的壁報、話劇、歌詠、研究會等形式,成立各種社團。但並非所有左傾學生都參加了地下組織。尤其在臺大,許多社團中的活躍者還是較通北京話、中文的外省學生;而「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卻是以臺籍學生為主體。
19 若專指蔡德本友人所涉及的「學生工作委員會」,那麼發展情形並非如此。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後,先是由蘆洲出身的「老臺共」廖瑞發(時為臺北市委會負責人),吸收了對鎮壓不滿的師院、延平學院、臺大等校學生,籌組了「學生工作委員會」,直到一九四七年底才由江蘇人徐懋德接手領導。該系統的外省人甚少,甚至少數受判決者,如吳崇慈(江蘇人,判刑十年)如訪談中所述,他反而是由臺籍的張璧坤吸收才參與地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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