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獨家書摘：〈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臺灣白色恐怖〉［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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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線上講座：以國家安全之名──白色恐怖裡的異鄉人

◎ 本文收錄於二○一一年二月Fireproof Moth: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美國Sunbury Press, Inc.出版。中文版二○一一年十二月由允晨文化出版，賴秀如譯。本篇選文為允晨文化翻譯版本。

唐培禮（Milo L. Thornberry，一九三七～二○一七）
在德州北部長大，為波士頓大學宣校與世界宗教神學博士。一九六五年底，與前妻唐秋詩（Judith Thomas）奉衛理公會派任到臺灣傳教。抵臺初期，認識因特赦出獄沒多久的彭明敏，之後協助彭明敏於一九七○年脫逃出境。隔年三月因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牽連，唐培禮夫婦在四十八小時內遭驅逐出境。回到美國後，繼續從事宣教與教學工作，也在阿拉斯加州和奧瑞岡州擔任牧師，二十多年無法以美國護照出境。二○○三年，唐培禮才有機會再到臺灣，並接受人權工作的表揚。著有《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臺灣白色恐怖》（Fireproof Moth: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

倒數計時
要生存，恐懼是不可或缺的情緒。——漢娜．鄂蘭（一九○六～一九七五）

儘管秋詩和我都很心煩意亂，還是依約每個星期跟彼得（按：準備脫逃計畫時，他們決定幫彭明敏取英文名字做為代號）、胡佛夫婦（George and Dot Hoover）和希斯夫婦（Mike and Judy Heath）見面。彼得會變裝成日本嬉皮樂師出國，我們得在一本「遺失」的護照貼上他易容後的照片。一九六九年整個秋天，他做了個實驗。整整四星期，他上唇留起鬍子，白天則足不出戶。他還是會在午夜過後出來跟我們碰面，不是在胡佛家就是在希斯家。但這段期間，完全不讓跟監的人看到他的蹤影。當鬍子留得差不多他要的長度後就刮掉，等到真正要離開前四個星期，再把鬍子留起來。

刮掉鬍子前，彼得先到自助式照相亭，拍了好幾張護照用的照片。這些照片都送去日本給宗像隆幸（Munakata Takayuki），當時他已經找到日本籍的阿部賢一（Abe Kenichi）願意到臺灣來「遺失」自己的護照。宗像製造了一部壓紋機，壓出來的圖案就跟日本政府在護照上的壓紋一模一樣。取得阿部賢一的護照後，他們在十來張照片上壓紋，其中一張壓紋的地方，看起來就跟原版完全相同。隨後，他們再把這些照片送回臺灣。

大家都認同變裝出逃，也都覺得彼得看起來真的很像他要假扮的日本嬉皮樂師。問題是他的手臂怎麼辦？

果不其然，邁可（Mike Heath）問了一個他這種老實人一定會提的問題：「我們怎麼有辦法讓他的斷臂不洩漏祕密？」大夥兒以前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但從沒講得這麼直接，也不曾在彼得面前談。

「可以這麼做，」達特（Dot Hoover）說：「與其希望他們不去注意他的手臂，不如假裝嚴重燒傷的樣子包裹起來。以前在醫院當護士的時候，我已經包紮過許多次。人家會注意到他的手，但是看到的是胳膊下面吊著一個大繃帶，看不出他沒有手臂。」

「對呀，」我說，「他甚至可以編個故事說，在臺北的餐廳被熱湯燙到了。」

聽來像個笑話，彼得被這氣氛感染，也笑著說：

「說不定我還在生氣，考慮回到日本以後要控告那家餐廳呢！」

秋詩說：「我覺得綁繃帶應該行得通。」

彼得也同意，達特則說，她會在出發當天晚上，把所有需要的材料和設備準備好。

***

出發日期訂在一九七○年一月三日，星期六。大家都不喜歡星期六晚上出發，我們覺得最好的時機應該是很多人在機場的時候。但是彼得打算在機場人最少的時候離開。暗地裡，我們和胡佛、希斯兩對夫妻討論到這件大家都擔心的事。最後結論是，相較於到底他應該決定何時出發，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內心的平靜。所以，就是星期六晚上了。

