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救赎：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16个关键问题》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杀青出版。正如书名所言，这是一本探讨当下新闻业困局与出路的书，本书作者彭增军教授是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而早前，他曾是我国著名外宣媒体《北京周报》执行主编。作为一名经常来往于大洋两岸的国际学人，他笔下讲的是美国的故事，但心中所想的，却是中国的读者；作为一名业界出身的著名学者，他的话是讲给业内同行的，但同时，也是说给社会大众的。

一、为什么要替新闻站台？

彭增军教授这本书的一个洞见，是强调严格区分中文所说“新闻”一词的两个意涵：一个是作为具体新闻事件、消息的新闻,即news；而另一个，则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业及其承载的新闻传统，也就是journalism。

彭增军教授说，每当有学生问及对当前报纸死亡问题的看法，他总说：“我为报纸致哀，我为新闻站台——A eulogy for newspaper; a

defense for journalism”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替新闻业站台？

按照美国学者克莱·舍基的预测，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许多行业，都将进入一个“大规模业余化”的时代。

乐观的观点认为，动态的新闻、碎片的信息，无处不在的网民可以提供；还有更乐观的看法认为，无数网民从多个视角的参与，将使事件背后隐藏的东西无所遁形，所谓“广度成就深度”，调查记者经年累月孜孜矻矻的努力也就变得多余。

于是，我们在无数次的网络狂欢后，迎来了传统新闻业真正的严冬。

眼下，报纸停刊已经不再成为新闻，电视台员工讨薪的新闻也此起彼伏，当传统媒体花果飘零之时，我们却发现，重大事件中的媒体缺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那几起轰动性事件中全民围观，人人参与的情景似乎也盛况难再。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看到更多的，是养生、成功和八卦绯闻。

我们回过头来看，就社会公共事件而言，即使是网络围观最强有力的时候，新媒体与传统新闻业的议程是相互加持的，也正如彭增军教授书中所说：“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往往也是围绕主流媒体的新闻展开的。”就社会公共事件的报道与讨论而言，如今传统新闻业危在旦夕时，社交媒体似乎也独木难撑，当然，这不影响它继续日进斗金。

前些年，国内有学者出版专著《拯救报纸》，也有专家认为撤掉网络版是挽救报纸危亡的必由之路，但是，究其实而言，报纸可以停刊，电视台可以关门，或许，一种媒介形式的存废无关宏旨，报社、电台、电视台员工的饭碗也并不重要——当年的调查记者如今转型做公益，办公司，甚至做公关，都过得不错——但权力需要监督、真相需要调查，公众需要高质量的公共论坛，传统新闻业承载的理念和操守，肩负的使命至关重要。

传统新闻业衰落后留下的巨大空白，怎么填补？

挖掘幕后的真相，看到航线上浅滩暗礁，劳神，劳力也费钱，一位资深媒体人曾告诉笔者，他们杂志每一期封面调查报道，平均成本都在3——5万元之间，我们很难想象，打游戏聊八卦之余搂草打兔子的网民，足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大规模业余化重构了人类的传播生态，但是，人类信息传播却不可能走反专业主义路径。也就是彭增军教授在书中说：“没有新闻的社会没有未来，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死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为新闻业站台，就是要在遍地瓦砾之中，要在大规模业余化时代里，探寻重建新闻专业主义的种种可能。

二、媒体衰落时代的公民责任

彭增军教授本书的另一个洞见，是强调新闻（journalism）不等于媒体（media），因此，“媒体”的“商业模式”不是“新闻业”的“生存模式”。

附着于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的媒体之上，是现代新闻业最主要的存在形式。而当今天媒体商业模式土崩瓦解的时候，传统新闻业的衰落，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方面看，当我们把新闻（journalism）与媒体（media）分开，我们也可以说，传统新闻的衰落，核心问题是传统媒体商业模式的失败。但是，媒体商业模式的失败，决不意味着是新闻业传统价值的失败。

从历史上看，媒体通过刊登广告实现赢利，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许多报刊籍此摆脱政党与政府的津贴，实现独立。

但是，新闻与商业，究其实，是两个道上的东西，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逻辑，一部新闻传播史，就是新闻与商业的龃龉冲突史。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媒体内部在编辑与经营之间设立“防火墙”，目的就是化解新闻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

不过，从历史上看，商业化也不是新闻业的唯一取向。

不必说BBC、NHK这样的公共电视，熟悉中国新闻史的人会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那些著名的的“同人报刊”，都不是以商业赢利为办报办刊宗旨的，那个年代或许已经无法复制，但是，它至少告诉我们，新闻业有商业化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彭增军教授在书中指出：“无论传统媒体的未来如何，都必须抛弃原来的思路，新闻特别是核心新闻，从来也不是商品，更不是买卖，媒体商业模式和新闻的生存模式是两个问题，该公共的归公共，该商业的归商业。”

眼下，市场已经失灵，商业化老路已经走不能，那么，新闻业新的生存模式在哪里？

正如彭增军教授书中指出的，当新闻业的价值不能在市场中体现，新闻业的问题已经不是新闻业自身能够解决，公众可以为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新闻业做点什么？

近年来，欧美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近年来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另类媒体机构，他们风格不同，定位有别，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一是实现了“去规模化”，即都是一些小型机构，不走商业路线，而是定位于一个公共机构。二是通过种种办法通过与公众的深度对话引导公众深度参与新闻生产，有些是实行会员制，筹集资金；有些则是选题众筹，即为一个有价值的报道计划面向公众以小额形式募集经费，这等于给公众提供了为媒体选题票的机会；有些甚至是选题众包，即把一个选题分包给许多多多普通的公众共同完成。

