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工程师：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意识形态

Engineers of the Soul: Ideology in Xi Jinping's China by John Garnaut

灵魂的工程师：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意识形态

选自Sinocism ，作者John Garnaut ，前中国区记者，澳大利亚政府中国政策专家。现已卸任政府职务，本文是他在2017年对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做出的讲座文稿。

原文见https://sinocism.com/p/engineers-of-the-soul-ideology-in

括号内为译注。



如在座的各位所知，我刚刚结束了过去八个月的模范公务员生活：等待时机、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严格地遵守官僚体系的制度。

现在我不干了。

但在甩手走人之前，我还想谢谢在座的各位尤其是 Paul 和 Sam 肯给我这个机会做一次最后的演说。我很荣幸能够开启将来会扩展到一整个系列的讲座。

这个讲座系列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风险的社会工程实验，主旨思想在于将经济学家与安全政策共置一室来让我们尝试对话，甚至像与 Canberra 原住民部落之间达成和平那样共同为了一个长期的共同政策目标而努力。

我们以后会知道这种尝试是否成功。

同时，我在这里属于经济学家的部落但却被不情愿地逼到了安全学者的营地那边。我的这次思想转变已经有十年以上的历史：我发现经济开放并不总是导致政治的开明，尤其是当一个政体有能力也有意愿去阻止政治开明。这是个很长的故事。

政治并不是一切，但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比朝鲜的政治更无处不在，也没有一个国家比朝鲜更把自己政治体制依赖于意识形态。

在工作中，我的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我不能把我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析从对中国的周边政策分析中分离出来。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中国会显得太过于陌生且难以理解。为了让我们每日公务烦身的领导能够简单的理解事件，我把一些事件、行动与概念进行了模式化构建。

这一构建中国行为模式的尝试同样也是「中国是什么？中国去向何方？中国想要什么？」这些困扰学界的理论争论的另一个视角。这个视角避免了与支持或反对中国的理论家的辩论。将「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中拿走是一种面对争论的自然回应，但同时也抹杀了争论所能带来的开端的可能。

这种范式一直都运作的相当好，我们将对中国的讨论水平提高到了过去几年间所不能及的地步。

但脱离了意识形态，我们也相当于放弃构造一个具有极强解释力和预测价值的模型。

渐渐地，随着中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的增强，我们进行了一番艰苦的尝试来试图用一个意识形态脉络理解中国领导人的语言框架、预期与决策。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共产党的基本形态，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她的意识形态。

所以今天我是来重新提起争辩的。

我想要列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几个历史基础，因为这是极其重要的。

1、共产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保持自己概念的纯洁性，她被融入了已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去——古老的王朝体系里。

2、中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对书写文化（written word）的尊重并且接受她的道德教化。

3、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透过一个关键的中介来理解：斯大林

4、共产主义——被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解读过的那种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冒着政治上不敏感的风险下，可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

5、习近平赋予了这种意识形态高度的重要性，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

我会在接下来的讨论结束以后继续谈论这些原则可能造成的实际后果。

一个王朝的宇宙观

从我在新中国做记者的年月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出：用党的说法，正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非公开的旧中国意识形态共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者们得到权力的基础是承诺摧毁黑暗帝国的历史遗留，但他们从没有真的像这样改变自己的内心认识。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古老帝国的故事中长大，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这些故事。《红楼梦》、《三国演义》——所有那些关于朝代兴衰的中国经典。甚至直至今日，这依然是中国文学与国家历史学的元叙事和主论调。

曾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工作的李锐（2019年2月16日去世）对我说，毛泽东本人对这些特别的痴迷。他说：「毛只睡他的床三分之一那么多的地方，剩下的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那些书全都是线装的中国古书，他研究皇帝们的宏图大略，也就是怎样治理国家，那是他最感兴趣的。」

这之后，建立政权的革命者们把自己同样的故事讲给他们的孩子。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宣传理论家。他的女儿对我说胡只有一次曾对她大声训斥：当她在父亲面前承认她没有读完《红楼梦》（将近一百万字）时。胡乔木非常愤怒，他批评女儿毛主席曾读过这本书25次。

这就是我对这个意识形态的第一个观察，也是意识形态在最宽泛的定义上——一套成体系的思想与观念上得出的结论：共和国的塑造们步上了王朝体系的后尘。

我承认，共产主义和封建的帝国并不是和谐的床伴。但她们之间也并非不可调和。陈云完成了共产主义王朝的配方：他们的子女并非因为生而有之的血统特权，而因为他们可以被信任，因为他们忠诚于革命事业才可以继承权力。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讲：「至少我们的孩子不会刨我们的坟。」

