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卷三：她的花並不沉重】導讀（胡淑雯）

真正的傷痕是無法告別的。小說家季季以寫作修補記憶，修補傷痕。她說，對待傷痕的最好方法是把它修補得更為完整。因為，傷痕也該有它的尊嚴。

然而，那一字一句將尊嚴贖還的過程，「那一年間的書寫，身心確實備受煎熬……往事紛擾糾結，更常讓我寫至半途在電腦前俯案痛哭。我哭的是一個被扭曲的時代：在那時代的行進中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扭曲了的愛，被扭曲了的理想。曾經在那個時代裡同行的友人：涉及「民主臺灣聯盟案」的畫家吳耀忠，以及中輟的醫科生陳述孔（單槓），早已走完了灰暗的人生；涉及『密告』的楊蔚，也在二○○四年九月病逝印尼東爪哇農村。」

楊蔚是季季的前夫，筆名何索。年輕時，季季無視他離過婚，無視兩人十七歲的年齡落差，也無視他坐過十年的牢，在相識五個月以後嫁給了他。那年，季季二十歲。此後，她經歷了六年半的婚姻噩夢，離婚後十幾年的恐怖糾纏。這個出獄的政治犯、曾經的地下黨，早在遇見她之前，已經敗壞徹底，被摧毀得徹底：偷竊成性，嗜賭如命，滿口謊言，謾罵施暴︱把刀架在她脖子上的那種。據楊蔚說，被捕後他曾遭到嚴刑拷打。新婚期間，睡夢中的午夜驚叫，就連晚年後移居印尼也擺脫不掉。但楊蔚沒說的是，出獄後，他成為警總的線民。

季季記得「事件」前的某一天：楊蔚徹夜未歸，回家後一句解釋也沒有，雙手蒙面，開始痛哭。由此揭開了臺灣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白色恐怖：一九六八年的「民主臺灣聯盟案」。逮捕三十六人，起訴陳映真等十四人，判處十年徒刑到感訓不等。被判十年的四人當中，陳述孔最年輕，與季季的感情最親，出獄後在永和開了一間小店：「新生」食品行（彷彿衝著管區警察與特務，坦然昭告著：我在這裡，別認錯啦）。季季一次一次去偷窺，目光尾隨他拖著義肢的步態，不敢出面相認，「害怕一切無以預測的、無力承擔的後果……」如此偷偷摸摸六年，直到發現人不見了，問鄰居，說是重病住院，這才提起勇氣去看他。老朋友相見，對方拉著她的手笑開了臉，淚水一滴滴淌下。原來，人家是喜歡與她重逢的，直說謝謝，謝謝妳來看我。怎麼不呢？政治犯只怕朋友不敢來。

三天後，陳述孔走了。好年輕，才四十三歲。「在他臨終之前，到了病床前，握住他的手，我都沒有說出這個祕密。」關於楊蔚，不是他怎麼偷竊怎麼撒謊怎麼暴力，而是，你們敬愛且信任的大哥，那個真槍實彈鬥爭過也付出代價的前輩，正是出賣你們的人。「人生實難而至於此，連向他說出這個祕密，我都是膽怯而羞恥的。」而「那個沒有跨過去的自己，我也是永遠不會原諒的。」

即使家暴離婚了，季季依舊與楊蔚共擔這份恥辱。甚至代替他，逃避一切的他，承擔了這份恥辱。她背負著告密者的祕密，形同，將自己推入告密者的道德地獄之中。這是她痛苦的根源。楊蔚，一個被關了十年的地下黨人，腐爛了，只剩下一條沿著人性曲折一路潰敗的、苟活的爛命，連幾顆粽子、連孩子的醫藥錢也偷。季季深受其害，卻無法置身事外，單單以受害者自居。這是她獨特的，女性的正直。

另一種「女性正直」，在唐香燕筆下，是一個個「黨外太太」的潑辣剽悍。在一九七九年冬天，動盪的「美麗島事件」，面對特務登門搜索，陳太太（陳鼓應的太太）碰一聲，砸了一個菸灰缸，大罵來人無法無天。這場震撼教育，為驚魂未定的唐香燕帶來勇氣。「對，就是要這樣，」她要拚盡力氣，讓被捕的丈夫陳忠信回家。

女性的正直，是砰一聲砸落的菸灰缸，就算怕得要死，還是要發出聲音。就算怕得要死，還是要通風報信：大逮捕那天，一通匿名電話打過來，要唐香燕去景美的陳太太家集合，唐香燕到了，打電話的那人先是擁抱，安慰了她，說，「我沒有很多時間了」，才由後門閃出去。後門一關，前門就發出暴烈的擊打聲，追捕的人到了，就差一步。那通電話，冒著自曝行蹤的危險，那份原地躊躇直到將朋友安全託付的心意，延滯了逃亡的速度。唐香燕記得這份情義，記得牢牢的。

