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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獨家書摘:〈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臺灣白色恐怖〉[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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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培禮描述當年協助彭明敏逃亡的過程,包括如何找人「來台灣遺失護照」、如何偽裝,以及出逃那一天的全部過程。有興趣閱讀全文者,歡迎購買電子書!
◎ 本文收錄於二○一一年二月Fireproof Moth: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美國Sunbury Press, Inc.出版。中文版二○一一年十二月由允晨文化出版,賴秀如譯。本篇選文為允晨文化翻譯版本。
唐培禮(Milo L. Thornberry,一九三七~二○一七)
在德州北部長大,為波士頓大學宣校與世界宗教神學博士。一九六五年底,與前妻唐秋詩(Judith Thomas)奉衛理公會派任到臺灣傳教。抵臺初期,認識因特赦出獄沒多久的彭明敏,之後協助彭明敏於一九七○年脫逃出境。隔年三月因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牽連,唐培禮夫婦在四十八小時內遭驅逐出境。回到美國後,繼續從事宣教與教學工作,也在阿拉斯加州和奧瑞岡州擔任牧師,二十多年無法以美國護照出境。二○○三年,唐培禮才有機會再到臺灣,並接受人權工作的表揚。著有《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臺灣白色恐怖》(Fireproof Moth: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
倒數計時
要生存,恐懼是不可或缺的情緒。——漢娜.鄂蘭(一九○六~一九七五)

儘管秋詩和我都很心煩意亂,還是依約每個星期跟彼得(按:準備脫逃計畫時,他們決定幫彭明敏取英文名字做為代號)、胡佛夫婦(George and Dot Hoover)和希斯夫婦(Mike and Judy Heath)見面。彼得會變裝成日本嬉皮樂師出國,我們得在一本「遺失」的護照貼上他易容後的照片。一九六九年整個秋天,他做了個實驗。整整四星期,他上唇留起鬍子,白天則足不出戶。他還是會在午夜過後出來跟我們碰面,不是在胡佛家就是在希斯家。但這段期間,完全不讓跟監的人看到他的蹤影。當鬍子留得差不多他要的長度後就刮掉,等到真正要離開前四個星期,再把鬍子留起來。

刮掉鬍子前,彼得先到自助式照相亭,拍了好幾張護照用的照片。這些照片都送去日本給宗像隆幸(Munakata Takayuki),當時他已經找到日本籍的阿部賢一(Abe Kenichi)願意到臺灣來「遺失」自己的護照。宗像製造了一部壓紋機,壓出來的圖案就跟日本政府在護照上的壓紋一模一樣。取得阿部賢一的護照後,他們在十來張照片上壓紋,其中一張壓紋的地方,看起來就跟原版完全相同。隨後,他們再把這些照片送回臺灣。

大家都認同變裝出逃,也都覺得彼得看起來真的很像他要假扮的日本嬉皮樂師。問題是他的手臂怎麼辦?

果不其然,邁可(Mike Heath)問了一個他這種老實人一定會提的問題:「我們怎麼有辦法讓他的斷臂不洩漏祕密?」大夥兒以前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但從沒講得這麼直接,也不曾在彼得面前談。

「可以這麼做,」達特(Dot Hoover)說:「與其希望他們不去注意他的手臂,不如假裝嚴重燒傷的樣子包裹起來。以前在醫院當護士的時候,我已經包紮過許多次。人家會注意到他的手,但是看到的是胳膊下面吊著一個大繃帶,看不出他沒有手臂。」

「對呀,」我說,「他甚至可以編個故事說,在臺北的餐廳被熱湯燙到了。」

聽來像個笑話,彼得被這氣氛感染,也笑著說:

「說不定我還在生氣,考慮回到日本以後要控告那家餐廳呢!」

秋詩說:「我覺得綁繃帶應該行得通。」

彼得也同意,達特則說,她會在出發當天晚上,把所有需要的材料和設備準備好。

***

出發日期訂在一九七○年一月三日,星期六。大家都不喜歡星期六晚上出發,我們覺得最好的時機應該是很多人在機場的時候。但是彼得打算在機場人最少的時候離開。暗地裡,我們和胡佛、希斯兩對夫妻討論到這件大家都擔心的事。最後結論是,相較於到底他應該決定何時出發,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內心的平靜。所以,就是星期六晚上了。