還有一件事跟彼得內心的平靜有關。

「你們當中應該有人一起到機場，看著彼得上飛機。」秋詩說這話的時候，只知道屆時不應該是我們夫妻任何一個。安全起見，最好是新加入的成員。她說：「另外，巴德（Bud Carroll）會在香港機場。我希望我們能夠有個人跟彼得一起搭飛機，這樣不管飛機上發生什麼事，都有人親眼目睹。」

「這是個好點子，」彼得說：「如果有個人在飛機上，我會覺得好過一點。但你想誰會願意這樣做？」

「最好是任何一個跟這件事無關的人。」我說。大家都點頭同意。

靈光乍現，我突然想到：「德威特．巴奈特（Dewitt Barnett）這個人如何？」

「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彼得說：「但我們可以問問他。」

話很快就傳出去。碰巧德威特剛好要在十二月十二日和十三日來臺灣兩天，我們有機會跟他當面討論。

「當然沒問題，我願意做這件事，」他的語氣好像這根本不是個難題，「告訴我時間和哪班飛機。」

「彼得會在一月三日星期六晚上出去，」我說：「我們希望你從日本搭乘那班日航班機來臺，然後彼得在臺北上機。」

「何不星期五晚上我就搭機來臺，先跟你們碰面，好知道一切都按計畫進行？」他問道。

我原本要說，這時候跟彼得本人碰面是個不必要的風險，但是彼得比我先答話。

「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彼得說：「我想去機場之前先見到你。」

就這麼定了。 希望當這班飛機離臺時，彼得和德威特兩人都上了機。如果他們兩人都在飛機上，萬一發生什麼事情，好歹我們有個目擊者。

我很少把脫逃計畫寫在筆記上。十二月二十日當天，我寫下巴德從香港傳來的消息：「昨天傳話來了。錢已送到，我們準備進入最後階段。」雖然「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AFSC）不斷有資金送來協助政治犯家屬，我們從沒有把這當中任何錢用在脫逃計畫。我們那幾位美國友人謹守承諾。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聽說韋禮遜（Don Wilson）當時有辦法從長老教會的「宣福基金」當中取得若干費用。手上已經有錢，我們用阿部的名義買了一張一月三日星期六的機票，阿部本人則會在星期五從日本來臺。

前一個星期六晚上，我們派喬治和達特到機場去，勘查一週後彼得要搭乘的那班晚上十點的飛機。我們則在希斯家等他們回來。當他們十一點多回來的時候，兩個人都臉色鐵青。

喬治說：「機場連一個人都沒有！」我從沒見過他這麼激動。

「我們到樓上的訪客候機區，那裡可以鳥瞰整個出境區和外面的停機坪，」達特解釋道：「一旦彼得進入機場，除非他離開出境區，通過海關，我們都可以看見他，直到他登機。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景象真叫人擔心。」她就事論事地說：「這是晚上最後一班飛機。其他的航空公司櫃檯都關了，我們的班機只有一個地勤職員。沒有人！沒有人從這裡登機。」

「我們只看到安檢人員到處晃，」喬治說：「我覺得選擇星期六晚上對你而言簡直是自殺，彼得。我認為應該重新安排你離開的時間，改成星期六白天或下個星期。」

我知道彼得正在慎重思考。當時一片死寂，接著他開口了。

「不，」他說：「我們不要變更計畫或換機票。我還是認為這是最好的時間。」

沒有人再說任何話了，但是胡佛夫婦兩人帶回來的消息讓我們都清醒過來，包括彼得在內。

彼得當晚離開後，我們和其他人繼續討論。大家談的並不是試著要彼得改變主意。心意已決。我們進一步討論的是大家心裡都想過，但是不曾一起討論的話題。

我問：「萬一彼得在機場被捕怎麼辦？」

喬治現在已經從機場驚魂恢復過來，他務實地說：「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消息傳出去，讓外頭的朋友把他被捕的消息廣告周知。」