那人是蘇慶黎。三十歲就總編一份硬派雜誌《夏潮》，設定議題，搞定黨外那些牛鬼蛇神。菸不離手，不把健康當一回事，也不把自己的美貌當一回事。在那「青春無嫌猜」，黨外還是黨外的時代，統獨曾經並肩作戰，為打破一黨專制，一起被打，一起被關。

除了菸灰缸的巨響、匿名的電話，女性的正直尤其展現在某種日常的堅毅。

陳忠信被捕之後，唐香燕沒有辭掉工作，繼續上班。一邊從事救援，一邊幫雜誌社採訪年俗，拜訪老名店，記錄各式年菜的製程。（是的，快要過年了。）丈夫被關了，筆記本卻一頁頁填滿了火腿、板鴨、年糕、殺豬、放炮、看燈。想哭自己哭，「不想做也要做，」割除了少女式的「恣意任性，瀟灑來去的浪漫人生觀」。收信，封口被拆過了，對方毫不掩飾，擺明了蓄意恐嚇。出門有人跟蹤。下班回家，抽水馬桶有人用過，穢物沒沖，就是要讓她知道：有人進來過，而且，隨時可以進來。

就算怕得要死，唐香燕如常生活。這是她抵抗的方式。不逃走，不搬家，不認輸，不認錯。而且，絕不主動辭職。「正直」說起來簡單，盡一己的本分就好，但做起來卻一點也不簡單。在唐香燕寬敞明亮的回憶中，恐懼撤退到一個彷彿不值一提的角落，她說自己有的是戰鬥，沒有詩，然而她的動與不動、她靜定的氣息，就是詩：為浪漫「蓄勢」，為自由「蓄勢」，是日復一日的正直，這當中，沒有浮誇的空間。

浪漫不是豐足有餘的率性而為，正如暴風中的花朵從不脆弱。花朵總會保護種籽，護送到它們結果為止。季季如此，唐香燕如此，蘇慶黎如此，蘇慶黎的母親蕭不纏如此。陳勤如此。

陳勤被捕的一刻正在發燒，而且懷著身孕。那一年，一九五○，她二十八歲。牢房裡的跳蚤咬得她全身發癢，背上一抓滿手是血。十八天掉了十公斤，體重剩下三十九。為了肚裡的孩子，發臭的飯也要吞下去。

我們在陳勤的口述中，認識了見證的力量，看見了最後的季澐（與丈夫張志忠同判死刑），以及，與她一同入監的三歲兒子：小揚（他後來死於自殺）。通過陳勤的眼睛，我們看見李蒼降（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槍決）的太太曾碧麗：特務將她的長髮綁在梁上，吊盪著逼供，令胎盤剝落，早產了一個女嬰。我們看見少女黃秋爽帶著姪子一起坐牢（她的父親黃天，在酷刑後被槍決）。我們還看見了賴瓊煙，讓難友輪流抱著她八個月大的嬰孩，堅強地笑著，「沒有說出難以說出的話」，隔天清晨四、五點，與先生羅定天被銬在一起，共赴刑場。我們還看見大搜房、查違禁品的時候，陳勤的女兒手抓牆壁剝落處，有血跡寫著：真理勝過一切。每一個女人與死亡相遇的故事，皆是獨一無二、絕無重複的，卻又集體共振，轟轟回應著龐大的普同性。

陳勤是個心存平等的政治犯，她跟煙毒犯做朋友，也接受對方的幫忙，還將女兒喝不完的乳汁裝起來，給對方補身體。女兒一歲多以後斷奶送回家，一九五二年底，移送火燒島前，丈夫帶女兒來探望，女兒已不認得母親了，掙脫著不給抱。牢房期間，生理全部失調，沒有人來月經，到了綠島才恢復正常。

陳勤的敘事，為我們記存了牢獄的日常，一種「沒有生活」的生活。許月里的故事，則為我們封存了一個革命少女的形象。

一九二七年，十六歲的許月里已然是個早熟的政治少女，加入了開始左傾的文化協會，在永樂町二丁目的「工友協助會」幫進幫出，從事工會運動。十八、九歲，她嫁給了黃天海（無政府主義者、「臺灣黑色青年聯盟」發起人）。左翼的紅色少女，嫁給了黑色青年，但青年命短，病故後留下一個三月大的孩子。其後，許月里在施乾創辦的「愛愛寮」任職，在骯髒、疾病、與腐瘡的臭氣中，與乞丐共食，飯菜上飛滿蒼蠅，對自己之想逃感到羞愧。然而，這樣一個左翼少女，其實很有生意頭腦，戰後，她成為那些老左的資助人。簡吉、廖瑞發，都是老少女的故舊。

