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伟在夹边沟

1907年出生，湖北英山人。

1948年从美国伊利诺依大学结束访学，回国担任兰州大学教授

1951年4月担任兰州大学副校长。

1957年12月，陈时伟在兰州大学被甘肃省委批准为极右分子。

1958年8月被押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59年7月31日后转到劳改工厂（甘肃省酒泉新生机械厂）改造。

1961年3月返回到兰州大学进行监督劳动改造。

1962年6月25日，陈时伟被解除劳动教养。

1973年在兰州因病逝世。

照片来自兰州大学档案馆，这是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的陈时伟为数不多几张照片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网上，有一篇《追忆夹边沟》，是一位叫李大梌的先生的口述史，李先生反右前是甘肃民勤县水利协会的职工，因工作中开罪上级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夹边沟，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之一，他在口述史中，专门有一段讲到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教授：

陈思伟原兰州大学副校长。此人在农场享受特殊待遇，和农场的管教干部同吃小灶。听说他女儿在北京的某知名大学工作，一周从北京寄一个食品包裹，因此至少没有被饿死的威胁，是为数不多的好的典型。

李大梌先生这段话里，差错不少，首先，进过夹边沟的兰大副校长，只有一个陈时伟，而不是“陈思伟”，其次，陈时伟先生受难时，不可能有一个“在北京某知名大学工作的”女儿，陈先生唯一的女儿陈绪明，在反右那年，还读高中，此后因受父母牵连，欲上大学而不得，后来还是江隆基过问，才被兰大录取，而后来“文革”起，陈绪明尽管宣布与父母划清界限，仍被挂牌批斗，游街示众，受尽凌辱，最后神秘失踪，不知所终。女儿的悲惨命运，是陈时伟与夫人左宗杞一生难以言说的伤痛。这位李大梌先生或许是无意，但传播这样的言论，对陈时伟先生一家造成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副校长陈时伟之死》，是有感于这位优秀化学家赍志以殁几十年后，他的死竟在网络上变成一个谜团。看了这位李大梌先生的追忆，我感觉陈时伟先生在夹边沟的命运，更可能是一个谜团。因为陈时伟虽然也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但他在返回兰大后，不幸在1973年因病早逝，当时还在“文革”之中，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陈先生估计也没也有为夹边沟经历留下文字纪录的机会。

但由于在夹边沟的右派中，陈时伟是甘肃省委钦点的“极右”分子，又具有重点大学副校长这样一个比较显赫的职务，所以，在夹边沟，他是知名度最高的人之一，后来的幸存者在多种场合回忆往事，许多人都免不了提到他的名字，但也都是片言只语。

往事常如一幅掉落的壁画，碎成一地且被来回碾压踩踏。随意捡起一块碎片，当然看不出画中原来的风景。不过，这许许多多碎片拼在一起，或可凑出一些残破的局部……

我这篇小文，就是想做一件不自量力的事情，我希望从夹边沟幸存者的片言只语中，做一些信息碎片的拼图游戏，回望这位优秀化学家在苦难岁月中模糊的身影。

要感谢甘肃作家赵旭，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着手寻访夹边沟幸存者，他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夹边沟惨案访谈录》，透过近七十位幸存者口述，为那一段荒诞悲惨的岁月留下了最直接的历史见证。我也正是在这本书里，寻找有关陈时伟在夹边沟生活的雪泥鸿爪。

一、知识不能改变命运，陈时伟幻想的破灭

按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显示，陈时伟被押送到夹边沟农场，是1958年8月间事情，此前1957年12月，陈时伟在兰州大学被甘肃省委批准为极右分子。他同为右派的夫人左宗杞教授所幸留在兰州大学监督劳动，夫妻没有同时被押送劳改农场，这是他们一家不幸中之万幸。

陈时伟做了一辈子化学研究，本质上当然是一个书生，即使已被专政铁拳打翻在地，但到了夹边沟，他还不能忘情于自己的专业。

据一位叫秦德裕的幸存者回忆说，在夹边沟时，每年天暖时，右派们要由干部带着去农场周围戈壁滩上，挖来二米长的陈年梭梭草，胳膊一般粗的陈年甘草根，还有草帽般大的陈年蒲公英头，在地边上堆起来烧成灰，美其名曰制造“土化肥”。但事实上，这些如此巨大的植物根茎不知生长了多少年，本来起着固定沙砾的良好作用，现在把它们挖掉烧成灰当肥料，是对生态的巨大破坏。陈时伟当然懂得这一点，曾善意提出夹边沟要重视生态问题，结果被干部批评为保守思想，他只好噤若寒蝉。

而据一位叫李宝琇的人回忆说，陈时伟到夹边沟后，在劳动时发现，根据经验判断，“鸳鸯池水库靠左手的山上石头里面含磷矿。”李宝琇说，陈时伟向场里报告了他的这个发现后，“场里让我领着这些老弱病残的人去背石头。我给队长说，’再不能这样背了，再要背我们就活不过去了’。”