「同時，最好是，」我說：「有辦法在我們被捕之前傳出去。」

「想想看，」秋詩難得打破她在聚會中沉默不語的習慣，這回她說話了：「我們不能讓這些獵犬圍著彼得轉。也沒辦法只靠我們解決。既然已經有了計畫，一定會成功！」

***

一月二日星期五傍晚，彼得和阿部在城裡某處見面，然後把他的護照帶到希斯家。現在是計畫中最嚴峻的作業時刻：把護照上這個日本人的照片除去，換上彼得變裝過的照片。護照戳記是圓形的，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圓周落在照片左下角，其他的蓋在護照頁面上。我們從敘述東德出逃者的文章裡學到，得先把照片分開，這樣原來照片的底部才會完好如初。發放護照當局使用的膠水很黏，如果想把整張照片都移除，結果是連下面的頁面也會撕破。

我的任務是先把照片分開，然後把新照片貼在原來照片的底部上，這樣一來，新照片就會跟原來的照片一樣厚。在這之前數星期，我已經用一把很薄的刮鬍刀在照片上練習，現在已經很熟練了。

星期五晚上我把好幾張照片分開。這些照片變更的部分，都和目前護照上面的鋸齒相吻合。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決定到底哪張照片最恰當。彼得有時候會過來桌邊，看看進展，但是大部分時間都跟不在桌邊七嘴八舌的其他人閒聊。對彼得而言，簡直是過了萬古千秋之後，照片總算挑好，開始執行。秋詩拿著黏膠，把膠水塗在照片後面，然後小心翼翼地黏上去。改造得維妙維肖！

彼得最後的二十四小時都在希斯家待著。我們和胡佛夫婦回家睡了一覺，但是其他大部分時間都跟彼得在一起。

星期五深夜，或者是星期六凌晨，彼得回了家一趟。他不讓妻小知道他要離開了，萬一他們知道，就會被連累受罪。那天他進到小孩和太太房間，向他們無言地道別。等到他回到希斯家跟我們說的時候，彼得哭了。我想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彼得哭泣。我們都跟他一起落淚。

到了星期六早晨，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多的是時間，我們就玩起德國橋牌（Oh Hell），這是秋詩在多年前學會的一種紙牌遊戲，很容易上手。跟橋牌不同的是，德國橋牌的玩法是要不多不少贏得你所叫出來的墩數。一整天下來，我們七個人就輪進輪出，一直有四個人在餐桌上玩牌。

當大家準備好共進最後的晚餐時，我們送了一件開襟針織毛衣給彼得。這是秋詩和達特去買的臨別禮物。

秋詩把毛衣拿給他的時候說：「到了瑞典，你會需要這個。」

「謝謝，」彼得勉強擠出話來：「謝謝你們每個人所做的一切。」

彼得從他桌旁的位子站起來，往他的行李袋走過去。在二十四小時內第二次，屋內每個人都淚眼矇矓。

德威特星期五晚上就從日本搭那班飛機來臺。彼得跟他一起去機場。我們覺得這並不明智，但這一點對彼得似乎很重要。希斯家距離機場只有大約十五分鐘。德威特在九點前後抵達。當我們其他人忙著跟德威特打招呼，也跟彼得說再見的時候，達特和喬治先出門搭計程車，這樣他們就會比彼得和德威特先到機場。

彼得和德威特一到機場，就各走各的。胡佛夫婦已經直接到訪客候機區。仍在為上星期經驗擔心的喬治和達特，這回先是嚇了一跳，然後大大鬆了一口氣。他們看到一大群日本觀光客從巴士下車，排起隊伍魚貫報到，準備搭乘這架最後班機。緊跟著他們的是，戴假髮，蓄鬍鬚，一隻手臂吊著繃帶，另一手提著吉他箱盒的彼得。他現在是一個來臺北參加新年慶祝活動，結果燙傷手臂的日本樂師。彼得一路跟著日本觀光客直驅海關，又往飛機走去。

這群觀光客帶來的好運道，讓胡佛夫婦欣喜若狂。當彼得進到海關區的時候，他們看不到他，就移到另一處，等著看他出來走到候機區。正當彼得正要跨上飛機階梯時，一個官員從航站跑過來，又把他帶回去。喬治和達特看到彼得抬頭找他們，心想這下完蛋了。兩人過度驚嚇，完全動彈不得。

