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偉聰

SCMP視頻記者,前財新傳媒記者

北京「麥難民」:那些晚上的漂泊與孤獨

題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麥當勞於3月25日起至4月7日的兩星期內,每晚6時起將不提供堂食,大批稱為「麥難民」的露宿者因此忽而無處可容身。本地媒體的大幅報導,讓我想起了2016年,我工作的第一年,在北京幾個寒冬深夜,認識的他們。


2016年冬,寒潮圍城,北京的夜像千鈞的鐵。東直門中糧廣場24小時開放的麥當勞裡,戴著紫色毛絨帽的屈強東,在暗黃燈下眉頭緊鎖。他坐在一片睡倒的人群之中,像一片折腰的草中固執佇立的茄子。

我和同事,三個年輕人,開門,打破沈寂。他看著我們,抓了抓裹在軍大衣裡的行囊,似乎欲言又止。我跟他打招呼,問他在這做什麽。他緊盯著我,說在等明天七點半回家的火車。北京火車站的候車室凌晨後不開放,它附近的通宵快餐店通常會睡滿等次日車卻不想花錢住旅店的人。

我欲轉身翻出相機做採訪,屈強東以為我要走,於是連忙抓住了我的手。他像找到救星,開始焦急起來:"我在找我的兒子,求求你幫幫我!" 我怔了下,迅速給了我同事一個眼色。"你把他兒子的資料給我看一下。" 遇到好故事了,我們心想,但故作沈靜。他急從行囊翻出了兩張還沒剪開的小一寸藍底證件照。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屈建強。

天啊,八天前,我在中關村創業大街對面的麥當勞裡採訪過他的兒子。

當時他正在吃餐盤上零星的薯條。20歲的屈建強是典型的寬腦袋大耳朵,眉毛粗得有小新的喜感。有須根,恍惚的眼神跟他父親如出一轍。那家麥當勞鄰近高校,在周遭大學生們玩遊戲打麻將的嘈雜聲中,他吞吐跟我們說出了自己的經歷。

他說他剛剛被一家保安公司辭退。那已經是他在北京短短幾個月裡第二次被炒魷魚了。第一次公司以他"連路都認不了"為由,在他上班第二天把他趕走。這次,他幹了十六天,工資還是一分沒拿到,說有1300多塊。

屈建強來自河北省張家口宣化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書只讀到小學,成年後一直在工廠打工,無天無日。一個月前,在朋友鼓動下,他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然隻身赴京。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接著就發生了後來的事。

他反覆問我:"你覺得我的工資能要回來嗎?" 我跟他講了個故事:兩天前,我們在協和醫院旁的一家肯德基採訪了一個同是被克扣工資,無處可去的年輕人。他在一家黑工廠裡工作了三個月,一分錢沒拿到,末了還是在淩晨兩點時,趁著值班的人上廁所才逃出來的。他的行李、身份證和手機全都沒能帶走。沒錢買不到車票,沒身分證打不了新工,於是每天只能撿瓶罐賣錢來買饅頭沖擊,夜裡睡肯德基麥當勞。他指望他一老鄉掙到錢後,能給他也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

屈建強聽罷,在昏黃暗燈下陷入沈默。我們採訪完後,卑鄙地離開了,不過我還是給他留了電話,讓他有需要可以找我。

直到我們遇到他父親,已經是一個多星期後的事了。在這期間,我們晝伏夜出,遇上、採訪了幾十個跟他們一樣漂泊無定、唏噓的所謂「麥難民」。

他們不一定都是流浪漢。還有代駕司機、落魄藝術家、一口黃蓮的上訪者、等次日排隊看病的病人,候早班火車的乘客等等。不過,相同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不由衷。而且,即使是那些樂於四海為家、不介意身世飄萍的人,都無一不被往事捆綁。

我在北京某家麥當勞裡拍攝(攝:羅莉)

11月13號晚十一點多,零下十二度,三里屯太古里旁的肯德基裡,黃燈幽暗。有一個穿著迷彩服、用粉紅發帶紮了幾條小辮子的男人,在不停撕紙。他從袋子拿出一疊疊白紙、海報、書冊,一件件撕爛,手使不上勁兒,就下嘴。他是我們整個採訪中接觸到的第一個「麥難民」。