习近平利用了不成文的传统，利用了他父亲与红色王朝的建国者毛泽东的亲密关系，这样的寡头式权力帮助了他掌权。他作为所有伟大建国者家庭派系的妥协代表而掌权，这是理解习近平的世界观和他的太子党朋友们的出发点。

在中国的太子党，或者「革命的继承者们」的眼中，他们仍然愿意相信中国依然陷在千年来的王朝兴衰的历史循环中。在这个传统中，当你失去了政治权力，你不仅仅是失去自己的工作并得到西方传统中相对安逸的安排，你更可能失去你所有的财富，失去人身自由，很大可能整个家庭都会丢掉性命。你从历史上被抹掉，赢家拿走一切，输掉的一方什么都不剩。

在这种条件下，那句著名的英文谚语「生存斗争」（life-and-death-struggle）就显得太缺乏能动性了，在中文世界有一句话是「你死我活」：我必须杀人才能活下去。在红色王朝，习近平和他的同志们相信如果他们忘记这个教训，他们会和明清的统治者落得同样的下场。

中国对书写文化（written word）的敬重

第二点与第一点相联系，中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对书写文化的敬重。故事、历史和教师，她们在中国具有极高的道德权威。在我看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敬重都要强，如果要找一个相似的国家，那会是沙皇时期的俄国。这可能也是让中国和俄罗斯在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易于接受政治宣传改造的原因。更确切的是中国特别收到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俄国文学对中国人来说比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和文本更简单易读。鲁迅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在中国古典的治理理念中有两个工具来维持对「江山」的控制：第一是「武」，武器和暴力；第二是「文」，语言与文化。

中国领导人总是相信权力可以被分成控制物理战场和文化领域的两种，你不能单靠武力而没有话语权，文和武表里一体。

理解1920年代苏式共产主义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与广州（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奇异的吸引力的关键在于苏联的联络人讲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他们带着政治资金，军火和组织领导技术来到中国，可故事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许诺了一个打破朝代历史循环的，历史线性发展的未来。

但事实上，根据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轨迹并不是完全线性的。而历史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被一轮轮的「辩证法」的毁灭与新生所控制的。

毛泽东的话语权优势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语言并不只是进行道德判断的工具，语言是设定什么行为可以被接受的工具，也是划分敌我的武器。这正是毛泽东最著名的诗作，《雪》所暗指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他能够以一种此前的王朝继承者从未有过的方式，将文化用作武器。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要想起来，在毛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有四分之一个世纪都在另一个领袖的阴影下。

伟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明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对他的事业极其关键，但他缺乏耐心付出努力去理解这些教条。他发现了一个捷径去精通这些原则，那是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简述，一本在斯大林的恐怖时代（大转变、大审判、大清洗和党史大编纂）1938年出版的小册子（此书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将此书追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起源。）。根据李锐被历史学家Li Huayu采访时的回应，毛泽东认为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和「表现得像找到了宝贝」。（我并没能找到 Li Huayu 的汉字表记，她是Oregon State University 的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1950年代的经济政策和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包括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教育背景包括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哈佛大学RSEA，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著有 Mao and the Economic Stalinization of China: 1948-1953 此书在亚马逊上的购买页面里唯一的评价似乎是本文作者写的。）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已经变成了人类历史上印刷数量第三多的书。斯大林死后，当人民日报的头版将他誉为伟大的天才时，中国的报纸印刷机翻番了《联共党史》的出版量，这本书在中国成为了与宗教文本最相似的东西。

这本小册子很难读，但她同样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捷径。

斯大林面对的的问题和列宁面对的问题并不相同，列宁要赢得革命，而斯大林要维持她。

斯大林最大的意识形态挑战是解释为什么尽管她们赢得了革命，但长久许诺的完美平等的乌托邦却要延后实现。他必须把实现乌托邦的时间点推后到遥远地平线的行为正当化，并把党内福利的优先级置于那个遥远的目标之前。

