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撞墙
鬼撞墙

揭露易富贤和反节育派造假,就跟鬼撞墙一般,一次次兜兜转转,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却怎么都撞不破那屹立如墙、颠扑不破的谎言与谣言。不过一想到这个国家的历史也是如鬼撞墙一般兜圈子,我也就释然了。

面对瞒报,中国需要的是新闻自由,而不是把造谣当作“社会抗议”

“武汉肺炎”刚刚出现不久,当局做的不是努力控制疫情,而是立刻抓捕那八个在自媒体中传递有关疫情小道消息的网民。一时网络上人人自危,无人再敢就这件事情发声。

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天,疫情不断扩散,当局终于瞒不住了,这才开始慢慢承认疫情严重的真相,并开始封城。

这时,大家自然想到了疫情初现时那八个被当局以“造谣”名义抓捕的网民,不知道他们在共匪的局子里遭到了怎样的恫吓,安危如何。

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以为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新闻自由,在中国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的新闻自由。众所周知,让媒体自由地调查事实真相,自由地发表基于事实真相的报道,才是突破共匪瞒报,让民众获得知情权的最佳方法;要检验官方所谓的真相是否只是“官谣”,被官方当作“谣言”的民间小道消息是否“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也是最好的方法。

这本应是一个文明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但是,或许是因为国人被剥夺新闻自由太久,都不记得自己应该拥有这种权利了。又或者,国人已经对这个不断开倒车、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压缩民众言论空间的政权不再抱有任何希望,都懒得跟它们争夺这种权利了。这一次,居然没有多少人提到新闻自由这几个字。

与之相反的是,网上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

一个名叫胡泳的学者(从维基百科上的信息看,此人乃是北大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教授)抛出一篇奇文,“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不愧是北大教授,胡泳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数万字,估计已经把他能够搜罗到的古今中外有关谣言的所有研究全部罗列出来。

就在你以为他啰里啰唆写了那么多之后会顺理成章地得出“谣言止于信息公开”或者“谣言止于新闻自由”这样更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基本常识的结论时,胡泳却大义凛然地甩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谣言是一种“社会抗议”,甚至认为谣言被“妖魔化”了。

不过,看到胡泳引用那个获得北大法学硕士学位却不顾联合国人权宣言公然声称“买卖人口是积德”甚至要将“父母卖儿卖女合法化”的杨支柱有关言论自由的评论,以及看到文末括号中注明该文全文发表于“爱思想”网站时,我终于恍然大悟,明白了作者为什么如此长篇大论地要将谣言提到如此高大上的位置了。

“爱思想”网站也是造假大师易富贤之流的反节育派在中国的网络据点之一,他在2019年初炮制出的“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的谎言,以及其他一些胡编乱造的“人口学论文”,都曾经“发表”在这个网站上。

由此推测,胡泳如此大费周章不遗余力地为谣言正名,很可能是隐蔽地为易富贤杨支柱等人在反节育运动中大肆造假造谎的做法开脱,同时也为这些骗子继续造谎铺平道路。

作为传播学教授,胡泳不愿承认的是,如果中国人真像他希望的那样,在“官谣”发出来时,用“民谣”怼过去,那样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让民众在官方与民间共同制造的信息泥淖中无所适从,最终受害的还是被“官谣”和“民谣”共同剥夺了知情权的普通民众。

我反对官方动辄以“造谣”的名义抓人,也同样反对胡泳这样把谣言吹捧成“社会抗议”、企图为谣言正名的做法。

要消除谣言,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回归新闻自由,而不是以维稳的名义不断压缩民众的言论空间,剥夺国民的知情权。当然更不是像某些鸡贼的人精(简称“鸡精”)以及“精支”(指那些虽然国籍不再是被他们贬称为“支那”的中国,但在精神上却跟那些被他们鄙视的“支那人”完全相同的家伙)希望的那样,回到陈胜吴广时代,企图通过谣言推翻这个可恨的共匪政府。如果是那样,“鸡精”和“精支”们建立的新政府,又能比共匪政府强多少?别忘了,陈胜吴广建立的张楚政权,不过存在了一年左右便土崩瓦解。一个通过自我摧毁信用、散布谣言建立的政治体系,注定了不会长命。

我之所以把大肆造假的反节育派以及那些对他们造假选择性失明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称为“鸡贼的人精”,是因为在我老家,鸡贼是一种游离于法律边界(因为他们盗窃的鸡鸭的价值达不到立案标准)、脸皮够厚因此既不受法律制裁、又不受舆论约束的惯偷。这些年造假撒谎肆无忌惮的反节育派们,不过是将多子多福男尊女卑那一套垃圾附体于人权自由这类华丽词汇的高端鸡贼罢了。

一个国家的知识界充斥着这样鸡贼的人精,是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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