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纬1度的肯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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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战争40年,他为什么不是战地记者 | 专访BBC前驻中东记者Jim Mu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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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东部的福思湾上横架着一座悬臂铁路桥。桥上不设人行道,只供火车通过。56年前,一个男孩会在夜里偷偷爬上大桥,沿着栏杆和铁轨中间仅有的空隙行走。火车从身边驶过时,他双手下意识地抓紧栏杆,却无法阻止煤灰夹着冷风涌进鼻子。

在这条全长2467米的桥上,男孩在想些什么?他是否遇见到了很多年以后,这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将成为他生活的主旋律?

男孩名叫Jim Muir,如今坐在我对面的他戴着细边眼镜,头发灰白稀松地落于头顶。

从黎巴嫩内战到海湾战争,从波斯尼亚战争到叙利亚内战,作为曾经BBC驻中东的记者,Jim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亲历并报道了这个时代发生的大多数战争。镜头里的他经常穿着一件蓝色防弹背心,说话时努力将声音压过周围的爆炸声。

但是Jim却说自己不是战地记者,那他到底是一名怎样的记者呢?

1 从苏格兰乡村到剑桥大学

1948年,Jim出生在伦敦西南50公里外的Farnborough,平静的童年在14岁时迎来了一场“龙卷风”——父亲突然去世,家里欠的负债一下子落到母亲一人身上,很快全家就陷入了窘困。迫不得已,母亲带着Jim回到了苏格兰的老家,并把他送进郊区一所寄宿学校。Jim很怕放假回家,因为周围小伙伴一个都不认识。

为了逃离空虚感,他会冒险走上那条禁止行人通行的铁路桥。也是在那时他爱上了搭车旅行,经常一走就是一两个月。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报平安”是不可能。每当他回到家,看到的总是母亲眼里的泪水,但母亲并没有说什么。那时Jim还会纳闷,妈妈见到我不应该开心吗,为什么会哭。

“我当时完全没意识到母亲会有多么担心。”

如果说那时的消失是年少的鲁莽,那么成年后的几次音讯全无则是不得已的选择。

中学毕业后,Jim考上了剑桥大学的德语和法语专业,那时他的德语已经说得相当不错了。开学前的暑假,他又以搭车旅行的方式去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在回英国的路上绕道去了德国,因为开学就有一场口语考试,他想借此复习一下。

在科隆南部的高速公路上,他遇到了两个同样来自剑桥也在搭车旅行的年轻人,其中一人学的是阿拉伯语。

“你应该转到阿拉伯语专业,它很酷。”在嬉皮文化风行的年代,年轻人向往一切“酷”的事物。

回到学校的Jim发现,课堂上教的德语和法语更倾向文学和晦涩的语言学,他并不想毕业之后成为一名语言学家,更不想学一门全校几百人都在学的专业。

于是在来到剑桥的第一年,他就转到了阿拉伯语专业。那时系里只有10名学生,等到他毕业时只剩下3名。

一开始Jim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经历了极度压抑和被控制的寄宿生活后,他终于可以体验在草原上奔跑的快感了。醉酒、追女生(尽管他说不是很成功),在允许做傻事的年纪,他充分享受着自由的滋养。

正是这种生活上的自由带动了思想上的自由。大学第二年,Jim开始关心政治并积极参与到校内报纸的工作中。也是在这一年他与当时的女友结婚了。婚后他忙于打工赚钱,很少出现在学校,老师甚至以为他退学了。偶尔几次坐在教室里,他总是拿着笔写写画画。走近一看,纸上满是胡乱涂鸦。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第一门是英阿双语翻译,时间三小时。时间刚过一半,Jim就交卷离开了。第二天,老师们看他时眼里写满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好奇。这个几乎不来上课的学生竟然得了第一名。Jim称这是他大学一个小有成就感的时刻,像一个完美的复仇。

“老师讲课都是照本宣科,我自学也可以。”

Jim用自己的方式反抗权威,这和他所处的60年代密切相关。

那时人们走出了二战的阴影,社会充满了自由解放的气息。圣雄甘地、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切格瓦拉、特蕾莎修女轮番在人们内心上演一场场良知的革命;披头士、滚石、大门乐队更是用音乐将一个个追求独特和革新的灵魂从传统与保守中解放出来。

