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偉聰

SCMP視頻記者,前財新傳媒記者

海上火焰和伊拉克男孩

七月,Facebook彈窗提示,Marwan Ali在一張照片里tag了我。我點開看,是2015年末,我和同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跟他的合照。他題文貼上了“tbt”的hastag,並寫道:Miss you guys. Wish to see you again as soon as possible. 照片裡,三個人手指鏡頭,撇著嘴,像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但彼時,我和這個來自伊拉克的男孩才剛剛認識,至今為止,也只有那一面之緣。

四年前,我初出茅廬,被指派前往歐洲三國,拍攝一部關於難民的新聞紀錄片。當時的伊斯坦布爾四處都是忐忑的異鄉人,夜幕一垂,血與淚的故事俯首即拾。

我們跟拍了一個敘利亞青年,那晚他坐上了跨越愛琴海的氣墊船。我們第二天也即將出發去希臘。趁著晚上有空,我們在號稱是“難民中轉站”的Aksaray漫無目的地逛著,打算再挖點故事,這才遇到Marwan。

Marwan皮膚白皙,鼻梁高挺,頭發金黃,有著北歐人雅馴俊美的輪廓。他當時背了個紅色書包,穿著皮夾克和靴子,一只腳踩在路邊長椅的把手上,正跟一個落魄的人聊天。我靠近點,偷聽到他講的竟然是英文,便立馬加入對話。未料我剛一給出自己的名片,他頓時就像打了興奮劑一樣,幫我扛起了三腳架,說會給我們找人采訪,不要錢。

Marwan帶我們穿街走巷。先是徑直走進一條巷子深處的面館,他開口就問人有沒有敘利亞難民,可以被兩位中國的記者采訪一下,三個正在搓麵的鬍鬚男一臉驚愕。我們繼續橫沖直撞,後來看見幾個髒兮兮的小孩兒,拿著幾個黑色塑料袋在兜售紙巾。他跟孩子們交談幾句後,就手一揮對我們說,“跟他們回家!”

後來我們順利完成了當晚的報道。 結束後時間還早,Marwan便激動地問我和同事要不要一起去玩,我們爽快應許。他高興極了,問能不能借我的相機拍照。雖有戒心,但我同事畢竟看著能打,我便還是答應了。於是那整個晚上,他都把我的相機掛在自己脖子上,拍照時像是要把整顆腦袋塞進取景框。他看到什麽拍什麽,有時候對不準焦,也不聽我們多說。

他帶我們走過塔克西姆廣場,驚一地灰鴿撲翅,聽一曲哀歌悠揚。我們請他在鬧市的餐廳裡吃了一頓豐盛的作為答謝。吃完後,我們散步在兩邊滿是巴洛克式建築的商業街,頭上點燈像如撒星辰。同事架起了三角架,我們仨旁若無人地自拍。

最後Marwan帶我們走進了一個紅燈區。商業街走到底,再十拐八彎,才到一條約莫兩米寬的巷子,左右兩邊樓房的陽台都焊了鐵絲網。鐵絲網背後,好十幾個陽台上,都站了姑娘。有的濃妝艷抹,有的輕巧玲瓏,還有一些稍顯老態,但眼神妖冶,形體誇張。每當我們走過,她們都會向我們招手,手多得像被風吹動的依依楊柳。

Marwan向我們低聲說,面前那個穿著黑色蕾絲睡衣的,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我和同事都頓時瞪大了眼睛對視了一下,但馬上又默契地假裝鎮定。長約兩百米的小巷,只有我們三個人,反覆走了三四遍。

我們當然不敢走進任何一家。於是獵奇完畢後,我們回到了塔克西姆廣場。我們開口跟Marwan道別時,他像夢醒一樣,眨了眨眼睛,怔了幾秒才把掛在脖子上的相機還給了我。他對著我鬼祟一笑,說要回去剛才的紅燈區。我還沒來得及回應,他便跑了開去五十米外。他回身對我們喊道,“等我到了德國,我就申請去中國,我去看你們。”我們大聲說好。他轉身繼續跑,投身於黑夜與人潮中,像清涼小溪流入蒼山,有水聲汩汩。

過了一年,那些事情早已不在心上。後來有一晚,我突然在Facebook上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要加我為好友。是Marwan。 

“我到德國了!”他說,“我找回了你的名片,按照上面的名字在Facebook上找到你。我沒忘過我們一起玩樂的那個晚上。”

他還告訴我,其實他曾經也有過一台相機,但在他偷渡愛琴海時,掉進了水裏,正尋思再買一台。我打趣說:“你挺有錢的。”他回覆道,“我曾經是,但不再是了。”

最後我問他,那晚是不是真的回了紅燈區?他回覆說,沒有,因為怕有傳染病。

我才突然想到,他當時說要再回去,會不會只是想要讓我們繼續跟他玩。像水缸被戳出了一個小洞,越來越多關於他的細節如水流出。他彼時才十五六歲,剛逃離裡屍橫遍野的家鄉,父親仍在奮身在戰爭當中。跟著母親逃到了土耳其,除了等待人販子的安排,無事可做——我甚至不知道他在那等了多久。本應莽撞的年輕被長久強悍地壓抑著,直到遇到兩個事不關己又友善的外國人,才終能任其馳騁。  

他讓我想起了羅西的紀錄片《海上火焰》。片中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在義大利蘭佩杜薩島的山野中穿行,時時刻刻都拿著一隻彈弓要打鳥,打不中就懷疑自己弱視,非要去看醫生。他在餐桌上風卷殘雲時,身旁洗著碗的祖母跟著電台的歌小聲地唱。祖母之後告訴他,那首歌叫《海上火焰》,與二戰有關。聽罷,他獨自跑去碼頭,雙手抓著空氣,卻假裝端了一把沖鋒槍,自己擬著“凸凸”的聲音,顫著肩膀,朝大海的四面射擊。他根本不知道他指著的方向,有成千上百垂垂待斃的生命。

我開始明白——並對此感到無比難過——為什麼在一年之後,當Marwan到達了對難民來說象徵著解脫與自由的德國之後,願意花時間,去找回我的名片;更甚至,過了四年,也還時時“tbt”那個斑駁陸離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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