「撕紙男」跟我們說他家在河南,來北京創業,做餐飲,有幾個實體店。坐在對面翹二郎腿的大哥聽到後,怒罵了一句"神經病"。「撕紙男」沒聽到,或假裝沒聽到,依然熱忱於紙片碎裂的快感中。這時,一位年紀稍長的大叔走過來,先是怔怔地看著他,一臉不自已的驚訝,幾分鐘後問:“你撕什麽呢?” 「撕紙男」抬起頭,看了大叔一眼,遂從兜裡掏出一毛錢說:"送你。" 大叔哈哈大笑,還是接過了。

但「撕紙男」卻變得越來越焦躁,連塑料袋也使蠻力撕。紙散落一地,服務員看到後惱羞成怒,喝令他馬上掃幹凈。「撕紙男」男人不從,服務員轉身說要去報警。

警察真的來了,喝令「撕紙男」掃走地上的紙碎,然後駕輕就熟把他攆走。

“明天還得回來。” 那位罵他神經病的大哥在座位上叨念這麼一句,然後掏出了一本《去中心化》,翻到中間的位置,津津有味地讀起來。

隔著一道墻,一個身穿發黃白色西裝的男人拿出一個寫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開始熱火朝天地自言自語,像是在解釋一本武俠小說的高潮情節,越來越大聲,而且聲情並茂。隔壁座位一個右腳裹了一藍色塑料袋的女人被驚醒,朝半空罵了一句“你怎麽敢這麽對我!”,馬上又陷入昏沈。閱讀的大哥放下書,像檢查秩序一樣走了過來,瞪了一眼這一男一女,又默默地回去。

我那時覺得,他們應該是互相知道認識的,但又故意保持距離。快餐店的後半夜,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和江湖,各路人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太神奇了,所以在我回到屈強東和屈建強父子的故事前,我還要講一下東四十條的那家麥當勞。

它罕有地燈明屋亮,在午夜顯得格外熱鬧。我們在那裡第一個認識的是山東人丁新峰。他在30年前父母離世後開始流浪,在這家麥當勞足足住了五年。雖然已55歲,但聲如洪鐘。丁新峰愛笑,笑起來只見半邊牙。問他最喜歡什麼,他答廣州的大排檔,吃完了珠江邊一躺,仰天笑,全忘了。

剛聊一陣,就有人走了過來插嘴——竟然是「撕紙男」!他邀請我去旁邊角落跟他聊幾句,我答應了。不過等我過去的時候,他正和旁邊的人爭執。對方把一根鉛筆放到他手中,他馬上氣急敗壞地扔回去。這個拿鉛筆的人叫劉冰寒,一頭灰白頭髮,雖然也邋遢,但跟這裏其他露宿者比起來,顯得眉清目秀,說起話來還很靦腆。

接下來的四十分鐘,劉冰寒用那根鉛筆畫出了一幅《吳廣起義》。雖未至栩栩如生,但不失幾許磅礴。畫作罷,馬上引來了圍觀和讚嘆。「撕紙男」在一旁氣不打一處來,說:“那是他送給我的!” 一旁的劉冰寒會心一笑。我問其出身,52歲的他說他早年在山東藝術學院學畫,畢業後分配到機械廠畫零件,前兩年遇到工廠科技轉型,他無用武之地,便主動辭職來到北京,想找找機會,當一個“著名畫家”。

圍觀的人中有個叫薛獻永,留長發,系了一條綠絲巾。他自稱演過《太平輪》,不過因為怕紅了以後要應付記者,所以拒演了接踵而來的大戲主角。薛獻永後來領我到了另一角落,指著面前一個乞丐模樣的人說:這人是個碩士生,只說英文。我十分驚訝。

"You speak English?"

"Yes. What's the matter?"

