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記憶，如何遺忘──《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發表會後記

《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書籍介紹

今天下午很謝謝現場超過一百位讀者到場聆聽，幾乎七成讀者是1980年後出生的世代。除了作者吳乃德老師，很榮幸邀請到《美麗島》雜誌執行主編陳忠信先生對談，以及美麗島事件當時受軍法審判的姚嘉文先生與《美麗島》雜誌主要創辦者許信良先生到場發言。作者一開口就說，當時看到前輩挑戰獨裁、創造新時代，心中非常仰慕，沒想到有一天可以書寫他們的故事。

吳乃德說，寫這本書有兩個主要動機，一個是來自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的啟發，Popper曾說，學者應該要用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語言，把自己的研究跟同胞分享。因此他要分享的就是他認為臺灣許多轉變中很重要的：臺灣民主化的問題。民主有什麼好？吳乃德舉亞里斯多德的四個定義說明，既然人勢必要生活在政治社區，彼此是政治上的朋友，因此第一，朋友是平等的關係。第二，朋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需要協商。第三，可以選擇離開。第四，不會覺得被侮辱。吳乃德認為，政治人物不是在統治人民，與人民是廣泛的朋友關係。

像民主化這樣的變化是怎麼產生的？臺灣民主化三十年，過去對它如何產生的詮釋，一是殘缺，二是互相衝突。但對國家的發展，公民要有清楚的想法。因此他把他所理解國內外的民主化知識跟讀者分享。

第二個動機，臺灣的民族認同從民主化後才逐步在形成，在形成的過程中，對過去歷史的記憶非常重要，認同是需要基礎的，否則會很脆弱。既然臺灣民族已經在發展，因此希望這個書寫對未來有幫助。雖然記憶脫離不了過去，但記憶不等於歷史，民族記憶有幾個特性，第一很簡潔，第二會有所啟發與教訓。這些特性對寫歷史的人造成困難，難不成在寫童話？以英國為例，總是把邱吉爾描述成二戰打贏納粹的英雄，但這個簡單的故事離歷史事實有距離。那怎麼書寫呢？吳乃德認為，每一個時代總是會書寫屬於它的歷史記憶。而《臺灣最好的時刻》就是屬於他這個時代對美麗島事件的歷史記憶。

陳忠信回應時說道，他認為這本書有個主軸是，民族的記憶。他說一個月前讀了閻連科給香港科技大學網路課程，題目是「經此疫劫，讓我們成為有記性的人」。在上個世紀後半段臺灣的許多活動逐漸形成民主記憶，他笑說，通常民主轉型寫起來都很枯燥，可能三十二頁就有三百個注，但吳乃德的書裡不太有注解，像是小時候講給吳怡農的床邊故事。

陳忠信說，他認識吳乃德很久，一直覺得吳乃德心裡很仰慕普魯塔克。而普魯塔克很強調一個人在歷史當中的作用與重要性。在前一本著作《百年追求》的前言與結尾，吳乃德都特別強調人的作用。陳忠信強調，《臺灣最好的時刻》最重要的價值，還有對蔣經國是臺灣民主推手以及所謂中國式、東方式民主建構等歷史敘述的回應。曾有中國支持民主憲政的人找臺灣學者編《臺灣民主轉型的經驗與啟示》，整本書裡面黨外與民進黨只是路邊風景。因此吳乃德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要去思考不同的歷史記憶與歷史敘述，因為這會影響我們未來對歷史的理解。

姚嘉文也特別到場發言，他一開始強調，美麗島事件不該被稱作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就是發生在臺灣。他很高興吳乃德把美麗島事件的前因後果寫得很詳細，不是把美麗島事件寫成多少人被抓、林義雄家裡發生什麼事情等等，這種寫法無法寫出美麗島運動的意義與重要性。他恭喜吳老師這本書寫得很成功，但笑說還是有問題，比如這本書沒有寫到老蔣死後，蔣夫人與小蔣在鬥，蔣經國當時因此喊出「革新保臺」拉攏臺灣人，這也是中壢事件之前《大學》雜誌、很多團體出現的背景。另外，這本書也沒有處理，蔣經國身邊王昇與李煥的鬥爭如何影響了中壢事件。

姚嘉文說，《美麗島》雜誌當時的三個訴求，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修改憲法，並不是美麗島的發明，而是那個時代社會普遍的要求。這個問題警備總部一直不敢談，因此就把美麗島宣傳成暴徒，卻不談為什麼這些人這樣是叛亂。他詳述這三個訴求如何挑戰當時的政府，比如國會全面改選就挑戰了中國領土範圍的問題。這三個訴求是有其前因後果，能這樣寫的只有吳乃德。

許信良發言時幽默地說，現在八○年代後的年輕人可能偶像是吳怡農，但我的偶像是吳乃德，他是我看過最好的史家。這本書我看了很感動，尤其是審判與刑求，即使這麼多年過去看了仍舊非常震動。歷史當然有很多客觀的背景與條件，但人的因素很重要。許信良回憶說，美麗島雜誌會出來有一個重要的人正是姚嘉文律師，因為姚嘉文力催黃信介才有這個雜誌。另一個重要的人就是陳忠信，當時他特別從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雜誌把陳忠信挖角過來當執行編輯，果然造就這四期非常成功的《美麗島》雜誌。許信良對現場的年輕人說，人的因素非常重要，這本書最大的意義之一，就是假定民主有危機，你們要記得起來護衛。

有讀者提問，在當時戒嚴的環境下，為什麼當時的民主前輩有勇氣去反抗？吳乃德回應，原本最後一章想提這個問題，也就是為什麼每個社會都有這樣不顧危險的人？比如以前在歐陸保護猶太人的人，後來有很多學者去訪問他們，這些人自己也沒有答案，他們就是平常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陳忠信則說，可能是時代氛圍的影響，回看歷史，當時也許就如節氣驚蟄。

作者吳乃德最後結語的時候提到，書的最後一章之所以是〈民族的記憶與遺忘〉，是因為轉型正義在臺灣很受關注，但臺灣的民主轉型剛好遇到轉型正義，到底要記憶還是遺忘，這兩個議題同時在挑戰我們，在一些國家有時候記憶必須遺忘，如德國、西班牙都曾經選擇遺忘，否則納粹這麼多如何共存在一個社會，然而轉型正義卻又要求人們記憶。因此重要的不是選擇記憶還是遺忘，而是如何記憶，如何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