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獨家書摘：彭明敏〈逃亡〉（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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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線上講座：那些上山來的「外來客」 ──記一九五○年代環繞阿里山、梅山的白色事件

彭明敏（一九二三～）
原籍高雄，出生於臺中大甲，二戰期間留學日本東京帝大時遭空襲美機炸斷左臂，戰後返臺入臺大政治系，出國留學取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航空法碩士與法國巴黎大學博士，返臺後任教於臺大，一九六一年任臺大政治系主任。一九六四年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發表「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判刑八年。一九六五年蔣介石因國際輿論壓力下令特赦，獲釋後遭嚴密監視，一九七○年化裝逃亡瑞典，再轉往美國。一九九二年返臺，曾於一九九六年代表民進黨競選總統。著有《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逃亡》等。

◎ 收錄於二○○九年六月《逃亡》，玉山社。

外國的邀請

我被特赦以後，就接到一些國際會議和大學發邀請信或聘書，要我到國外去。第一個是瑞士日內瓦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協會會議」邀請我去參加，但是無法出境。我的母校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也邀我去教書。另外，密西根大學也正式發聘書，很具體地將旅費和薪水都列出，要我去教書和研究。其他美國哈佛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都表示有意聘請我去，但是我的出國申請有時無法找到保證人（當時出國要有保證人），有時雖然找到保證人，但不准出境，所以都沒有成行（後來知道，是否讓我出國，在國民黨內部曾有激烈的討論，結果都是被否決掉）。

不少有心的外國教授、記者、朋友都不顧監視，到我家訪問。有時我故意請這些人公開到餐館吃飯，讓他們看看特務人員那麼緊張在隔壁桌叫菜監視。有一位日本著名教授，來看我幾次，有一次帶一位年輕女助理來，她幫我帶了一些資料到國外去，就是將資料隱藏在胸罩內，成功地帶出去，所以外國媒體和學界相當清楚我的處境及臺灣政治的真相。

另一小插曲是，有一天，我看見一部車子開到我家門口停下來了，當監視的特務們向前擁上時，一個高大的洋人，帶著一疊厚厚的大紙袋，不理會那些特務，下車走向我門口，原來是史坦福大學教授馬克．曼可（Mark Mancall）。他以前來過臺灣的時候，我就認識了，這次來看我，我們相約翌日在國賓飯店吃飯，赫然發現特務也在鄰桌吃飯竊聽我們的談話。那天下午，曼可教授便離開臺灣，不久之後，他的臺灣入境簽證就被取消了。

與國內年輕人的接觸

我受軟禁，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敢接近，可是有一些關心國事，擔憂臺灣前途的青年們則有勇氣地來看我，雖然他們來訪問有時要被監視人員登記身分證，他們都是極有政治意識的年輕人，想為臺灣的將來做一點事。到我家裡來，他們常在一起激昂、憤慨地討論國民黨政策的虛偽和欺騙以及臺灣人的處境，討論如何成立組織或者出來競選等具體行動。不幸的，這些人以後一個一個被逮捕，並且都承認在我家裡聚會討論計畫。

其中有一個叫陳光英，有一天獨自來看我，說將要去日本，我祝他旅途愉快。約一個月後，他又來說在日本想去看流亡的臺灣人，包括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的作者），希望我介紹他給史明。我雖然未曾見過史明，但大家都知道他在日本臺灣獨立運動中自成一派，並且出版期刊，不斷鼓吹臺灣獨立，所以我勉強答應用一張自己名片，寫：「來者是一位認真的臺灣青年，請予關照」，署名「牧山」，告訴陳可以向史明解釋「牧山」就是我。二、三個月後，他說已從日本回來，並說史明託他帶些東西要給我，就是臺幣五千元、一些宣傳刊物和一個我沒見過的小廣播器，他說使用此廣播器，附近地區的人都可以聽得到，但我覺得它看起來像一個玩具。我將五千元還給他，將刊物和廣播器留在我家，後來我幾乎忘了這些東西的存在。

