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君

台灣台北人,公行系,博士生。喜歡:ACG,時事,政策,心理學,神祕

淺談面對中國威脅時,臺灣應有的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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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對於中國威脅的評估,大部分依賴美國華盛頓政治圈的訊息,但通常國會議員說的話是對黨團說的,智庫的報告是給委託金主看的,軍事將領的言論大多只提供軍力對比的評估,國務院幕僚的話可能是把可行性尚在討論的計畫給媒體試水溫,即使是美國總統的態度,除非在制度上形成具體保證,否則也難以成為對未來的評估。(所以最終只有在末端的AIT的公關辭令是比較能相信的)

而除了國防報告書、政大國關中心或少數以戰略研究為主的智庫研究所之外,臺灣社會內部其實很少見到對未來兩三年內的國際情勢評估,不用說一般大眾讀者只能仰賴大部頭或知名學者專書,專業讀者要仰賴的通常是外語期刊,但即使是大框架的國際關係理論架構(例如現實主義或建構主義)也無法有益於形成對未來情勢的可靠看法。

這困境可能在於,臺灣終究太常引用或過度重視從外部而來的資訊作為參考,也沒太多過濾這些資訊是不是適用自己,而忘了自身可以有評估的能力。例如國防部官員質詢,大多只會在軍力、士氣或意識形態上給出暫定的答案(例如: 我們有信心,決心,武器不遜於人,有對應方案,都在掌握中……),但缺乏對未來的長期和短期看法。

這可能反映:

1.對中國強盛那一面所帶來恐懼,令臺灣對這個敵人和對手,缺乏更直接的了解。

2.過度的依附在美國設下的印太戰略框架(但臺灣非常需要有自己的看法)。

3.以上兩點造成雖然臺灣內部在文化、經濟或民主政治上雖然持續在進步,但這些無法兌換成心理上的確實安全感,間接造成中國對臺影響力仍能一定程度的以初級的「資訊戰」手法介入臺灣社會。

4.臺灣內部仍以傳統思考方式去理解中國的威脅問題。(例如某立委提出的國土防衛,基本還是海島國家上進用陸軍思維,或直接預設臺灣會進入焦土作戰)

以上可能是在臺灣,只要談到中國威脅時社會總會充滿恐懼的理由。以下則作為解除這些恐懼,可以考慮的幾種方向作為暫時的結論:

首先,臺灣在東亞的區位是重要的,即使夾於中國和美國兩大勢之間,註定在邊緣上取得平衡,但臺灣基於自身地理和經濟連帶,其實蠻有機會能在商業、外交和民間合作上與中國以外的國家形成國際合作,但可惜的是臺灣至今因歷史因素,對於東南亞國家仍帶有莫名的優越感,甚至是歧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從文化影響、經濟往來、人口和物資流動來看,臺灣和越南、菲律賓、大馬和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是愈來愈緊密的,在高等教育上有不少以東南亞作為標的的學程或系所,或是愈來愈多的外來移民在臺生根可作明證。若能和東南亞諸國建立起緊密的連結,臺灣便更加的有軟實力層面的利基,甚至建立起民間的隱性聯盟作為防線。
(當然這必須要解決和東南亞國家長久以來在人權、宗教和文化上的衝突)

第二,臺灣因為防衛仍仰賴美國的提供,故在戰略上跟隨美國的戰略模糊,或是兵推、外交或國際參與莫不都要重點參考美國的意向。然而,這並不代表臺灣提出自己的戰略主張或是國際行動時必然與美國衝突。即使蔡英文所提出的「維持現狀」,也並不代表在兩岸現狀之外,臺灣在其他國際參與上不能彰顯自己的主張。對社會來說,臺灣需要的是給予自己人民更積極的訊號,說明政府對於中國,對於國際未來的前瞻性判斷,甚至是一套力有所及的藍圖。
(當然,針對東南亞的南向政策至今而言可能是失敗的,但這本來就不是容易的目標。而意外的,在過去的疫情兩年內,臺灣明顯的在歐洲和日本等國家取得更好的外交進展)


第三,臺灣一直恐懼於對中國的了解,一來因十數年來的臺商西進而恐懼於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二來中國軍力的恐嚇(戰機繞島、軍事演習或國台辦外交文告)未曾停歇,長期下來抑止對中國進一步分析的動機,相對的,中國對臺灣政治和經濟的分析未曾停過。改善這種情況的第一步其實不在中國,而在臺灣內部,換句話說,重新盤點中國對臺灣內部的影響,或是受到中國牽制之處,具體指出弱點並補強,是改善這情況最積極的做法。

最後,臺灣一直忽視現代科技和新思想所帶來的創新力量。這也反映在軍事上的思維和組織改革的滯慢上,或許是白色恐怖時期,以及軍隊傳統所帶來的印象,以及內部政治的動態,人民本身有著深厚的人情味的同時,和政府與制度的關係並未達到真正的密切團結。也許民主化的過程中,還需要再數年至十年的時間來讓人民認知到彼此的合作和團結才是真正堅固的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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