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ersen
Andersen

HK-based video journalist

蒙羞站在一片星光中

本文寫於二〇一九年六月五號

題記:香港這個夏天熱辣疲憊,上個月我曾幾次在煙霧和紛擾之中奔走。皮膚筋骨的疼痛,都比不及心裡那種像被藤蔓盤纏般,綿綿、細細但重如千鈞的失氧感來得讓我崩潰。六月初根本沒想到接下來會有這麼多改寫歷史的事發生,現在也還難以理性梳理。只好舊文重翻,以表大部分粗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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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港大上完夜課,十點多,正是集聚解散時。點滴光亮忽明忽暗,我站在其中,還沒吃晚飯,饑餓感盤踞,感覺身體空了,沈默的遊走於是有了沈悶的回聲。音響裏的激昂振得我頭暈,待走到中央,瞥見一處角落裏,一個五六歲的小孩眼角泛光,羞愧瞬間卷走饑餓感,摧枯拉朽。

我五六歲沈迷電視,那時不會轉到任何說普通話的節目,世界是香港帶給我的。那些時髦和繁華,夾在黃色斑馬線上匆匆的腳步裏,配著“叮叮”的響聲,定義了不遠處那個遙遠的世界。放暑假,我買可樂和西瓜,自閉在開著18度冷氣的房間裏,輪番看因為上學錯過的港劇;周星馳的電影反反覆覆在星空台播,我常都錯過前面大半,以至於《鹿鼎記》和《逃學威龍》分別有幾部我其實並不清楚;流行歌的歌詞印刷本在文具店2塊一本,我在停電的教室裏拿著它,唱過盧巧音的《落地開花》,也在晚修時因為讀古巨基的《愛得太遲》而鼻酸。

我五六歲像《歲月神偷》那個小孩,把金魚缸倒過來蓋住了腦袋,陽光折射無數彩色橫亙在我眼睛裏。那些高飽和的映像,並沒有搭起我的成長。因為我不是那個小孩,我站在另外一端。但它們搭起了我的夢想——我很少跟別人說香港是我的夢想,那太土了。

十年前就離了家,陸續在北京和美國生活,但香港確實就這麽藏在我的心間,這麽多年。

因為最好的朋友在香港讀書工作,去看他了好幾次。每一次,我都太小心翼翼了。我不喜歡出入境用普通話問我問題,但又害怕自己的粵語帶著小鎮好笑的口音;我不想一路都盯著手機上的谷歌地圖,在公交站牌看巴士信息的時候一定要快;跟茶餐廳的店員說話的時候加兩個英文單詞沒問題的,但不要看“奄列”那一張菜單,因為我還不知道它是Omelet的意思……直到現在,我不再如此卑鄙地用逃離和嫌棄對待我出生的地方,但我還是偶爾會在深夜睡不著時,學學到底怎麽用倉頡打字。

我去過世界不少地方,但沒有一處讓我感覺如此渺小,讓我感覺,二十多年積累的文化和觀念,全部被它大於等於。虛榮這個東西,在我身體每一個毛孔裏出氣。我知道它有多醜陋,我的根當然也可以讓枝葉繁茂,但道理難以平覆感情。

去年八月,我和我的貓搬來了這個地方,我總算要每天穿梭過黃色的斑馬線,配著交通燈“叮叮”的響聲,擦著旁人的肩膀腳步匆匆。不過昨晚走去星光匯聚處時,莫名一幕又突然占據腦海——黃色斑馬線和腳底下其他油漆標識,全部變得跟北京一模一樣。

我通常沈默。有趣的是,我記者的職業明明要求我不停發聲,但我自己卻不言不語。我可以代表他人講述,但我總是無話可說。所以我放棄了很多創作自由,我謹守職業條框,在安全區域迂回。

我小時候也會看香港的新聞,但前面幾段非民生的部分我很少看得懂,更完全不知道時而插進來的廣告是什麽意思——我只是饒有興致地背誦了那些廣告詞。

長大後我理解了,視之為正常。跟別人講起,也都只一笑置之——媒體寫中國信息過濾的稿子裏,這種案例都不會超過兩個句子。但上個月我回家,時隔好多年又重新看回那個播報節目,發現廣告已經更換成精致的16:9,廣告語是類似“香港屯門有個山清水秀的新公園”。那裏面蕩漾的綠波,遮蓋的是香港立法院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粗暴爭端。過了幾天,當我架著相機,站在那個會議廳時,我覺得“山清水秀”這個詞真是諷刺極了。

最近這些廣告應該出現得很頻繁吧。

我適配了香港記者的跑步速度,追逐了幾次充滿黃色意象的事件。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在當下沒有任何情緒。甚至九子判刑日那天,當朱牧師把上半身全部倚在鐵馬上,用力地揮動著手上的黃色旗幟時,我對他縱橫的眼淚也都沒有任何感覺,我只是懊悔我沒有拍到囚車裏他們不動聲色的臉。

後來,我回到辦公室,看到別的電視台在荔枝角山頭上拍到的他們入監的瞬間:港大教授知道記者都在等待,他一出車門就回頭,給了一個淺淺的笑容。

我體內渾濁的聲音嘶啞了。他1米7左右,身體微胖,在中環不能自控地激憤吶喊時,聲音都還不夠洪亮。面對記者時,他屢次說,他不是摩西,他沒有那股搖撼沈睡者的力量,是歷史把他推到那個位置去,他不得不為之。RTHK還做過一期節目,讓他去親自去面對部分激動的聲音,全部人都吝嗇傾聽道理的時間,但他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他說那像是穿越黑暗的隧道。這些種種,在那個淺淺的笑容上,顯得無比敗落,但又像尚未被擊垮。

我走去匯聚星光的公園時,人群開始陸續撤離,接近時只有我一個跟大家是反方向的,讓我變成了一個奇怪的逆流的沈默者。那條路上,我深刻地明白到,我以前在意那些口音、不識路、不會用倉頡打字等那些細節,有多麽可笑。真正讓我蒙羞的,讓我明明從小浸潤在香港文化卻依然只能徘徊在邊緣的,不是它們,是從小因為被蒙蔽、不自由而培養形成的,至今已經無法隔離的價值填充。

18萬舉燈的人,我與他們從未曾絲毫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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