調查局的威嚇

有一天，蔣經國從日本訪問回來，王淦來找我說沈之岳局長邀請我吃飯，我又到了調查局招待所，這次客人只有我。還未進門，在前院子就感覺氣氛有異，前庭的幾棵大樹都有人躲在後面，有兩個面孔猙獰難看的人在門口接我，自稱是調查局科長或組長，並道歉說局長臨時有事不能來。我被引進餐桌，一開始感覺氣氛怪怪的，開始上菜、倒酒、進食，彼此談了幾分鐘後，其中一人忽然板起嚴肅的臉孔問：

「彭先生，我們有些問題要問你，你有沒有寫過信給海外的臺獨分子？」

「沒有。」

「請你再想想，確實沒有嗎？」

「確實沒有。」

「好吧。」他站起來，拿出一個公文紙袋來，從裡面抽出來的就是我向史明介紹陳光英的那個名片。

「這不是你寫的嗎？」

「是，我寫的，但這只是一張介紹便條，並不是信。」

「你認識史明嗎？」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想解釋事情經過，但他們不理會。

「你不知道這傢伙是共產黨，曾到過延安嗎？你不知道他與劉少奇有關嗎？你不知道他是通緝犯嗎？」

「這些我都不知道。」

「你不是經過陳光英收到二十萬日幣、一個廣播器和一些臺獨刊物嗎？」他並指出陳光英每次到我家的正確日期和時間。

「陳光英帶這些東西到我家來，但我把日幣當場退還，那些刊物也毀棄了，至於廣播器，那不過是個玩具，在日本到處都可以廉價買到。」

「你知道那筆錢是要你做政治活動的？」

「我沒收下那筆錢。陳光英說是史明要送給我的禮品，那玩具是在日本百貨店四、五百日幣就買得到的，我經常收到人家送來的各種刊物，有的我都毀掉的。」

他們不接受我的解釋，並認定我繼續在做叛亂的工作。

「我們已逮捕了許多年輕人，他們也承認都是受你的指示從事叛亂活動，他們也承認你是臺灣的最大亂源」，我沒說什麼了，只聽他們在那兒一直咆哮。他們一方面這樣講，一方面又說：「不要客氣，請吃，請喝。」這種請客從來沒看過、聽過。最後有一個人當面說：「你不要以為靠美國人就安全，我們隨時可以把你消滅掉，」接下來又說：「請不要客氣，請吃，請喝。」這場怪誕的晚餐延續了相當久，已過半夜了，我以為會當場被扣押，可是，還是在和平東路人煙稀少的半夜，以吉普車把我送回家，已是凌晨一點以後了。

一個事實，完全明白了，陳光英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特務線民，他費盡心機以史明、介紹信、廣播器、臺獨刊物、日幣等，設上圈套，為調查局製造理由，企圖把我幹掉。我許多年輕朋友被捕，也大都是因為他的密報。他因此得到鉅額獎金，改名換姓，到南美洲做生意去了。

無論如何，許多年輕人經常在我家討論政治和具體行動，這是事實。所以在當局的眼中，我還是在鼓勵或煽動年輕人從事反政府的「叛亂」活動。美國情報機關在他們的報告中也認為我繼續在做反政府的活動，說我似乎想為臺灣獨立而「殉道」。

我在被軟禁期間，確實繼續寫一連串評論臺灣政情的英文稿件，經祕密管道寄到國外發表，也送給美國在臺使館，他們收到我的文章，斷定我繼續在從事於反政府活動，非常危險。

要做決斷的時候了

我周圍的情勢已經惡化到極點，沒有工作，跟國民黨政治機關的關係也已經決裂，無法補救，連生命都受到威脅，外國媒體開始傳言，我可能會再被捕，以我看來現在只有幾種選擇了：