他回答畢,放下了手中的半個漢堡。他神情嚴肅地告訴我,他身邊有一個"invisible living person",時刻在控制著他的行為和思想,阻止他積極生活。他說他還寫過很多論文,研究這一個神奇的力量。我拜託他給我看一眼,卻見紙上密密麻麻都是政治敏感的訴辭。我大概知道他是怎麼回事了,禮貌道別後正要離開,他卻忍不住向我揭露「天機」:他說那個“看不見的活人”其實早就向他預告了我的出現,而且因為他透露了太多,現正用胃痛折磨著他。我連聲道歉。

我和同事覺得此地超出負荷,便收拾準備走。這時,薛獻永走到我身旁的鏡子前,仔細端詳了鏡中的自己幾秒後說:"你是神經病嗎?嗯,你是。" 我對他擺出疑惑狀,他笑笑回覆說:"我怕自己太聰明,會出事的。"

那個瞬間,整個麥當勞魔幻到像是浮在了半空中,地板一戳還能泛起漣漪那種魔幻。不過,至今我都覺得與其一概而論地說這幫人有精神病,還不如想像他們其實有另外一個意識世界。他們或許被城市盜取了精神靈魂,於是在深夜裡麥當勞裡重新創造自己。我們誤闖了他們的結界,被怪異的善意迎接。

我在北京某一家麥當勞裡採訪 (攝:Islet Leung)

無論如何,屈強東都不屬於這個江湖。他一輩子務農,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在北京站旁邊另一家24小時快餐店過前半夜時,他莫名被陌生人踹了一腳,於是慌不擇路跑到東直門的這家麥當勞,但也一直提心吊膽,不敢瞌睡。那頂紫色的毛絨帽,像是一些遊戲人物頭頂上已經響警示的能量罐,格外刺眼。

他說他兒子已經十五天沒有給家裏打過電話了,一家人擔心得茶飯不思,他便親自出來尋兒,至今未果,打算先自行回家。

我和同事商量了一下,決定和他一起打車去我們八天前遇到他兒子的那家中關村麥當勞找人。他一邊表示感激,一邊懷疑我們是不是騙子。但猶豫片刻後,他把心一橫:“我跟你們走,就賭一把吧。”

他賭贏了。我們在創業大街附近一家24小時的拉面館裡找到了正在卡座上熟睡的屈建強。

當父子見到彼此的時候,沒有以為的波瀾壯闊的情緒。幽黃燈光下,父親的焦急在那一刻瞬間融成一灘無能為力的水,兒子卻依舊恍惚。

"你怎麽不給家打電話啊?我都怕你被人給打死了。"屈強東拍了拍兒子的手臂。

屈建強無語。

"你跟爹回家吧。你在北京能幹什麽啊?你腦袋那麽遲鈍。"

屈建強不語。

"你們幫我勸勸他好不好?" 屈強東無奈,轉頭看向我們。

這時屈建強開口了:“我想好了,我認識一個人,山西的,也被公司欠薪,我們打算去討個說法,要還不給,我們就去卸了他的輪胎。”

這時輪到他爸跟我們無語了。

"你在北京過得好嗎?"我忍不住打破沉默。

"不好。" 他把頭轉過去。

"那為什麽還要留在北京呢?"我剛問完,同事就按住我,她怕我問下去會影響故事的自然發生。

最後,身上加起來只有八十多塊錢的兩父子,決定趁有錢先回家,一切過完年再說。

於是,我們先跟屈建強回了一棟商業大廈——他又當保安了。他在那樓裡收拾回家的行囊。我注意到他帶走了一瓶價值大概兩百多塊的紅酒。屈建強說這是他來到北京沒多久就買下的。我猜,他也許早就預想到提前回家的那一天了吧。

把他們送走的那晚,很巧地,我讀到了保羅·奧斯特一句話。它像一把箭射穿了我。

要進入另一個人的孤獨,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真的可以逐漸認識到一個人,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願意被了解的程度為止。

字句悲涼,滲透我雙眼。我於是抬頭,發現頭上的燈,也有點昏黃。

過了幾個月,我接到了屈建強的電話。

“兄弟,能在北京幫我找份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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