陈时伟发现夹边沟附近山上有磷矿的事，被打成右派的甘肃省民委副主任，回族干部马廷秀的回忆中也间接证实了，他说“我到场的第二年，有一位被划右派的化学教授也来了，他来后提出与我同住。后来他发现此地有磷矿，未经仔细勘察，就径自向科学院写了报告，科学院就此事转到省上，结果惊动酒泉地委来了不少领导，组成七八个人的勘察组，进行勘察，结果发现都是鸡窝矿，并无开采价值，于是，开会批判他，说他欺骗领导，不老实劳动。”马廷秀这里没有点名，但所说这个化学教授，应该就是陈时伟。

夹边沟农场所在的地方，本身是不具备农业耕作条件的大片盐碱地，条件极为恶劣，据幸存者刘文汉说，陈时伟和西北师范大学的一个老师针对夹边沟的自然条件，提出夹边沟要实现农业丰产，必须要排掉土壤里的碱，办法就是在地里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让溶有碱成份的水渗入沟里，以自流的方式排入荒滩从理论上，这当然是治理盐碱地的科学办法，但是，当时夹边沟生产条件极为简陋，完全没有机械化工具，挖排碱沟完全依靠这些右派人工劳动，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依现在看，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我们现在看夹边沟很多幸存者回忆，挖排碱沟的苦力活，正是他们的梦魇，事后提起，也心有余悸。正如刘文汉说的，两个专家右派的本意是好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正是由于挖排碱沟累垮了这里的很多犯人。

陈时伟到夹边沟之后，无论是保护生态的主张，还是发现当地存在磷矿的判断，抑或是挖排碱沟的建议，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书生本色，另一方面，或许也有试图通过专业所长做出贡献，早日重新赢得组织信任幻想。其实这真是他的天真之处。

无独有偶，《束星北档案》一书记载，1957时在山东大学也被打成极右分子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在月子口水库工地上，被重体力劳动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也萌生了想走技术改造道路的设想，甚至提出制造适合农村的土发电机的方案。但是，《束星北档案》一书作者后来采访束星北的难友，高级工艺师石艺一语道破：“想走技术改造的道路，只是束星北天真的幻想，他在不断向上要求调到有关技术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时，肯定没有想到这两个简单的事实，一是他的身份，二是月子口对右派改造的目的。……月子口对束星北的脉博把得很准，他们似乎本能地知道，技术是束星北的命穴，因而死死掐住他这个穴位不松手，免得他借技术来逃避劳动改造或立场的转变。”

作家赵旭著《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一书，透过70多位幸存者的回忆，对夹边沟生活做了最全面的纪录。

二、挖沙子，背芦苇，被批斗，历经煎熬

陈时伟是1907年生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正是天命之年，1958年夏末到夹边沟参加劳动改造，已是年逾五旬，当然，夹边沟右派中，年逾花甲者大有人在，但和当时很多年过20的少年人相比，他已算是老人了。但是，夹边沟是所谓劳改农场，劳动是少不了的必修课，夹边沟那种环境中的任何一项劳作，对他这样一个习惯了在书房里拿笔杆子，在实验室握试管的知识分子而言，都已是形同苦役。

据一个叫杜圭的人回忆，他到夹边沟时，分配在新添墩作业站基建队劳动，陈时伟曾经和他在一个队里，他们一起干的活，包括在河里挖沙，住火车上装载，后来还到张掖板桥乡挖石膏。

曾做过甘肃民乐县副书眆的吴毓恭则回忆说，在夹边沟农场，有一次他看见“兰大副校长陈时伟背着几十斤芦苇没法走，在盐碱地里往前爬着出不去。吴毓恭将陈时伟扶了出来。陈时伟望着吴说道：好人啊，好人啊。

据吴毓恭说，他后来给夹边沟劳改农场场长张鸿说了一下，张鸿将陈时伟、黄席群（英语教授，著名报人黄远生之子——本文作者注）等人就调到了副业队，劳动强度相对小了许多。

除了体力折磨，陈时伟面对的还有精神羞辱，据原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孙枢学生回忆，他在夹边沟时，曾和陈时伟一起拔麦子。陈时伟穿着咔叽布的外衣，不爱说话，也不会劳动，所以，当时大会小会都要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播的麦子不够自己吃的。”

这种羞辱性的批判，从黄席群的回忆中也得到证实，黄席群说：

“到了夹边沟，因为我的劳动非常差，刚去时既不会割，也不会捆，所以每次都是黑旗，吃的饭也就最少。当时，农场将劳动好坏分为五个等级：红旗、紫旗、黄旗、白旗、黑旗，吃饭多少也要根据劳动等级来给打饭，红旗吃得最多，黑旗吃得最少。红旗一个月名义上可以拿两元钱。黑钱一个月名义上要给五角钱，但我一分钱也没拿过。场长有一天对我们说，你们劳动一年，种的粮食不够你们自己吃一个月的。”