斯大林的捷径（联共党史）是一整套「对想象出来的险恶的敌人进行永久的斗争」的设定，这些敌人和「不存在的西方特务一起，为了复辟小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阴险的谋划」。这是一本编年史式的，列宁和斯大林的「正确路线」战胜邪恶且无穷尽的意识形态恶人阴谋的故事。似乎很实用的是，许多最令人生厌的内部敌人用「改革」的伪装来小心掩饰她们颠覆政权的野心。

每个独裁政权都会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缓慢的腐坏，这本书的实用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对此顽疾进行净化与预防的苦药。

《联共党史》最具有原创性的见解是通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道路总会是曲折的，那些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敌人会想方设法阻碍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这些内部敌人越处于绝望的境地越会增加危险，并且他们还有西方自由主义的间谍来帮助他们。

书中最重要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革命发展的越深入，阶级斗争越激烈。」

「党通过净化自己来变得更强大。」

毛泽东是精通「你死我活」世界规则的无情革命者，他出生在这样一个选择杀人或者被杀的世界里，痴迷于如何防止自己的王朝像历代王朝一样腐化。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见解如何向展示了他所不知道的技巧。

斯大林提供给毛泽东的不只是清除他的身边人的方式，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清洗政治对手是作为「先锋队」的党「净化」自己的唯一方式。所谓净化，就是不忘初心和革命传统，并防止资本主义西方思想渗透。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大清洗是中国共产党来实现更高的「团结」与「革命真理」的机制。那也是防止每一任建国者离开后不可避免将要发生的腐败和缓慢衰退的机制。（指文化大革命）

所以理解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裂的关键在于理解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的分裂，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和他代表的一切。中苏关系恶化是意识形态性的，该轮到毛泽东得到共产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者地位了。马、列、斯、毛。毛泽东才是斯大林的真正继承者。

我们了解很多关于习近平与他的同志们要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的奔溃负责，但在更早的时候，她们就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事情感到不公。她们责怪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毁坏了领导者的形象。她们永远不会对毛做同样的事情。

现在，六十年过去了，我们正在见证习近平宣称自己是毛泽东的真正革命继承人。

习开始使用「党的纯洁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这种语言，他着迷于「团结」与「统一」。他攻击那些「西方敌对势力、自由主义者」、「立宪主义」和其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正是被斯大林所理解的，也是被毛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正是红到骨子里的太子党会用的语言，而且正是在十八大前我采访撞见的那些太子党在抱团谈论的。

这是习近平在18大之后的讲话：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做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今天，无论看起来多么荒谬，乌托邦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必须被维持。这是正当化一路野蛮走来的必要代价。习近平为了那些缺少革命耐心的人添加了一些临时目标，但背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逻辑还是没有变化。

这就是他不断从党内清除挡路同僚的理由。

他清除了同为太子党，作为竞争对手的薄熙来；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共青团的令计划；两周之前是未来的潜在继承者孙政才。

没有一件是个人恩怨。这就是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历史。

这正在把中国加速推向一个无法回头的螺旋式历史进程。

历史需要被推向自己辩证的发展过程，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陈留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历史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同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权威的光明日报如此扩展习的另一个演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吴潜涛，《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7日，《彰显生命力 坚定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

（「要划清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的一系列文章是对胡锦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扩展，似乎原作者有所疏漏。但思想史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思想绝不会有明确的起源，因为胡锦涛任期内没有像习近平这样强调意识形态，这样的归因似乎可以理解。参考http://xcb.scrtvu.net/info/1015/2878.htm）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根本在于永久的生存斗争。这是净化和维护此前被历史轮回所摧毁的王朝、独裁体制与帝国的一剂苦药。这是为什么习近平和他的红色继承者同僚们相信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依然相当有联系，甚至至关重要。

习近平已经启动了一个净化计划，一场对反革命势力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因为最终希望到达的乌托邦终点会被一点点的推迟到更遥远未来的时间上。

无论是华尔街银行家还是堪培拉的政客都没有可能理解这种政策的目标，这不是如何创造更有效率的能源市场，或是如何缩减基尼系数。这是如何维持一个王朝的生命力与活力的政策，这不是经济学，这是现实政治。

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比他们的竞争对手理解得更好的目标，这是习近平的深红色「维新」所希望达成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极端政治的过程不会在19大之后停止自己的脚步。

这也将我们带回标题。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哪位国家领导将艺术家与作家描述为「灵魂的工程师」。

