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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自我反思

这篇是我读张博树老师的 大数据与举国体制,中国抗疫经验的是与非, 之后产生的一些想法, 没什么营养. 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不要给人贴标签, 政党也不要. 恶人也能做善事, 善人也会做恶事之类的), 不过文末预告一下我会写三篇稍微有点意义的文章, 希望有兴趣的同学直接翻到末尾.

开篇先说一个现象, 在大陆的手机圈里, 小米手机和华为手机都拥有大量的粉丝, 这些粉丝中有比例极少(但遗憾的是总数不小, 这个修辞抄自巴菲特传), 希望将自己喜欢的品牌与美好的品质联系在一起, 而将对方的品牌与一些不那么雅观的词汇联系起来.

可能我们这些局外人都对这种贴标签的行为嗤之以鼻, 我也一度认为我自己不会犯这种错误, 然而最近回顾二月初我对这次疫情的看法, 却发现我也陷入了这种思考模式中, 而我不喜欢的标签则是CCP和集体主义.

我觉得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对疫情前期CCP的处理方法不满意, 我可能比平均更甚一些. 然而这些不满影响到了我对中国大陆之后行为的判断. 当看到一个行为的时候, 我不自觉的考虑其不好的影响, 并且对其好的影响有淡化的趋势. (尽管我目前仍然不认为很多政策是正确的, 我不得不承认其效果).

反思那时的我, 思维上基本处于了贴标签的状态. 尽管当时的观点并没有脱离逻辑的范围, 但开始有些极端. (幸运的是由于收集的证据不足, 我并没有太多的发表这些观点, 发表的观点似乎也都得到印证, 这一部分我之后会单独写一篇文章)

这件事至少告诉我, 我的思维里还是无法摆脱贴标签的习惯. 像上边手机的例子可能很多人都会明白, 但是在其他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去划分我和非我的观点, 并由偏向的看两方观点. 这时候我觉得可以想这么一个例子: 苏联是一个独裁政体, 苏联压迫了许多知识分子, 然而这些并不能论证AK47, SU-27或者Mig 21不是很好的武器设计. 也不能证明苏联15个诺贝尔奖是无用的. 静静的顿河, 日瓦格医生这种著作也是苏联时代创作的. 我这里并不是洗白苏联制度, 只是说不能因为制度来否定这个制度下的一切. 很多论述中还把专制制度当作银弹, 即否定一件事情只要说他是专制体制下产生的就可以了. 我自己要注意的便是看到这种论据, 先想清楚其观点和专制制度有没有关系, 在做判断.


文末预告一下之后的文章. 我希望在未来三周内写三篇文章, 分别谈谈我对马克思, 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观点的理解, 欢迎大家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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