劳改营里这些管教干部，多是工农干部，但他们许多都是精通人性的心理大师，他们深谙一个道理，对付像陈时伟这样的知识精英，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们感觉自己是无用的废物。许多知识分子后来被精神上彻底缴械，正是缘于此。

三、夹边沟，陈时伟到底有多特殊

不过，看夹边沟幸存者访谈录，提到陈时伟在夹边沟受到特殊待遇的，不只开头所说李大梌先生一人，兰州电信局干部泰德裕回忆说：

“干部房中有桌椅有木床，劳教人员中也有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高级统战人士，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省博物馆馆长陆长林、兰州医学院细菌学家刘逢举、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秘书长马廷秀、西北师范学院心理学老教授章仲子等十多人编为一个小组，由场部直接领导他们不上大田劳动，干些轻松的杂活。”

这个名单，应该说也不是子虚乌有，这个名单中的人，比如马廷秀，事后也有自己的回忆，他说

1958年5月到场，场副书记梁步云、场长刘振玉对我也很留心，一天，梁书记问我会做啥，我说我是书生，啥也不会。他迟疑半响，说：“那你就量力而行吧”，过了几天，通知我到病号灶上吃饭。……总之，我在这个劳动改造的环境中遇到的都是好心人，对我的诚实劳动是理解的，所以处处照顾我，并没有落井下石在农场劳动期间，省委统战部、省政协还派专人来看望我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不过，赵旭在《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一书中记载说，当他后来访问马廷秀的儿子马孚雄，马孚雄说，他父亲写的《百年见闻录》中关于夹边沟的一段经历，后来做了多次删节改动，几十万字的草稿改得只剩下短短一点了。所以，马廷秀的回忆，对自己以及这些所谓高级统战对象所受的照顾在多大程度上没有夸饰的成份，就值得琢磨了。

在夹边沟，陈时伟真正的幸运，应该是1959年就离开夹边沟，到了酒泉。黄席群有如下回忆：

1959年7月31日抢救高级知识分子时，把我（副教授）和陈时伟（兰州大学副校长、美国留学的化学博士）、谢再善（蒙文专家）调到了甘肃省酒泉新生机械厂，这是一个劳改工厂。在这里明显地待遇得到了改善，可以在干部灶吃饭。我在这里主要翻译英文手册，后来办简报，板报、写总结。谢再善在这里专门绘图纸。陈时伟给大炼钢铁搞化验。1960年评工资，当时的技术工人八级最高。陈时伟被评了三级工人，我和谢再善被评为一级工人。于是，我在这个时候每月可以领到32元钱了。

夹边沟一带，有时还能看到尸骨。

在劳改工厂我一直呆了差不多两年半，1962年春天我又回到兰州，进了甘肃农业大学。1963年正式调入甘肃师范大学。

陈时伟、黄席群之所以能够在夹边沟九死一生，这次调离可能至关重要。陈时伟1961年3月就离开酒泉，回到了兰州，比黄席群还早了一年。但即使蒙受所谓照顾，陈时伟回到兰州时，当时也已命悬一线。当年去火车站帮左宗杞接站的胡之德（陈时伟夫妇的学生，后来做过兰州大学校长——本文作者注）多年后回忆说，陈时伟当时骨瘦如柴，面色如土，虚弱得下不了火车，是他背下来的。

总结一下，陈时伟和其他一些人在夹边沟时，生活上受到过一些照顾，这是事实，但是，而且这种照顾，经常是时有时无，并不是一以贯之。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还是执政党政策的间歇性的变化，另外，主要也是管理者可能考虑到了这些人年龄、体力等因素，当然，具体到陈时伟先生本人，可能也跟江隆基主政兰州大学后所做的一些工作有关。（笔者《副校长陈时伟之死》一文有比较详细的交待，可参阅——本文作者注）

无论如何，陈时伟等人在夹边沟能受到一点照顾，说明那个非人的黑暗年代，时或会有人性的一丝幽光，我们应该庆幸才对，但是，坦率地说，一些夹边沟幸存者提到陈时伟等先生受到的这一点照顾，似乎也有很多的不满甚至愤怒，所述事实也多夸张不失。这让我多少有点意外，我于是想到张中晓先生在《无梦楼随笔》中提出的“压迫的腐蚀”，就是说，当人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却有可能进而失去对“爱、温暖和友情”这些人性的美好本身的信任和追求，进而扭曲了自身的人性，变得粗暴、乖戾、绝望、不近人情。

我当然没有资格苛责这些曾经蒙冤受难的前辈，我只是觉得这些前辈无意中对陈时伟流露出来的不满，给张中晓先生关于“压迫腐蚀”洞见做了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