被捕的時候，她三十九歲，懷著第二次婚姻的小孩，以有孕之身遭到刑求。偵訊告一段落，已經被打得臉都變黑，幾根手指也斷了。直到晚年，那幾根手指依舊是彎曲的。她以資匪的罪名，被判十二年。許月里記得，在擁擠到只能側睡的牢房中，難友們半夜蹲馬桶必須跨越障礙，踩過一道道身體間的細縫，她怕獄友踩踏體內那個「沒被打死的胎兒」，整夜護著孕肚，不敢入睡。這大難不死的孩子，跟著媽媽一起服刑，直到六歲才「出獄」上學，此前，不識中文的許月里跟孩子一起學習認字，拜一位同窗的外省難友為師，一個字、一個詞，像小學生練習造句。

出獄時，許月里已是個年滿五十一歲的歐巴桑了，實際坐牢十三年。期間，丈夫從來不曾探視過，那個家早已面目全非。她擔下一屁股的債，連本帶利清償後，離了婚，在六十歲那年，第三次結婚。新郎是周合源，在日本時代與她的第一任丈夫同樣，是個黑色青年，「臺灣黑色青年聯盟」他有分，被取締後重組的「孤魂聯盟」他也有分。算起來，許月里早在十六歲就認識他了，簡直是一輩子。他們曾經一起抗日，一起搞工運，白色恐怖籠罩時，不知對方也被捕了，她十二年，他也十二年。六十歲與六十九歲的結婚，各路英雄好漢老同志老同學都來了，竟也辦了十幾桌。

政治犯與政治犯聯姻，多少帶點互助的情義，與薪火相傳的氣息。蔡烈光就是這樣嫁人的。成事的關鍵，是蔡烈光自己的母親。蔡媽媽逮到機會就對次女講些「從來沒聽過的故事」，提到一些人名：簡吉、楊逵、葉陶、王萬得……，許多與二二八、白色恐怖相關的人物，「接著，提到了朱點人，他是一位作家，寫的都是反映底層人物的生活，以及評論時局的文章，小說。」「讓次女震撼的是，他先是失蹤了，然後發覺是被槍決了。」「蔡媽一點一滴在布局，選一天，就要言歸正傳。」

好奇特的母親。然而深究下去，似乎其來有自。「劫後餘生的文化界先輩撮合的婚姻，默默裡，存在著類似革命的情感。」蔡爸蔡德音二二八之後也被關過，而蔡媽林月珠與蔡爸同是「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成員，日本時代曾因散發傳單被拘捕。蔡媽與蔡爸的羅曼史，是在示威中發展起來的。但，羅曼史是父母的，並不是女兒的。這樣說起來，女兒似乎比父母更奇特了，她願意「踏進朱家，伸出援手」。蔡烈光嫁給了朱點人的長子，就此跌入一個被恐懼吞噬，冷酷、猜疑的寡母之家。

戒心重重，躡手躡腳，不苟言笑。而且嫌她太愛笑了。

朱媽媽（她的婆婆）何其不幸，成為某種政治寡婦的典型，一道創傷的標記。「笑，會刺激她。做事，她會嫌。早起，比不上她。」蔡烈光的句子異常短促，彷彿不好再說下去，又好像結巴似的，害怕傷人。寫婆婆打小孩，不論打的是她自己的小孩，還是媳婦的小孩，都是點到為止，深怕描繪一深，傷痕就烙下了。

蔡烈光的筆調很淡，她總是替人留餘地。然而，在這個沒有父親的政治犯家庭裡，她為自己保留的一方透氣之地，終究還是太小了。「次女生活在矛盾中，忍忍忍的結果，終於生病了。」這病，她說得朦朧，大約是精神上的。為了自救，她決定離開，偷偷申請移民美國，想去跟父母團圓。她沒跟丈夫商量。「在朱家二十年，好孤單，好無助，跟他說什麼呢，該說的時候，沒說，現在要說，說不完，」於是，面對丈夫的詢問，只說了，「你的兄弟，都能自立，我們的孩子也長大了，我的任務，到此為止。」夫妻一場，換來這樣的真心話，何其悲涼。