但冲突和隔离的情绪也在蔓延,越战开始、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柏林墙一夜而起、第三次中东战争打响、文革在中国如火如荼。

冰与火交织在一起,影响了Jim的青年时代,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这种双脚分处黑暗与光明的状态变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2 贝鲁特桥下的地狱

转专业的那一刻,Jim没有想到日后会在阿拉伯世界做一名记者。但一切看上去又顺理成章。

“当时西方人去阿拉伯语国家,不是去当英语老师就去做记者。”Jim选择了后者。1974年圣诞节过后,他从英国一路开车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那时他已经接到当地一家英文报纸的offer。

现在很多人想成为记者是因为即时而得的满足感。但是在通讯条件有限的70年代,Jim可看不到实时攀升的点击量。他靠着一台只能放八张复写纸的打字机写稿,往往最后一张纸上的字迹已经变得很模糊。这些稿件被分别放入信封,贴上邮票,漂洋过海到达伦敦、悉尼或者迈阿密。这时往往离信寄出去的时间已经隔了两周了。

没有稳定的经济保障,还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Jim形容自己当时“跳进了巨大的未知中”。刚到贝鲁特那段时间家里连床都没有,他就和家人在地板上铺个床垫睡觉,慢慢才添置了一些二手家具。

如今在贝鲁特,据Jim的粗略统计有五六十位来自外国的年轻记者,但四十年前这一数字只是个位。

“你必须得冒险。”

那么你是一个冒险者吗?我问。

“我曾经是,但是现在我不确定了。”Jim笑了笑,笑声像一声轻叹。

1991年Jim从伊拉克前往土耳其

在Jim到贝鲁特的同一年,黎巴嫩就爆发了内战。一开始还只是小规模冲突,第一次停火时大家都以为局势会就此稳定下来,谁知火苗又席卷而来。

“当时流行一种T恤,上面写着’贝鲁特停火1、2、3’,然后把数字划掉,代表已经停火了三次了。”

T恤上的数字从3慢慢增加到了21,这场后院的小火苗最终演变为了一场持续15年的战争。

随着战火的蔓延,Jim的办公桌也从室内移到了前线。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让他对人性的底线一次次产生怀疑,其中有一幕他至今难忘。

1976年内战刚爆发不久,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开始对境内巴勒斯坦难民营展开袭击。位于贝鲁特北部、容纳了2万多名巴勒斯坦人的Tel al-Zaatar营地也在其中。难民纷纷挤上了开往南部安全地区的卡车,但一路上他们却成了武装分子的猎物。

在驱车前往营地的路上Jim看到大桥边有几具尸体。当他回来再经过这里时,尸体不见了。他好奇地停下车,站在桥上向下一望,干枯的河床上突兀地耸起一座座小山。

那是人筑的山,准确的说是被切开肚皮的孕妇、头被打的像炒鸡蛋的老人、残肢断臂和肠子内脏混在一起的山。那一天,1500名来自Tel al-Zaatar的难民被杀。

“那是我看过的最恶心、最恐怖的场景。”

地狱不用十八层,那一刻,桥下便是。

3 战争中记者能做什么?

黎巴嫩曾被形容是一个早晨可以滑雪,下午可以游泳的国家。但是内战开始后,这个说法变成了“早上被以色列人开枪射击,午餐时遭到右翼基督徒炮击,下午被伊斯兰狂热分子绑架的国家 。”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Jim难道不怕患上医学上称为PTSD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吗?曾经有一次,他梦到一辆卡车正在像倒垃圾一样将满载的尸体倾泻而下。但是他坦言自己并不会经常回忆起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虽然身在现场,却像从望远镜里看一样与现场保持距离。

但是好的故事难道不是需要融入饱满的情感吗?如何将自己抽离于场景之外?对于Jim来说,他表达情感的方式不是像人道救援人员一样派发物资,也不是像心理医生一样对失去亲人的家属进行疏导,而是对具体场景所处的更大的事实真相的追求。其中有一些就像下面的故事一样,起到了改写历史的作用。

1991年,上百万库尔德人为了躲避萨达姆的镇压被迫逃往伊拉克北部山区。

那天是复活节,一群群逃难的库尔德人从Jim身边经过。人们用上了一切能想到的交通工具。病人躺在病床上被直接推着走,手上还打着点滴;儿童被放在推土机前面的推土铲里拉着走,更多人是步行,其中还有很多是赤脚。一路上天气非常恶劣,有些人因为寒冷、饥饿和痢疾在途中死去了,尸体就安放在路边。

复活节象征着重生与希望,那么对于这些库尔德平民来说希望在哪里?

