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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盒音乐卡带是来自好朋友的礼物

我的第一盒音乐卡带是高一辍学去打工的一位同学兼好朋友送我的,是古琴曲,里面的曲子有什么高山流水、平沙落雁之类。现在想想很奇怪,那个时代自己居然能够静下心来听这样的音乐,可能是音乐资源匮乏,饥不择食,逮着什么就听什么吧。

说起那盒录音带,我就想起那位好朋友。当时她的成绩很好,但那个年代在中国考大学不易,她姐姐考了两次都没考上,轮到她上高中时,她父母觉得她考上大学的希望也不大,而且家里孩子比较多,负担重,就让她辍学打工了,把机会留给她弟弟(不过在我印象中,她弟弟的学业并不是很好,后来似乎也没有考上大学)。

其实,如果她再坚持两年,大概率是能考上大学的。在此之前的好几年,我们县普高的高考成绩很差,据说很多年份连一个考上本科的都没有(只有作为重点高中的县中有学生考上本科)。所以,到我们上高三时,县里就把各普高的文科班尖子生集中到一个班,找了县里一所复读学校的名师当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又从县教育局各教研室找了些比较好的老师带课。经过一年的封闭式教学,总算出了几个考上本科的学生。我们班有几个学习成绩不如她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虽然是专科,但是师范毕业到初中当老师,工资福利都不错。

我这位同学兼好朋友口才不错,而且是一个非常乐观、心地善良的人,一天总是乐呵呵的,在班上人缘很好。记得高一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让班上几个成绩好的同学每个给大家教一堂模拟课,她上的那堂课是最受欢迎的,课堂上的气氛非常活跃,把我们语文老师都比下去了。如果她没有辍学,现在一定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

她和我初中高中都是同班,是最要好的朋友。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也跟我们俩关系很好,我们三个女生在班上学习成绩都是前十名。后来那位同学高三复读一年,也考上大学了,我们俩也是初中那个班级仅有的两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巧合的是,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而送我古琴曲的那位同学和班上一名男生,学习成绩比我们俩要好一些,但是他们俩家里都有三个兄弟姐妹,最后都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大学梦。

现在有些人说起计生政策,都认为它十恶不赦。但在刚刚改革开放那二十来年,中国的经济尚未起飞,计生政策实际上在无意中帮助了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女性和儿童。因为少子化一方面使得女性有更多时间到家庭之外工作,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另一方面也使得家庭有能力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投入更多,让孩子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些把计生政策批得一无是处的人,就像故事里吃了七个馒头才吃饱肚子,然后认为前面那六个馒头都不该吃的笨蛋一样荒唐可笑。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漂泊在外,慢慢地也就和当年的好朋友失去了联系。前几年,我那位同学辗转跟我联系上,我才知道她那会儿在做安利。

现在还记得她打给我的第一通电话,十几年没有联系,我们俩似乎有满肚子说不完的话。除了叙旧,她还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述中国的环境污染多么严重,让我一度以为她加入了什么环保组织。到那通电话煲快要结束时,她才点出安利的产品如何如何环保。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前面的口若悬河都是为向我推销产品做铺垫。放下电话,我觉得有些好笑,又为她的好口才感到惋惜。在人生中最关键的那几步,她因为种种外在的因素,没能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在她看似乐观的外表之下,又何尝没有遗憾和后悔呢。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的父母辈和祖父母辈更幸运,没有经历战争或者那些荒唐恐怖的政治运动和大饥荒,但我们仍然活在一个无法尽情施展自己才华的年代,人生之初的种种遗憾,不可避免地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其实我那位同学自己家族的历史也颇为坎坷。她母亲姐弟三人在“大跃进”大饥荒时年纪尚小,从外县逃荒,一路流浪到我们初中附近的村子,被她奶奶家收留(其实是把她妈妈和姨妈当童养媳,不过她奶奶为人宽厚,没有虐待他们)。到了1990年代,听说她母亲娘家有一个亲人曾经参加国军并逃到台湾(现在想起来,她母亲娘家可能在毛时代因此受到过牵连),还作为台胞回来探望过他们。不知道他们家和他们在台湾的亲人现在还有没有联系。

有时我会忍不住猜测,如果没有20世纪那七十多年的动荡岁月,也许我们各自的家族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轨迹,我们俩很可能都不会——至少是不会以现在的身份——降生在这个国家。如果是那样,我们还会成为好朋友并一起度过儿时那段最珍贵的时光吗?

我不是一个相信缘分的人,但我又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遇到一些难忘的人。在那不可能存在的臆想时空中,说不定我们俩仍然会在别的场合相遇并成为好朋友,就像她送我那盒古琴曲里说的伯牙和子期。

瞧!這個人,靈魂裡住的全是音樂。讀《街角那家唱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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