政治犯嫁娶政治犯，是許月里與周合源。政治犯的兒女相互嫁娶，是蔡烈光與朱老大。丈夫婚前就關過的，是季季與楊蔚、蕭不纏與蘇新。丈夫婚後被抓去關的，是唐香燕。而陳美虹的一生，則彷彿一列死亡的隊伍，隊伍中有她的生父，她的母親，她的養父，她養父的兄弟，以及最後的，她自己。

陳美虹跟蘇慶黎同樣，是個大菸槍。跟蘇慶黎同樣，是政治犯的小孩。父親被捕時，母親正懷胎。父親被槍決時，她與雙胞胎妹妹剛滿十一個月。媽媽後來再嫁的人，也是一個地下黨，一個逃亡後出面自首的政治犯。長大後她挑的丈夫，則是因「成大共產黨案」坐牢十年的吳俊宏。

陳美虹的童年，是在孤寂之中度過的，母親忙於生計，白日總不在身邊，她與妹妹遊蕩於街坊，鐵道，與戲院之間。「失落的幼稚心靈，最嚮往的是到高雄去，給祖母疼，伯父愛。」經常問著不認識的路人，「高雄往哪裡去？」但她們哪裡也去不了，只能沿著鐵軌撿菸蒂，向成人換糖果吃。

特務的監視，加深了周遭對她們的猜疑，母女三人搬遷不斷，夜深人靜，母親還踩著縫衣機，「顏面白皙，沉重、疲倦，很少展現笑容，我們也沒高興開心過，在那種環境下，塑造我們悲觀敏感的個性。」為了增加收入，母親施月霞捨棄裁縫，決定去酒家賣唱，在這裡，她遇到了後來的丈夫，陳顯榮。

陳家六兄弟，三人死於二二八及其後的白色恐怖，一人「知匪不報」入獄七年。陳顯榮自己逃亡後自首。而他們的父親，竟也因「管教兒女不嚴」，被解除了校長職務，拘禁六個月，一年後抑鬱以終。

「小學三年級時，一位同學對班上同學說：雙生仔本來姓劉，她爸爸是匪諜被槍斃的，她媽媽以前是個酒家女，」陳美虹在札記上這樣回憶著，「這番話是我懂事以來聽到最恐怖的話。」在那樣一個「到處都在檢舉匪諜」的環境裡，她們無法質疑「匪諜」的定義，洗刷「匪諜」的汙名，也無從追索父親的思想與抵抗，內心唯一的支撐，只有養父的保證：妳們的父親沒做壞事，「他很勇敢、很偉大」。

勉強倖存的政治犯遺屬，就算勇敢而謙卑地活了下來，依舊要坐心理的牢。受傷的女孩不喜歡上學，渴盼下一個學年趕快來到，至少，在新同學被流言汙染之前，她們還能享有一段乾淨的日子，一點純真的友誼。受傷的女孩也不喜歡去鄰居家串門子，「因為別人的父母總會問，養父對我們好不好啊，也會對我們指指點點，竊竊私語。」殘忍的好奇心不是關心，陳美虹寫道，「說真的，有時候有點恨父親為什麼要那樣死。」

政治犯的家屬，並不是白色恐怖的關係人。她們是白色恐怖的當事人，立即而直接的受難者。陳美虹早逝的一生，雕刻了無盡的憂鬱，在出生一刻就已然被政治決斷的一生中，她經常自問，「假如父親不死……」假如父親沒有消失、沒有缺席，女兒的一生會怎麼不一樣呢？

老臺共蘇新二二八後避走中國，與妻女的暫別竟成永別。蘇慶黎一生認同父親，抗拒母親對現世安穩的追求，將母親文文靜靜的幽居雅舍弄成人民公社。「我是艱苦一世人，冇采。」蕭不纏為了成全兄長的願望，嫁給了剛坐牢十二年的蘇新。為了愛女兒，放棄了世俗的幸福。她那失去個體追求，被時代與革命錯置、錯待的一生，是她僅有的一生，也是她錯過的一生。而蘇慶黎戰鬥的一生，卻是，與那缺席的父親，遙遙對話的一生。

蘇新為理想做了犧牲，在「祖國」歷經了文革的下放與欺凌，生前，他留給女兒最終的一句話是：

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做女兒的聽完，哭了。

「我沒有很多時間了。」（借用美麗島大逮捕那天，她丟給唐香燕的那句話）

她沒有很多時間了。

蘇慶黎生病的那最後幾年，纏綿悱惻地愛著一隻貓，甚而，在一隻貓身上，體會了未曾有過的愛。並且自問，假如這種體驗早一點發生，人生會不會不一樣呢。

假如那種愛早一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