還有一件事跟彼得內心的平靜有關。

「你們當中應該有人一起到機場,看著彼得上飛機。」秋詩說這話的時候,只知道屆時不應該是我們夫妻任何一個。安全起見,最好是新加入的成員。她說:「另外,巴德(Bud Carroll)會在香港機場。我希望我們能夠有個人跟彼得一起搭飛機,這樣不管飛機上發生什麼事,都有人親眼目睹。」

「這是個好點子,」彼得說:「如果有個人在飛機上,我會覺得好過一點。但你想誰會願意這樣做?」

「最好是任何一個跟這件事無關的人。」我說。大家都點頭同意。

靈光乍現,我突然想到:「德威特.巴奈特(Dewitt Barnett)這個人如何?」

「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彼得說:「但我們可以問問他。」

話很快就傳出去。碰巧德威特剛好要在十二月十二日和十三日來臺灣兩天,我們有機會跟他當面討論。

「當然沒問題,我願意做這件事,」他的語氣好像這根本不是個難題,「告訴我時間和哪班飛機。」

「彼得會在一月三日星期六晚上出去,」我說:「我們希望你從日本搭乘那班日航班機來臺,然後彼得在臺北上機。」

「何不星期五晚上我就搭機來臺,先跟你們碰面,好知道一切都按計畫進行?」他問道。

我原本要說,這時候跟彼得本人碰面是個不必要的風險,但是彼得比我先答話。

「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彼得說:「我想去機場之前先見到你。」

就這麼定了。 希望當這班飛機離臺時,彼得和德威特兩人都上了機。如果他們兩人都在飛機上,萬一發生什麼事情,好歹我們有個目擊者。

我很少把脫逃計畫寫在筆記上。十二月二十日當天,我寫下巴德從香港傳來的消息:「昨天傳話來了。錢已送到,我們準備進入最後階段。」雖然「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AFSC)不斷有資金送來協助政治犯家屬,我們從沒有把這當中任何錢用在脫逃計畫。我們那幾位美國友人謹守承諾。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聽說韋禮遜(Don Wilson)當時有辦法從長老教會的「宣福基金」當中取得若干費用。手上已經有錢,我們用阿部的名義買了一張一月三日星期六的機票,阿部本人則會在星期五從日本來臺。

前一個星期六晚上,我們派喬治和達特到機場去,勘查一週後彼得要搭乘的那班晚上十點的飛機。我們則在希斯家等他們回來。當他們十一點多回來的時候,兩個人都臉色鐵青。

喬治說:「機場連一個人都沒有!」我從沒見過他這麼激動。

「我們到樓上的訪客候機區,那裡可以鳥瞰整個出境區和外面的停機坪,」達特解釋道:「一旦彼得進入機場,除非他離開出境區,通過海關,我們都可以看見他,直到他登機。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景象真叫人擔心。」她就事論事地說:「這是晚上最後一班飛機。其他的航空公司櫃檯都關了,我們的班機只有一個地勤職員。沒有人!沒有人從這裡登機。」

「我們只看到安檢人員到處晃,」喬治說:「我覺得選擇星期六晚上對你而言簡直是自殺,彼得。我認為應該重新安排你離開的時間,改成星期六白天或下個星期。」

我知道彼得正在慎重思考。當時一片死寂,接著他開口了。

「不,」他說:「我們不要變更計畫或換機票。我還是認為這是最好的時間。」

沒有人再說任何話了,但是胡佛夫婦兩人帶回來的消息讓我們都清醒過來,包括彼得在內。

彼得當晚離開後,我們和其他人繼續討論。大家談的並不是試著要彼得改變主意。心意已決。我們進一步討論的是大家心裡都想過,但是不曾一起討論的話題。

我問:「萬一彼得在機場被捕怎麼辦?」

喬治現在已經從機場驚魂恢復過來,他務實地說:「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消息傳出去,讓外頭的朋友把他被捕的消息廣告周知。」

