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撞墙

揭露易富贤和反节育派造假,就跟鬼撞墙一般,一次次兜兜转转,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却怎么都撞不破那屹立如墙、颠扑不破的谎言与谣言。不过一想到这个国家的历史也是如鬼撞墙一般兜圈子,我也就释然了。

该怎样防止没上梁山的李逵买妻?

(edited)
我相信,如此对症下药,标本兼治,肯定比反节育派们那套维护父权制家庭多子多福观念的垃圾药方管用得多。

前几天,十年砍柴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如果光棍李逵没上梁山,能不能阻止他“买妻”?》。在文中,作者从北宋末年那些上了梁山的光棍,扯到满清雍乾时期西南三省的“啯噜”和清朝末期拥有10万光棍的捻军,虽然也装模作样地谴责了几下重男轻女,但如果你以为他上上下下扯了900多年是为了挖出重男轻女的病根并斩草除根,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其实他扯这些的目的,是为了拿这些啸聚草莽的光棍们搞人口恐吓,逼共匪“调整生育政策”。

在扯了23个自然段之后,十年砍柴在倒数第10段灵巧地把笔锋一转,终于在分析中国农村青年娶妻难的原因时,拐到计划生育上面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状况雪上加霜。那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而重男轻女的陋俗并未消除,一些地区的夫妇采取非法的医学手段鉴别胎儿性别,将许多女胎儿扼杀于腹中。这是重演了旧时代溺杀女婴的悲剧,使男女性别比进一步失衡,男多女少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位十年砍柴跟造假大师易富贤一样,也是湖南人。跟他老乡喜欢在文章里塞满不知出处的数字不同,十年砍柴不喜欢用数字说话,所以他不会摆出人口数据,告诉你1980年代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底使性别比失衡严重到怎样“触目惊心的地步”。

另一个反节育派大师穆光宗倒是有这方面的数据,不知道十年砍柴是不知道,还是对这些数据选择性失明了。在文章《我国有3490万“光棍”!单身社会来了吗?》中,穆光宗根据“七普”人口数据推算,1980年代出生的“多余男性”到2020年只有138.36万:

80后世代多余男性138.36万,90后世代多余男性1012.14万,00后世代1301.62万,10后世代(截止七普时点)1191.2万,合计3643万,与2020年七普公布数据3490万基本接近,符合大数定律。

80后世代“多余男性”居然仅有138.36万!拿这个数字对比1953年prc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就会发现,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1980年代的“多余男性”比1953年经过三场大规模战争“杀雄”后20-29岁(多余男性220万以上)、30-39岁(多余男性230万以上)、40-49岁(多余男性175万以上)每个世代(以十年为期限)的多余男性还要少,更是比1953年时0-9岁和10-19岁动辄每个世代好几百万的“多余男性”(这两个世代的“多余男性”加起来超过1348万)少得多。这就说明,在B超技术尚未普及并被滥用于鉴定胎儿性别的情况下,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实际上缓和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性别比失衡状况,而不是让它“雪上加霜”。

1990年代以来新生儿性别比失衡重新变得严重,主要原因是重男轻女和B超技术的滥用,而B超技术被滥用来鉴定胎儿性别跟计划生育并没有必然联系:在没有计生的印度,同样存在B超技术被滥用导致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问题(参考《印度过去30年被流产女婴约1200万》、《印度北部3個月內216個嬰兒降生,竟然沒有一個女嬰?!》);就连经济比较发达的韩国,也长期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新民周刊的一篇文章《韩国妇女地位为何上不去?》就提到:

过去韩国一直是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国家,历史上溺女婴、现代通过B超选择胎儿性别现象司空见惯。直到1990年,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还高达116.5,2000年为110.2, 2007年是106.1。近年男女新生儿比例才达到均衡范围。

这就证明性别比失衡跟计生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必然联系,而是跟重男轻女与B超技术的普及和滥用有必然联系。

中印两国的男多女少问题特别突出,除了重男轻女和B超滥用,也跟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庞大有着莫大的关系。

假设有这么两个国家,A国的人口规模比较小,只有几千万,而B国的人口规模比较大,有好几亿。如果两国适婚人口的性别比都是107(即男性比女性多7%),但A国的适婚女性只有1000万,B国的适婚女性有1亿,那么A国打光棍的男性只有70万左右,B国却高达700万。

实际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个观点:表面看来,中国1960年代生人的性别比失衡并不太严重,然而他们成年后却有大量光棍,原因就是这个世代的人口基数太大。

网页截图

根据上图中2000年“五普”的数据,当时30-39岁年龄段(出生于1960年代)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3,135,487+3,406,614=6,542,101人,即超过654万。但是这个年龄段的性别比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用上面算出的数字除以这个世代的女性人口114,959,746,可以得出男性仅比女性多5.7%,性别比仅为105.7所以在讨论光棍问题时,光拿性别比来说事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把人口基数考虑在内。

十年砍柴在他那篇文章中为中国的光棍问题开出的药方,就忽略了人口基数的重要性:

一方面,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增加就业率,减少底层贫穷男青年的总体数量;另一方面,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使男女比例趋向平衡。这是解决光棍数量庞大的根本之道,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政策的稳定性,需要社会管理者有足够的定力。

就算男女比例“趋于平衡”了,只要人口基数依然庞大(假设每年生出一两千万甚至更多),那么每年新生儿中的男孩就依然会比女孩多好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十年攒下来也就有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了。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光棍数量庞大的问题嘛。

而他所说的“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就是放开计生,是否真的会“使男女比例趋向平衡”呢?这个其实从近几年的人口数据就可以看出来。