A不要「尊嚴」，不要「驕傲」，依照國民黨的安排，接受自己認為不妥當且不名譽的職位和薪俸，不再與熱愛臺灣的青年人或學生接觸，不再論政、批評政府，不再與國際學界朋友和媒體接觸，更不再撰文祕密寄到國外發表（除非是支持國民黨政策的）。總之，自此終生乖乖做一個順民。

B繼續拒絕接受他們的條件，繼續與熱血的青年們談論時政，鼓勵他們從事各種政治活動，繼續撰文指出國民黨的荒謬政策將導致臺灣於毀滅。如此則須面臨下面的可能：

一、再被逮捕，被判死刑或長期坐牢。
二、被暗殺（已有知道國民黨內情的朋友給我警告）。
三、被終身監禁，如張學良或孫立人。

C冒險脫出臺灣。

George Todd牧師和Milo Thornberry牧師及其夫人Judith

我被捕前認識了臺南神學院美籍牧師George Todd（按：杜佐志），他雖然是一位傳教士，同時也是一位積極活動而有創意的社會運動家。他不是浸在教堂講道，只想拯救靈魂的那種傳統牧師，是對社會的公義、不公義、人權、民主、自由同樣關切的一個行動家。他在美國從事社區組織而聞名。來到臺灣以後，也對臺灣的政情和國民黨的專制獨裁，非常關切。跟我認識以後，我們常見面，對臺灣社會和政治各方面的嚴重問題，討論和交換意見。他也曾邀請我到臺南神學院以臺語演講關於人民自決問題。他對我關於臺灣政治民主的改革意見，完全贊同。他很喜歡與臺灣基層社會庶民打成一片，故被開玩笑說成「流氓牧師」。我被特赦以後，他曾把來到臺灣不久的臺北神學院教授 Milo Thornberry夫妻（按：唐培禮與唐秋詩）介紹給我。Thornberry夫妻是年輕的美籍傳教士夫妻，充滿理想，他的思想方向類似George Todd，對臺灣的社會、政治、民主、自由、公義表示密切關懷。Thornberry牧師夫人Judith，專研社會學，也對臺灣婦女問題，深有興趣，有一天她忽然問我，能否帶她上酒家看看，使我嚇了一跳。因為他們住在陽明山神學院宿舍，所以我有機會就逃離監視，在他們家祕密見面，也透過他，認識數對同樣思想的美籍傳教士夫妻。這些傳教士將成為我要脫離臺灣的重要關鍵人物。Thornberry夫妻知道臺灣政治犯和家族的悲慘情況，曾經在國外募款對政治犯家族給予經濟援助。為了要給他們政治犯名單，我、謝聰敏、魏廷朝都相當地努力幫助他們密查，並去分配這些救助金給政治犯家族。謝聰敏和魏廷朝以後再被捕、被求刑，這也是其理由之一。

決心逃亡

調查局王淦處長來訪愈來愈頻繁，梁肅戎也更加努力要斡旋，但都無結果。美國使館和外國媒體都也知悉我與當局的關係非常緊張，他們都認為我的再被逮捕或更壞情形隨時可能發生，將不可避免（他們一再報導我似乎準備為了臺灣獨立而「殉道」）。我也感覺事態愈來愈嚴重緊迫，而愈惡化。王淦一再苦口婆心地勸我接受他們的安排，說這樣一來，既有工作，生活問題也可以解決，而且對我造成這麼大痛苦的監視，也可以結束了。顯然，國民黨裡較開明的分子，仍然希望我妥協，想說服我靠向他們，公開表態向他們認同。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過日子，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親友圈子愈來愈縮小， 不但活得沒有意義，被捕或被暗害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氣氛之下，我感覺好像快要窒息了。王淦和梁肅戎的來訪，變成一種難忍的刺痛了。

