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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几则

最近在缓慢地读周作人文集,刚读的是他二十年代的几本。有些是译文,比如《冥土旅行》这个小集子,我很喜欢:内容不多,涉及古希腊、法、英、日四种语言文学,但每个选篇都是很好的经典。周作人选择这几篇来翻译,颇能体现出他的眼光和品味。还有许多是他的文学评论,也都很短,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完书在豆瓣随手码个书评。我没有全部细看,但翻一遍就像浏览了周作人的读书主页,感到他的阅读应该没有跟随当时流行的东西,而是几乎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选读优秀的作品。涉猎极广,见解卓然,二十世纪前四分之一中国读书人达到高度和自由,令人感叹如果那时候的学脉绵延不断,如今又是如何景象。

有一些段落让我联想起现在的许多人和事,不想多做评论,就做做抄书工吧:

周作人《山中杂信·三》,读这段时忍不住想,大概那时候看报,就像我们刷社交软件和刷新闻。我刷新闻也会有这样的烦恼:

“但是我在这里不能一样的长闲逸豫,在一日里总有一个阴郁的时候,这便是下午清华园的邮差送报来后的半点钟。……但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或者说,既然如此,不看岂不好么?但我又舍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伤的人,明知触着是很痛的,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剧痛,保留他受伤的意识。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

《新中国的女子》谈三一八惨案。可能是我对那个时代的材料太缺乏了解,周文的角度令我很意外: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发生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明观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记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支那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那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钦佩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支那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

《北京周报》社长藤原君也在社说中说及,有同样的意见:

“据当日亲身经历日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其时他就想到支那的兴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以前有一位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支那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时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支那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想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支那机运的一点消息”。

我们读佩弦君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看见他说: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

把这个与杨德群女士因了救助友人而被难的事实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日本记者的感想是确实的,并不全是由于异域趣味的浪漫的感激。其实这现象也是当然的,从种种的方面看来,女子对于革命事业的觉悟与进行必定要比男子更早,更热烈坚定,因为她们历来所身受的迫压也更大而且更久。……我并不想抹杀男子,以为他们不配负救国之责,但他们之不十分有生气,不十分从容而坚忍,那是无可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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