当时Jim乘坐一艘小船,渡过涨潮的小河,前往库尔德人的聚居地。他身上带着那个年代记者最全的装备——两个笔记本、一台录音机和四盒磁带。

他与库尔德人生活了六周,在这六周里,BBC不知道他的去向,更联系不上他。现在的媒体不会允许记者这样做,但那时松散的管理以及通讯条件的限制却让Jim拥有了一段极为重要的时光。

他与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巴尔扎尼以及后来成为伊拉克总统的塔拉巴尼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塔拉巴尼经常对Jim开玩笑,你们国家曾经在1920年代轰炸过我们。尽管来自一个曾经伤害过当地人的国家,但是Jim与库尔德人以及两位领导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塔拉巴尼曾对Jim说,你不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朋友。因为兄弟不能选,但朋友可以。

中间为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巴尔扎尼

作为这一地区仅有的一名记者,Jim报道了库尔德人在萨达姆政权下的悲惨遭遇。现在的战地记者可以用新闻卫星卡车和互联网进行实时报道,但是在1991年,Jim能做的就是用可能是全伊拉克境内唯一一部卫星电话朝着大马士革的办公室喊。

他不确定消息是否能传到伦敦,忐忑中他在地板上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打开身旁的收音机一听,自己的报道占据了世界新闻的主要位置。

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梅尔在了解此事后,希望联合西方多国在库尔德人上空设立“安全区”,但是这一提议必须首先得到库尔德人的同意。

于是Jim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在英国政府和库尔德人之间进行沟通。很快在当年4月,英美法就将伊拉克境内北纬36度线以北划定为库尔德人“安全区”,第二年又在伊拉克南部建立了“禁飞区”。

这次事件让Jim真切体会到了记者这一职业的价值。

2016年,时隔25年后Jim重返库尔德斯坦,塔拉巴尼坐着轮椅来见他。这位伊拉克历史上第一位库尔德人总统当时身患中风,吐字变得十分含糊,但是交谈中脸上出现了生病以来从未有过的神采。塔拉巴尼的医生甚至跑过来对Jim说,这简直太神奇了,你能不能每天都来和他说话。当地的媒体更将Jim形容为塔拉巴尼“历史性的朋友”。

1991年的塔拉巴尼(左)和巴尔扎尼(右)

4 讲出真相

Jim一次次不顾危险靠近现场,希望把故事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有时把故事讲出来靠的不止是“不怕死”的勇气。

那是1988年的7月3日,伊朗航空一架飞机从首都德黑兰飞往迪拜。途中,驻扎在波斯湾的美国巡洋舰向其发射了两枚对空导弹,导致包括66名儿童在内的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事后美国政府解释说当时这架飞机不是向上飞而是俯身冲向美国军舰,美军误以为是伊朗的战斗机。但是英国情报部门监测到的飞机信号显示美国在撒谎。当时塞浦路斯的一名英国军情六处特工将这一情况告诉了Jim,但坚决不让他将这么重要的新闻发出去。一边是可以揭露真相的证据,一边是需要保护身份的朋友,如果是你会怎么做?

Jim选择将写好的新闻提供给《星期日泰晤士报》,条件是不能出现他的名字,否则那名告诉自己情报的朋友就会受牵连,并且他还让该报在伦敦的国防记者通过关系再找更多线索对内容进行补充。

当新闻登上报纸头版时,Jim的名字确实没出现,但是故事却和他写的一摸一样,因为那名国防记者找到的信源都不肯透露真相。在当天政府的内阁会议上,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下令查出泄露情报的人。那位在塞浦路斯的情报人员听说后主动承认了,生怕被查出来自己罪责更大。

这是Jim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让信源陷入麻烦,好在后来这名情报人员保住了职位。日后Jim和其他情报人员提起当年的选择时,大家都认同他的做法,因为这条信息在当时确实非常重要。

把故事讲出来,不仅要战胜肉体的恐惧,还要面对道德上的艰难抉择,而一切的背后是对真相的信仰。

这种对真相的追求,让Jim手中的笔从未停过,在69岁时还写出了BBC有史以来最长的一篇报道——11000字,比我在英国硕士毕业论文要求的字数还多1000字。

那是一篇关于伊斯兰国(IS)的全景式报道,接到任务时他对这个组织的了解并不深,但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他想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IS会做出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为什么他们的模式取得了可怕的“成功”?