情勢惡化以後，我就更常深夜到Thornberry陽明山神學院的宿舍，去說明我所面對的惡劣情勢。經過多次的深入討論及分析，他們從一九六八年後期就開始勸我應該考慮逃亡到外國。起初我相當遲疑，說我有家庭，也還想為臺灣前途做一點貢獻。他們卻指出我一旦喪命，不是對家庭和臺灣的損失更大嗎？終於有一天我告訴他們：「我不得不逃亡」了，於此他們反問：「你真有決心冒險嗎？」我就告訴他們，我已經思考相當久了，逃離臺灣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我的看法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失敗的話就要接受被殺的危險。可是回想起來，這樣的生活已快五年了，這樣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我願冒此險。他們就說，如果你想這樣做，凡是能夠幫忙的，都願意全力以赴。

在這個階段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基本決定而已。以後日本有一位可信的媒體人士，來訪問我，我就把這個決心洩漏給他。他很熱心，他要最後一次公開向美國政府請求，援助我能應聘出國，同時寫一私信給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請他幫忙。同時我要求他把我逃亡的意思傳給東京臺灣獨立聯盟的宗像隆幸（宋重陽）先生。這位宗像先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日本人，大學畢業後就在日本臺獨聯盟擔任專職人員，一生奉獻於臺灣獨立運動，雖未曾謀面，但知道此人是誠實可靠的，以後我就全力計劃逃亡的具體方法。

到哪裡去？怎麼樣去？陸路？海路？空路？如何保密？

為了守密，我採取所謂直線方式，每一個人只知道自己負責進行的部分，只有我一人， 知道全盤計畫的詳細。

既然要逃亡，要到哪裡去？怎樣去？首先要解決。其實這二個問題是連接不可分的，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守密？一個獨臂人，沒有任何證件，要偷渡到外國，必須要有不少陌生的第三人幫助才有可能。這些人哪裡去找？誰願意做這種事？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不論國內或國際，他們的情報特務密布，無孔不入，如何保密是一個極大的難題。想像只有兩種人有可能做，一種是出於俠義心，一種是出於錢財慾望，但是國民黨常以鉅額報酬來收買情報，因為人性弱點，上述兩種人，也隨時有可能因國民黨超大報酬，出賣祕密。

關於逃亡目的國家，初定以跟臺灣沒有邦交的國家較好，因為如果到有邦交國家，立刻會發生「引渡」問題，引起複雜的外交糾紛，恐難安住下去。另一方面又考慮到，比較容易接受我的國家，必須是對政治犯較寬容的國家，例如法國、加拿大和瑞典等北歐國家（尤其加拿大和法國，我曾留學過，較有淵源），美國和日本都除外，因為兩國政府對我的案件並不同情，包括季辛吉，雖然過去他曾兩次邀我參加在哈佛以及在東京所舉辦的國際會議，我與他個人相當熟識，我的事情發生後，他也曾向國民黨當局關切過，但請他協助我出境的事，就很冷漠，原來他當時正在祕密策劃接近中國，而不願插手我的事。

逃亡的工具只有船和飛機二選一。如果坐船只能到臺灣鄰近的國家，如日本、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中國完全除外。但是這些國家，都不適合做為目的國家，而且乘船偷渡，我曾託人探聽基隆、淡水、臺中、安平、高雄、東港、恆春等港口情形，結果都是說，臺灣所有港口，都被嚴密監視，船上人員出入港口，都受嚴格檢驗，故偷渡幾乎不可能。（依過去經驗，也可以想像到，船員遇到有偷渡人，必會去密報，以獲鉅額賞金。）所以乘船偷渡的可能性必須排除。但如果要到法國、加拿大或北歐國家等等，都必要經過幾個第三國，一個沒有任何證件的獨臂人，要輾轉數國到那邊去，其難度恐怕不輸於計劃在月球登陸。

經過長期考慮和Thornberry等人討論結果，最後選擇瑞典做為目的國。主要是因為該國的「國際特赦組織彭案小組」已經充分瞭解我的處境，與我已有聯繫，在那邊得到政治庇護大概較無困難。所以還是計劃想辦法坐飛機，飛往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