你猜猜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还是谁呢？

如果你猜是斯大林，那答对了。

「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比生产坦克还重要的生产…因此这一杯敬你，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高尔基寓所和一部分作家谈话，可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58页年表当日活动记录。）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绝妙的极权主义隐喻：一架被制造出的，用于完全地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紧密团结的机器。

这具极权主义机器按照被设定好的路线工作。她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拒绝「抽象的」价值诸如「事实真理」，爱与同情。她隔绝神，不会屈服与任何法律，并且事实上绝不会比彻底重塑一个人的灵魂做的更少。

这句引文来自斯大林在高尔基寓所为了准备1932年的苏维埃大会所做的著名演讲，这标志着斯大林治下饥荒年代与文化革命的结束，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型，也是斯大林恐怖年代的开始。

在19世纪的俄国，无论斯大林、列宁本人还是早期列宁主义者们来说，文学和艺术的价值是纯粹工具性的。可没有什么所谓的「为了艺术的艺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诗歌除了传播教条与推动革命以外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和目的。

或者用钢铁——斯大林的工程师语言来说，文学与艺术不过是革命机器的一片齿轮。

但如果你以为是毛泽东说了这句话，那你也同样是对的。毛在斯大林之后十年，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上的讲话》(1942年5月)中扩展了斯大林的这个隐喻。并在一年后以训导的口吻发表如下：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全文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205.htm）

这是毛明确地说明这世上没有什么所谓的真理、爱或艺术的时刻，因为这些概念可以被用来服务于政治。

同样最重要的是毛关于文艺的评论在当时的意义——开启他在延安的整风运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系统化大清洗。这是一个系统编排过的，用同调压力（peer pressure）与酷刑来清除毛泽东的身边对手，并向成百上千在中日战争中逃到延安的理想主义学生和知识分子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念的计划。

重点在于，共产党从未在「说服」而是在「控制」上投入了全部注意力。通过创造一个彻底封闭的系统，控制全部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从现实上、社会上和思想上「打破」个人的独立性，她们发现她们可以控制人类的心智，就像巴普洛夫几年前在莫斯科的实验室里发现了狗的条件反射一样。

这也是毛及其手下第一次接触「洗脑」-就是「清洗你的大脑」，虽然毛本人更喜欢斯大林的充满隐喻意味的比喻。毛称为：「磨练（tempering）」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革期间被再版再印以至于到处都是，这可能是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受众最多，也是最成功的社会改造工程了。

最后和今天的我们相关，如果你以为是习近平总书记说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也是对的。

习总书记，或者习主席，为了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第72个年头，在2014年10月发表了自己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尝试论证并回到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原则，也就是文艺必须为了政治而服务的原则。这政治并不是我们所知的政治——组织运作与决策管理，而是极权主义统一语言、知识、思想和行为，追求乌托邦目标的政治。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如毛的讲话一样，习近平的讲话也在一年以后才公开发表。

如毛的讲话一样，公开发表的版本并没有提到原文曾被添补，删除，修改的部分，来反映现实政治情势的急切需求。

如斯大林与毛泽东一样，习近平的演说标志着共产党试图将一切维持在正轨的努力，包括将备受尊崇的领导人地位提高到个人崇拜。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上总是紧跟前人的脚步。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1942年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全国各地召开政治集会，因为当时的共产主义根本没有什么群众力量。

但今日不同，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里说：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 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然后对于西方自由主义颠覆势力的古老警告也没有改变

对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与习近平来说，语言不是理性与说服的工具。语言是子弹，语言是划分、孤立并摧毁竞争对手的武器。而摧毁内部敌人的任务永远不会被完成。

对习近平来说，与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永远都不会有追求国家完整与统一的终点。

习近平用了完全相同的意识形态模板来描述媒体工作者、教师、大学教授。他们都是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工程师，也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

除了监督指导了最成功的市场自由化和以世所未见的速度消除贫困以外，那些赢得了内部权力斗争的现代中国领袖还保留着极权主义式的，对人类灵魂的改造愿望，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永不能实现且永不能改变的最终目标——乌托邦。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机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从毛的去世到天安门屠杀之间的集体决策精英政治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但意识形态赢了。

今天的中国是由一个唯一还没有与斯大林决裂的共产党统治，就连朝鲜都对斯大林有所取舍。直到1980年代，斯大林的巨型肖像还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肖像并列在天安门广场。后来这些肖像只是被移入了室内。

在中国的14亿公民开始正常的工作、生活、结婚，并寻求知识与财富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改革开放后），我们都理所当然地以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目标只存在在中国的官方文件里，只是嘴里喊的响的口号。