在四周的时间里,从巴格达到贝鲁特再到库尔德斯坦的首府埃尔比勒,Jim密集地采访了学者政要、军事情报人员、甚至IS囚犯,还与两名制造汽车炸弹的IS前特工进行了交谈。

信息如浩瀚宇宙,需要连点成线,画出星象图。Jim从IS的宗教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开始追溯,再到武装圣战的道路,最后是走向世界的“哈里发国”,他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了这篇史诗般的报道。

文章在几天内就有超过150万名读者浏览,页面停留时间也打破了BBC的记录。

又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发现之旅。又是一次向人们讲出真相的报道。

5 最难的稿件

Jim称这篇关于IS的报道是自己写过最难的稿子,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是比这更难的——给“战友”的吊唁信。

人称独眼女侠的著名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和Jim有着深厚的友谊。遗憾的是科尔文于2012年在2月在叙利亚霍姆斯被炸身亡。在一篇向这位25年的“战友”致敬的文章中,Jim写到:

当科尔文前一晚完成了与BBC的连线专访后,我给她发了短信:太棒了科尔文。你这样会让我没工作的……今天还会有更多的炮击……希望你保证安全。我真是不敢想象我借给你那条保暖裤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赶快回来吧。注意安全,你这个疯子!

他永远没收到回复。

这不是Jim第一次面对亲密战友的离去。2003年4月,他与摄影师Kaveh Golestan、制片人Stuart Hughes以及翻译Rebeen Azad前往伊拉克北部的Kifri进行报道。就在他们到达的前一天,伊拉克政府军对这里进行了猛烈轰炸,导致三人死亡十多人受伤。

为了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直播报道,他们在一名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战士的保护下驱车前往伊拉克政府军废弃的大本营。那天,Jim坐在驾驶座上,Kaveh坐在他旁边,其他三人坐后座。为了尽量不引起注意,他们将车停在大本营外一片低洼的草地上。但是,刚下车Jim就听见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碎片从他左脸划过,他顿觉头晕耳鸣。像在过去四天遭遇的两次袭击一样,Jim下意识地寻找能掩护的地方。他绕着汽车左侧向车后跑去,一下子扑倒在地上。

又是两声爆炸声,然后是一片寂静。Jim看到在自己左边大约十米远的地方,躺着一个满身灰烬的人,看上去就像在那里躺了很久一样。他以为是伊拉克政府军留下的,但是上前一看才意识到是自己的同事——摄影师Kaveh。他看上去就像在工作中睡着了一样平静,但是下半身已经碎得血肉模糊。

原来,他们开进的是一片雷区。同行的制片人Stuart也在那次意外中失去了右腿。

Kaveh Golestan生前的作品,他曾因在伊朗革命中的报道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对于这次意外Jim感到很内疚,两天后他在一篇描述当时情况的文章中写道,我一路从德黑兰开车载着Kaveh,却把他带进了一片雷区。

对Jim个人而言,他离死神最近的时刻发生在黎巴嫩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当时他独自一人,山下的叙利亚人正向这个方向开炮,与之作战的巴勒斯坦人正向Jim身后逃去。

被困在中间的他躲到一个混凝土柱子后面,天空已经看不清颜色,大地在剧烈摇晃,身旁是不断飞来的火箭榴弹和随之响起的巨大爆炸声,那一刻他体验到了什么是“天崩地裂”,一切就像世界末日。

此时Jim必须要作出决定,是马上离开还是躲在这里等叙利亚人走后再离开。两种选择生还和死亡的概率都是50%。

下一秒,他已经跳进了车窗。

“我一定打破了从山上开车下来的世界记录,当时我头发都立起来了。”

有些危险能幸运地躲过去,有些却不能抱着侥幸心态。1990年Jim被迫离开了贝鲁特,因为那时他已经上了叙利亚人的暗杀名单,随时可能丧命。

在那之后他去了萨拉热窝报道波斯尼亚战争,又在1999年协助BBC在伊朗重开分社,一直到2005年再次返回贝鲁特,在那里报道伊拉克战争以及后来的叙利亚战争。

6 过山车与暂停键

如果说记者是生活作息不规律的职业,那么战争中的记者更是如此。

Jim常常在早上拿一张纸,折成方块形状开始列任务清单,从早上八点一直排到晚上,以分钟为单位,有时会有三四十项工作,一天中的报道更是多达几十次。

一个后来派驻到贝鲁特的BBC编辑看了他的日程说,你简直疯了。

如果一天是“疯了”,那么这样的一周、一个月、一年、40年是什么?