在他們離開之前，又看到彼得自己一個人走出來，回到飛機上。胡佛夫婦不知道為何他被帶回去，現在又為何搭上飛機。我們後來才知道，因為太緊張了，彼得把一些文件掉在海關官員的櫃檯。這個官員過來把彼得帶回去確認，同時拿回他的文件。

緊張得心臟砰砰跳，他們兩人看著飛機一路滑行到跑道盡頭。然後，飛機轉過來，竟又滑回航站。第二度，胡佛夫婦認為彼得被發現了。官員們和機場人員進進出出飛機，但是彼得並沒有出來。

***

在希斯家等候的我們，也都覺得一定哪裡出了狀況。好幾個星期之前，邁可．希斯就認定晚上的最後一班飛機，幾乎就直飛過他們家上空。正常起飛時間大約四十五分鐘過後，都還沒聽見飛機起飛。

邁可說： 「通常我一開始計時， 從沒晚過五分鐘。」

「你想我們會不會沒聽到飛機起飛的聲音？」秋詩問道。

「如果妳以前聽過，」邁可說：「妳就知道我們不可能沒聽到。」

沒有人說破，但是每個人都做最壞的打算。

飛機又停在航站大約二十分鐘左右。終於，機上乘客興奮起來了。沒有人下機。機艙大門關起，飛機滑到跑道終端，這次，起飛了！

***

飛機一起飛，我就提起嗓門說：「邁可，你對了，就是這聲音！」「我們還不知道延遲起飛的原因呢。」秋詩說。

這下大家都陷入緊張的沉默。

胡佛夫婦總算回來了，他們情緒已經緊繃到幾乎說不出話來。最後，我們總算恍然大悟，也確認彼得在機上。秋詩拿出玻璃杯和一瓶酒，大家舉杯互敬。

慶祝過後，我們回到神學院的家以前，還有一項任務。離開之際，彼得給了我們一個9×13吋的牛皮紙信封，要我們在他脫身後，送到他哥哥家。

街燈昏暗，路上很黑，牆壁又遮掉了大部分屋內的燈光。但因為距離不遠，我們走路過去。當時已過半夜，我們找到大門，按了門鈴。

門開，燈亮，秋詩走進玄關亮處，馬上把信封交給彼得的嫂嫂：「彭明敏要我們把這個交給你。」

我當時站在秋詩背後的暗處，猜想彼得嫂嫂並不知道我也在場。

「謝謝！謝謝！」她說，毫不猶豫就收下信封。「已經很晚了，」秋詩說：「不好意思，我們不應打擾太久。」

他嫂嫂很客氣地回應：「沒關係，」她又說了一遍：「謝謝！」才關上大門。

我們沿著暗巷走到街上招計程車時，秋詩沉吟道：「奇怪，她好像正等著我們去拜訪。」回到神學院的家時，已經過了大半夜，開始等待從香港打來的電話。

一直到當天凌晨二點，電話都還沒打來，我忍不住擔心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勉強睡了幾個小時，但醒來後更焦慮，因為電話鈴聲還是沒響。事先我們已經說好，等巴德打電話來，而不是我們打到香港去。

大家都沒上教堂。喬治打來探聽有沒有消息。聽我答「沒有」後，就主張他和邁可乾脆過來我們家練投籃，這樣好歹有點事做。秋詩待在屋裡等電話。當她過來報好消息的時候，我們都在球場。透過彼此事先約定的密碼：「雙胞胎安產誕生」，巴德說彼得和德威特都安全抵達香港，他們整晚談個不停，一直到當天上午，巴德送彼得搭上飛往瑞典的飛機。

我們繼續投籃——又跑、又吼、又跳、又叫！幾個月來緊繃的神經總算開始放鬆。

星期一，我們又接到巴德打來的電話，說彼得已經從哥本哈根派來電報，說他正要轉機，飛往旅途的最後一站，很快就要抵達斯德哥爾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