但意识形态却不知是嘴上功夫，从1989年以后党就在围绕着《国家安全法（草案）》里称为「意识形态安全」和防范「文化渗透」的条文重构党本身。

政治宣传与国家安全——文与武、书与剑、笔杆子和枪杆子再一次不可分割。党的领导必须「（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来确保「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习近平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现在把意识形态推向了最前线，因为意识形态提供了他实施净化的空间并且让他保持对作为先锋队的党的控制，也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

在习近平和许多他的太子党朋友们的世界里，与毛泽东-斯大林路线偏离就会导致朝代的衰亡与最终崩溃。

从习近平作为领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片展现他本人思考背景的拼图碎片都告诉我，他这个极权计划深信不疑。

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可能会去在习近平2012年继任不久的演说里寻找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痕迹。

当习近平在2012年12月第一次作为总书记在深圳重走南巡路线时，他在邓小平的「圣坛」（塑像）前放下花环却传递了与邓完全相反的信息，这种痕迹就已经很明显了。他指责苏联的解体是由于「（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失去作用。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认出来抗争」去同戈尔巴乔夫站在一起。这是他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道路不可忘记的重大警示。

在2013年4月，同样是习近平太子党右臂，管理中央办公厅的栗战书向全国的市、地、师级党组织发送了现在臭名昭著的九号文件。

「九号文件」，或者叫「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情况的通报」，将「在文化战线上抵御腐朽思想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她要求党的官僚们要通过「群众路线」来搞「激烈斗争」，阻止那些「错误的历史潮流」：

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

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中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

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这份文件里没有什么模糊不清的地方。西方想要渗透、转变、颠覆人民的党这个结论并不是对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思考和行为的观察产物。这个结论是依据一个公式得出的，一个数学公理：只要这里有中国共产党存在，那么她就会受到攻击。（西方国家）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妥协与再保险都是不够的，那些妥协与善意只可能是一种战术，一种用于欺骗的话术。

如果没有西方自由主义势力的阴谋，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她存在的理由。没有任何原因需要去维持一个先锋队。习近平可能也会让他的党被和平演变。

我们知道这份文件是真实的，因为将这份文件公开到互联网上的记者高瑜已经被逮捕，而且她的孩子被威胁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待遇。对他儿子的威胁让她成为在电视时代做出文化大革命式忏悔的第一人。

在2013年11月，习近平将自己指定为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为了「反制西方国家带来的极端势力与意识形态挑战」。

在今天，互联网又变成了主要的战场，比如互联网主权之争。

余论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理解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习近平之间的牢固联系，这个联系是党总是将自己放置在与西方自由主义敌对势力对抗的永久斗争中去。

习近平认真谨慎的用重要讲话与行动展开了一个在能力范围内全面控制意识形态的计划。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讲话里展示了他的观点：通过「磨练意志」来「要求全国人民像一堵紧密的城墙一样团结起来」。这也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爱用的比喻。

尽管在一个被刻意设计出隐藏和欺骗的制度中，我们通过观察他的行动和他的发言里的每句话，可以看出习近平的计划非常清晰。

习近平并没有发明这个意识形态体系，但他明显给这个体系注入了更多的能量。在毛泽东之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一个言行举止都符合这个体系的领袖。

作为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一种「权力意识形态」（ideology of power），尽管习近平试图推行的「共产主义」处于一百年来最不受欢迎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体系不能运转。

现在，习近平已经展示了如何可以政治利用互联网。五年内，在数据科学可人工智能的协助下，他已经把互联网从政治示威的工具变成了全能的控制工具。尽管向理想乡的旅程还在进步，但我们可能必须要先进入一段「赛博全能的废托邦」（cyber-enabled dystopia）时期来对抗反革命势力。

这个计划将要产生的反应会是令人恐惧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习近平全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计划并不会仅仅停留在中国境内。这种控制会随着中国留学生、游客、移民特别是资本一起扩散。从中文世界的互联网走向整个世界的主流媒体与文化空间中，并和平渐进的扩张中国的全球利益。

对我来说，无论你是在情报、国防或国际关系领域工作，还是在国际贸易、经济政策、市场监管部门，或从事艺术、高等教育行业，或者是议员。总之只要是涉及到任何关键的政策决断，你都需要一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或许在19大之后，也还会需要「习近平思想」。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