人们会问,这么忙如何保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Jim坦白地说,不能。

一次次打包行李、踏上未知的战场,每一次离开都可能是永别,不是所有亲人都能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Jim现在这段婚姻已经是他第二次了。

在一次在线回答观众提问时,她的女儿来邮件问,爸爸伊朗的局势怎么样了?你是不是忘记我的南方公园日历了?——南方公园是当时流行的一部卡通片。

Jim连忙解释自己并没有忘,都记在电脑里了。被女儿追到直播上回答,他又补充道,自己平时都会尽可能和家人多通电话,每年也会有20%的时间专心陪伴家人。

虽然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数字,他也想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在战争中报道,人就像坐在一辆上下翻转的过山车上,眼睛只会注意到下一个顶点在哪里,根本无暇关心行驶的这辆车是否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当报社安排Jim周末休息让别人接手新闻时,他还会说,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我的报道。早年做自由撰稿人的经历已经让他习惯了一个故事从头跟到尾,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直到出生才休息。

又或者是继续投入到另一个报道中。

当Jim发现过山车已经到了不得不停下来检修的时候,他向BBC申请了一年的休假。

“我做了过去40年自己一直疏忽的事情。”

他去看了自己一直未曾见过面的小外孙,也在这一年写下了遗嘱。这份遗嘱既是对过去多次死里逃生的感恩,也是对未来的承诺。一年后,他又再次回到了中东那片带给他荣耀、也留下过伤痛的土地上。

7 重新定位

就在我们交谈的当下,黎巴嫩境内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数以万计的民众组成南北向人链,从的黎波里穿越贝鲁特到泰尔,场面史无前例。

“如果是20年前,我一定会彻夜守在街头采访,听民众的想法。”Jim喃喃地说。此刻,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年前,Jim选择从前线淡出。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后面跟的都是“BBC驻中东记者”几个字。如果一个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一件事,那么这件事一定会塑造他的性格、他的生活以及他的人生。因此Jim坦言自己做出离开的决定,就像长期吸毒的人突然要戒毒一样,异常艰难。

职业让他找到了自己是谁,也可以让他迷失自我。在我们邮件沟通采访事宜时,他说视频电话和面对面都可以。我当然选了后者,并说想现场感受一下他身上积极的能量,Jim的回复是,我不确定自己现在是否还有。

也许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能看出他内心的波澜起伏。

没有了熟悉的坐标,他像迷失在海上的船只一样,努力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Jim的新身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的高级访问学者。我采访他的当晚他就要在这里主持一场新书发布会。不过并不是他自己的书,而是法国著名记者Eric Rouleau刚刚出版的的《中东的真相和谎言:一名资深记者的回忆录,1952-2012》。

虽然书名是回忆录,但书中几乎是对政治的回忆,关于作者本人的内容很少。

“如果我要写一本书,我希望通过生动有趣的个人经历让人们了解历史,而不是非常政治化的口吻,”Jim又笑着补充,“这句话我肯定不会在今晚的发布会上说。”

我很期待有一天能读到那本署名为Jim Muir的书。那一定不是一本“战地记者”的回忆录,因为Jim不喜欢也不希望人们称他以及和他一样在战乱中报道的人为“战地记者”。

“我们不是对战争感兴趣,而是对在动荡不安中人们加快历史变革的力量所吸引。”

56年前那个经常陷入空虚的男孩终于不用在黑夜中行走了,因为他已找到了满溢感的来源。

采访札记

十层女卫生间的烘干机再次响起。这是我在半个小时内第二次上洗手间了。既有紧张的原因,也是为接下来一个小时的采访做好准备。

刚要出去,旁边男卫生间的烘干机也响了起来。我心想,如果是Jim就好了,那会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偶遇。响声落下,我停了两秒钟走了出去,离我不到两米远的地方一个一米九的身影正要开门。