「同時,最好是,」我說:「有辦法在我們被捕之前傳出去。」

「想想看,」秋詩難得打破她在聚會中沉默不語的習慣,這回她說話了:「我們不能讓這些獵犬圍著彼得轉。也沒辦法只靠我們解決。既然已經有了計畫,一定會成功!」

***

一月二日星期五傍晚,彼得和阿部在城裡某處見面,然後把他的護照帶到希斯家。現在是計畫中最嚴峻的作業時刻:把護照上這個日本人的照片除去,換上彼得變裝過的照片。護照戳記是圓形的,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圓周落在照片左下角,其他的蓋在護照頁面上。我們從敘述東德出逃者的文章裡學到,得先把照片分開,這樣原來照片的底部才會完好如初。發放護照當局使用的膠水很黏,如果想把整張照片都移除,結果是連下面的頁面也會撕破。

我的任務是先把照片分開,然後把新照片貼在原來照片的底部上,這樣一來,新照片就會跟原來的照片一樣厚。在這之前數星期,我已經用一把很薄的刮鬍刀在照片上練習,現在已經很熟練了。

星期五晚上我把好幾張照片分開。這些照片變更的部分,都和目前護照上面的鋸齒相吻合。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決定到底哪張照片最恰當。彼得有時候會過來桌邊,看看進展,但是大部分時間都跟不在桌邊七嘴八舌的其他人閒聊。對彼得而言,簡直是過了萬古千秋之後,照片總算挑好,開始執行。秋詩拿著黏膠,把膠水塗在照片後面,然後小心翼翼地黏上去。改造得維妙維肖!

彼得最後的二十四小時都在希斯家待著。我們和胡佛夫婦回家睡了一覺,但是其他大部分時間都跟彼得在一起。

星期五深夜,或者是星期六凌晨,彼得回了家一趟。他不讓妻小知道他要離開了,萬一他們知道,就會被連累受罪。那天他進到小孩和太太房間,向他們無言地道別。等到他回到希斯家跟我們說的時候,彼得哭了。我想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彼得哭泣。我們都跟他一起落淚。

到了星期六早晨,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多的是時間,我們就玩起德國橋牌(Oh Hell),這是秋詩在多年前學會的一種紙牌遊戲,很容易上手。跟橋牌不同的是,德國橋牌的玩法是要不多不少贏得你所叫出來的墩數。一整天下來,我們七個人就輪進輪出,一直有四個人在餐桌上玩牌。

當大家準備好共進最後的晚餐時,我們送了一件開襟針織毛衣給彼得。這是秋詩和達特去買的臨別禮物。

秋詩把毛衣拿給他的時候說:「到了瑞典,你會需要這個。」

「謝謝,」彼得勉強擠出話來:「謝謝你們每個人所做的一切。」

彼得從他桌旁的位子站起來,往他的行李袋走過去。在二十四小時內第二次,屋內每個人都淚眼矇矓。

德威特星期五晚上就從日本搭那班飛機來臺。彼得跟他一起去機場。我們覺得這並不明智,但這一點對彼得似乎很重要。希斯家距離機場只有大約十五分鐘。德威特在九點前後抵達。當我們其他人忙著跟德威特打招呼,也跟彼得說再見的時候,達特和喬治先出門搭計程車,這樣他們就會比彼得和德威特先到機場。

彼得和德威特一到機場,就各走各的。胡佛夫婦已經直接到訪客候機區。仍在為上星期經驗擔心的喬治和達特,這回先是嚇了一跳,然後大大鬆了一口氣。他們看到一大群日本觀光客從巴士下車,排起隊伍魚貫報到,準備搭乘這架最後班機。緊跟著他們的是,戴假髮,蓄鬍鬚,一隻手臂吊著繃帶,另一手提著吉他箱盒的彼得。他現在是一個來臺北參加新年慶祝活動,結果燙傷手臂的日本樂師。彼得一路跟著日本觀光客直驅海關,又往飛機走去。