在放开二胎三胎后,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善,2021年登记户籍的新生儿性别比(男486.1万-女419.2万,再除以419.2万,可推算出性别比为111.6,源数据来自:https://www.sohu.com/a/518813737_100120495 ),仅比2015年的新生儿性别比(112.6)略微改善(数据来自:http://www.cssn.cn/shx/shx_rkx/201911/t20191106_5028652.shtml )。

再加上公安户籍登记部门一向有瞒报少报人口的倾向,前几年造假大师易富贤甚至在推特上亲自揭露某地户籍登记部门在年中7月初前后就不给男婴登记户口的丑闻。而国家统计局最近有好几年都不再公布头年新生儿的性别比数据,做法非常可疑。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可以推测放开二胎三胎后实际的新生儿性别比很可能比我在上面计算出来的数字还要糟。

易富贤推文截图

因此十年砍柴开出的药方对于减少光棍数量没有多大作用:减少底层贫困男青年数量,并不能让全社会的“多余男性”数量降低多少,顶多只能让光棍们变得稍微守法一点,不像以前那样为了传宗接代不择手段地去买老婆了;而他说的“调整生育政策”,亦即放开计生鼓励生育,则会导致人口基数变得更加庞大,即使男女“性别比例趋向平衡”,实际的“多余男性”数量可能也是不减反增,光棍总量说不定会越来越大。

搞笑的是,虽然十年砍柴从头至尾都在装模作样地谴责重男轻女,装模作样地同情女性,但他并不认为两性平权是解决“光棍数量庞大的根本之道”。

其实要对症下药地解决性别比失衡和光棍问题,韩国已经给中国做出了示范,那就是提高女性地位,大力打击选择性堕胎,BBC文章《记者来鸿:韩国消除女婴堕胎 中国和印度呢?》:

为了减少选择性堕胎,韩国于1988年推出法律,禁止医生向准父母透露胎儿性别。
与此同时,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更多女性加入就业市场,挑战男人挣钱养家的传统观念。

明明有切实可行的成功经验摆在面前,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把老祖宗那套陈旧过时的多子多福观念搬出来,披上“自由生育”的新衣,再以“调整生育政策”的方式返祖复古呢?从李逵时代到捻军,这个国家的人不是一直都在多子多福地“自由生育”嘛,光棍问题却一直都是顽疾,每一个朝代最终都只能通过战争“杀雄”的方式来让这个问题得到暂时缓解。在前计生时代,“自由生育”从来都不曾解决光棍问题,既然如此,十年砍柴们凭什么就认为它就能在后计生时代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此,除了借鉴韩国的方法,中国也要考虑人口基数的问题。保持低生育率,避免人口总量继续膨胀,才能让光棍问题控制到一定程度不至于恶化。

大量资料表明,中国被拐卖女性的流入地以东部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省份如江西、福建、河南、河北、安徽、山东及毗邻的苏北等地为主,在这些重点地区严格控制B超鉴定胎儿性别,同时针对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观念做一些针锋相对的宣传,说不定效果更好。

这次徐州丰县事件就体现了广大网民的智慧,大家不妨集思广益,制作一些冲击力比较大的标语发放到上述重点地区(别忘了给易富贤杨支柱十年砍柴们的老家湖南也预备一份,该省盛产三观不正的伪公知),例如“重男轻女,光棍遍地”,又如“现在一个个嫌弃女儿打女胎,将来谁都娶不到媳妇一起断子绝孙”,“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照顾父母好养老”,“儿子娶了媳妇就忘了爹娘,闺女结了婚也顾娘家给你赚回半个儿子”。

另外,为了打破宗族观念,也可以在姓氏制度方面做一些改革。这个其实随着计划生育以来女性地位的提高,民间已经有了一些实践,例如现在很多家庭在给孩子起名字时,会同时冠以父母双方的姓;江浙一带“两头婚”的兴起,更是让很多男女青年在婚前就约好婚后生育子女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政府不妨顺应民意,硬性规定育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必须要有一个随母姓,打破传统父权制家庭中男性对冠姓权的垄断。

为了打击人口贩卖,中国也应该有更积极的作为,例如,为了纪念刘学州自杀,纪念徐州丰县事件,可以把刘学州自杀的日子和外界发现丰县刚烈女子悲惨处境的日子结合起来,把每年1月24日到月底设为“反人口贩卖周”。并且修订刑法,不仅要对人贩子严刑峻法,也要将买卖人口的双方以及参与漂白被贩卖人口身份的政府官员职员处以重刑,决不能让这条邪恶交易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逃脱惩罚。

同时还可以仿照西方国家建立完善的领养制度,帮助那些需要领养孩子且有能力有责任心照顾好孩子的家庭以合法的方式领养孩子,并由社工长期跟踪领养家庭状况,保障被领养儿童的合法权益。

为了防止父权制家庭侵犯女性生育权,还应该把强迫怀孕与强迫生育入刑:凡是在口头上劝说女性生娃的,第一次以罚款的方式予以警告,以后再犯就加重惩罚;如果“迫生委”的公公婆婆混蛋丈夫跟七大姑王八大爷们,胆敢以威胁和暴力方式逼迫女性生育,那就让他们都去吃牢饭吧。监狱更适合这些不尊重人权女权的人渣。

我相信,如此对症下药,标本兼治,肯定比反节育派们那套维护父权制家庭多子多福观念的垃圾药方管用得多。他们那副换汤不换药、仅仅用新瓶装盛的老毒药,已经祸害这个国家几千年,早就该销毁作无害化处理了。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消除李逵们打光棍买老婆的罪恶土壤,让“黑旋风”变成暖男的和煦暖风。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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