“Jim!”我从身后叫住了他。他并没有马上回头,而是愣了几秒钟才转过身来,不知道是我吓到他了,还是他像演员一样特意顿住表示惊讶。

在我们握手时,我手上的护手霜还没干。

这时离约好的采访时间还有15分钟。真好,又可以塞下一个问题,我暗喜。

上一次见到Jim是在学校的职业分享会上。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三个小时的分享,我因为临时有事不得不提前离开,但就像电影到了高潮突然断电一样,心里总想知道剩下的剧情是什么,以及三个小时以外更多的故事细节。

于是就有了这次“赚大了”的采访机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采访Jim的当天,正是国内的双十一。淘到这样一段宝贵的人生分享靠的当然不是钱,而是一封大胆的约访邮件。

邮件发出去后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那个Yes带给我的狂喜很快就被巨大的压力取代。此前我的采访对象都是普通人,这次不仅要访一个维基百科上能查到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从总统到平民都采访过的经验丰富的记者。

采访前,有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

我怕妨碍访谈,特意把录音笔放在身后的茶几上。好在那是一个做新闻专用的便携录音机,收音效果非常好,放远一些也没事。我刚要开始问问题,Jim问我录音笔在哪儿。他让我拿过来放在他桌前。

刚问了两个问题他又开始找纸,不过到采访结束那张纸上都是空白的。也许对于做了一辈子记者的人来说,纸笔和录音笔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必不可少,有它们在心里才觉得安心。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当Jim给我看他ipad里存的自己与塔拉巴尼会面的照片时,还不忘补充一句:你看我现在穿的和当年是同一件夹克。

我凑上前看了看屏幕,又看了看眼前的Jim,不由自主地发出低声的惊呼。三年前的一天,这件夹克的对面坐的是总统,现在是我,这可真算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了。

采访的头一天晚上Jim才从塞浦路斯飞回伦敦,结束与我的访谈后,他紧接着要赶去见一个朋友,随后要主持一个90分钟的新书发布会,晚上还要飞回塞浦路斯。已步入古稀之年的日程安排堪比当年在战地报道。

“女儿明天早上有一个手术,我想在她身边陪她。”正是想要更多与亲人在一起,Jim才会把行程排得这么满,好在第一时间跨越地中海回到那个他视为家的地方。

对于Jim的这篇文章我一直不敢提笔,就像初学者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真的能从一个小时的采访以及网上能找到的资料中尽可能呈现他的人生吗?

为了体会他曾经的工作场景,我还特意看了根据玛丽·科尔文的一生改变的电影《私人战争》。电影中有两句台词让我记忆犹新:

“Let me tell your story“ (让我讲出你的故事)

‘I want people to know your story”(我希望让人们知道你的故事)

把故事讲出来也是Jim这么多年做记者的动力。

而讲出Jim的故事,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力。

写作的过程中,我坐着、躺着、站着、走着,希望文字从各种角度流出来,但就算我能连续后空翻也无法将Jim的一生全面多视角地展现出来,甚至连冰山一角都不及。

这样的人生写不出来,只能亲自活出来。

至于我的人生要怎么活,也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有了答案。

把自己关在家里码字的三天,ipad一直在循环播放德国女作曲家nunu的《cheburashka》钢琴曲。她用停顿和休止创造出音乐的呼吸,让人产生放空的感觉,和我正在试图描述的Jim充满压力、精神高度紧绷的生活截然不同。一定程度上,我也希望这种放空能流进他未来的生活中。

乐评人形容nunu的乐曲“适合下雨天听”,此刻伦敦街道上的雨还没干透,网上显示贝鲁特也正在下雨。

也许这首歌能成为我与Jim继续对话的一种方式。

那天采访后,我在送给Jim的小卡片上写道: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谢谢你送给我了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

而我送给他的礼物是一个抖空竹的小泥人。空竹这个发源于北京的传统玩具在18世纪时传入了英国,英国人称之为“两根棍子上的精灵”。

在我看来,Jim就像一个用一生的时间在冰与火,谎言与真相、光明与黑暗之间为人们辨认方向的精灵。

而我希望成为那个为人们讲出这样故事的精灵。

这就是我想活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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