這群觀光客帶來的好運道,讓胡佛夫婦欣喜若狂。當彼得進到海關區的時候,他們看不到他,就移到另一處,等著看他出來走到候機區。正當彼得正要跨上飛機階梯時,一個官員從航站跑過來,又把他帶回去。喬治和達特看到彼得抬頭找他們,心想這下完蛋了。兩人過度驚嚇,完全動彈不得。

在他們離開之前,又看到彼得自己一個人走出來,回到飛機上。胡佛夫婦不知道為何他被帶回去,現在又為何搭上飛機。我們後來才知道,因為太緊張了,彼得把一些文件掉在海關官員的櫃檯。這個官員過來把彼得帶回去確認,同時拿回他的文件。

緊張得心臟砰砰跳,他們兩人看著飛機一路滑行到跑道盡頭。然後,飛機轉過來,竟又滑回航站。第二度,胡佛夫婦認為彼得被發現了。官員們和機場人員進進出出飛機,但是彼得並沒有出來。

***

在希斯家等候的我們,也都覺得一定哪裡出了狀況。好幾個星期之前,邁可.希斯就認定晚上的最後一班飛機,幾乎就直飛過他們家上空。正常起飛時間大約四十五分鐘過後,都還沒聽見飛機起飛。

邁可說: 「通常我一開始計時, 從沒晚過五分鐘。」

「你想我們會不會沒聽到飛機起飛的聲音?」秋詩問道。

「如果妳以前聽過,」邁可說:「妳就知道我們不可能沒聽到。」

沒有人說破,但是每個人都做最壞的打算。

飛機又停在航站大約二十分鐘左右。終於,機上乘客興奮起來了。沒有人下機。機艙大門關起,飛機滑到跑道終端,這次,起飛了!

***

飛機一起飛,我就提起嗓門說:「邁可,你對了,就是這聲音!」「我們還不知道延遲起飛的原因呢。」秋詩說。

這下大家都陷入緊張的沉默。

胡佛夫婦總算回來了,他們情緒已經緊繃到幾乎說不出話來。最後,我們總算恍然大悟,也確認彼得在機上。秋詩拿出玻璃杯和一瓶酒,大家舉杯互敬。

慶祝過後,我們回到神學院的家以前,還有一項任務。離開之際,彼得給了我們一個9×13吋的牛皮紙信封,要我們在他脫身後,送到他哥哥家。

街燈昏暗,路上很黑,牆壁又遮掉了大部分屋內的燈光。但因為距離不遠,我們走路過去。當時已過半夜,我們找到大門,按了門鈴。

門開,燈亮,秋詩走進玄關亮處,馬上把信封交給彼得的嫂嫂:「彭明敏要我們把這個交給你。」

我當時站在秋詩背後的暗處,猜想彼得嫂嫂並不知道我也在場。

「謝謝!謝謝!」她說,毫不猶豫就收下信封。「已經很晚了,」秋詩說:「不好意思,我們不應打擾太久。」

他嫂嫂很客氣地回應:「沒關係,」她又說了一遍:「謝謝!」才關上大門。

我們沿著暗巷走到街上招計程車時,秋詩沉吟道:「奇怪,她好像正等著我們去拜訪。」回到神學院的家時,已經過了大半夜,開始等待從香港打來的電話。

一直到當天凌晨二點,電話都還沒打來,我忍不住擔心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勉強睡了幾個小時,但醒來後更焦慮,因為電話鈴聲還是沒響。事先我們已經說好,等巴德打電話來,而不是我們打到香港去。

大家都沒上教堂。喬治打來探聽有沒有消息。聽我答「沒有」後,就主張他和邁可乾脆過來我們家練投籃,這樣好歹有點事做。秋詩待在屋裡等電話。當她過來報好消息的時候,我們都在球場。透過彼此事先約定的密碼:「雙胞胎安產誕生」,巴德說彼得和德威特都安全抵達香港,他們整晚談個不停,一直到當天上午,巴德送彼得搭上飛往瑞典的飛機。

我們繼續投籃——又跑、又吼、又跳、又叫!幾個月來緊繃的神經總算開始放鬆。

星期一,我們又接到巴德打來的電話,說彼得已經從哥本哈根派來電報,說他正要轉機,飛往旅途的最後一站,很快就要抵達斯德哥爾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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