当然，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些模式都有各自的不足。去规模化的小型机构，固然使新闻业告别商业成为一种可能。但是，正如彭增军教授书中提到的：“传统媒体……它是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组织存在的，是一个组织的力量，只有这样的独立而又强大的组织力量，才有可能对抗各种利益集团和权力。”那么，如今这些小舢板或许精致无比的，靠什么抵御大风浪？还有，选题众筹等于让公众用钞票为选题投票，这固然是对公众的一种赋权，但是，如今那些10万+的爆款文，是不是也代表的当代的公众趣味？那么，我们如何保证引入公众深度参与的新闻生产，如何保证自身的独立，如何保证把公共价值放在第一位？

坦率的说，这些问题目前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在新的传播生态中，社会各界的深度参与，新闻工作者与社会公众的深度对话，是当今新闻生产的关键与核心，新闻专业主义的成败，在于全社会的觉醒和支持，在于人民大众是不是真的在乎。

因此，关心专业主义新闻业，以各种方式参与专业主义新闻业的新闻生产，是这个时代公民的基本责任。

三、中国新闻业还需要向世界学习吗？

中国近代化的新闻业，是典型的舶来品，尽管在发展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体制与风格，但是，向世界各国学习，一直是中国几代新闻人的自觉选择。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荣誉奖章”，中国许多新闻人都觉得与有荣焉，前些年我曾走访一些新锐都市类媒体，我看到报社把展江教授主持翻译的美国新闻写作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新闻与正义》（1—4）作为业务培养教材，人手一册，许多特稿记者把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著《光荣与梦想》奉为经典之作，反复揣摩研读。

但是，去年至今，我参加一些媒体的活动，却感受到中国的媒体正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中：市场化媒体江河日下，人才大量流失，媒体内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氛；而在一些体制内媒体，因获得大量财政支持而平添了更多的自信。在一个会议上，一位老总发言说，你们今天讨论的媒体兴衰存亡，但我觉得至少我领导的媒体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的媒体，只存在如何做大做强的问题；西部一家网络媒体的主管更称：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传播规则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解决当下新的传播生态中传播媒体的问题，需要中国媒体引领世界。

这些话，说得自信而豪迈。这些年，我们的许多媒体的确建立了耗资不菲的中央厨房，也做了一些类似分分合合的媒体融合，有一年两会上，一些央媒记者钢铁侠式的装扮确也大出风头，但是，我们靠这些是不是已经足以有资格引领世界？

《新闻业的救赎》一书中，彭增军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搞新闻的行业那么守旧？”的确，近一世纪的时间里，新闻业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中外皆然，彭增军教授分析的第一原因是居安不思危，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业坐享垄断带来的高额利润，日子过得非常滋润。而中国媒体市场化大门开启很晚，90年代以后，在西方媒体已经衰相尽显时，中国市场化借助改革红利，才开始高歌猛进，有了20年黄金发展期，小报养大报模式，让很多媒体很是过了一段好日子。而如今严冬来临，市场化媒体落花流水之后，很多政府出台政策扶持体制内媒体，很多媒体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没有危机意识之后，创新动力何来？财政支持能够确保新闻从业者没有饭碗危机，但能不能保证新闻业不失去受众？

彭增军教授分析媒介融合为什么做成夹生饭时指出：“现在完全不同了，媒体融合，媒体自己说了不算，必须有受众的参与，任何媒体融合的模式都必须是开放的。”而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已经变身为“创众”，所有的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与受众对话中试错演进，但关心中国新闻业的朋友不难发现，这两年，我们体制内媒体，从国家级央媒到地方党媒，两微一端编辑公开怼受众，乃至与受众对骂已不只一例。我们能期待这样的受众理念下能有像样的融合与创新吗？

《新闻业的救赎》有大量针对美国主流媒体困境中寻求变革的案例分析，干货满满，但除了这些具体可操作的分析，我觉得这本书中倡导的理念更值得我们思考。他在书中特别批评了媒体行业对互联网的工具化思维。书中强调“所谓工具思维，就是说有了金刚钻，只能想到瓷器活儿可以做得更快更好，却看不到金刚钻穿透的不仅仅是瓷器，就传统媒体来说，工具思维导致再好的技术也只是用来复制报纸。在上网时代搞报纸网络版，到了媒介融合时代也简单成了跨平台出版，而不是从媒体生态环境的系统改变去认识问题。”看看我们国内一些试图要引领世界的主流媒体，这些年所有的动作，不都在这种工具性思维中打转吗？

这些年走访媒体，最大的感受是许多媒体在亦步亦趋地照搬企业的管理方式，记者天天到报社打卡，每个月按写稿数量计算工分，管理当然要追求效率原则，但是，把传统上所谓自由职业，变成了典型的计件工，这样的管理制度，体现的是管理本位，但新闻业的本质，似乎被无形中忽略了。彭增军教授在书中借那个著名的“钟表匠故事”，讲了一个道理：“一群有着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处于恐惧中的奴隶，是不可能造出金字塔的。”那么，在新闻业最需要创新的今天，我们对媒体的管理在重视效率原则的同时，能不能进行一点新闻学的反思，我们的管理如何让新闻从业者从职业中有更高的自豪感、成就感，满足感？如果我们把记者编辑都变成成天为饭碗和生计奔波的计件工，我们能期待他们在新的传播生态中创造出新的媒体“金字塔”吗？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前面提出的问题，在新的传播生态中，世界各国的新闻业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我国新闻业的确存在所谓弯道超车的机遇，中国媒体可以有引领世界的抱负，但是，只有开放的胸怀才可能有广阔的视野，密切关注世界新闻业发展动态，虚怀若谷方能在创新的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彭增军教授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学养深厚；他又是资深媒体人，对业界动向观察敏锐。他长年深处美国，对美国新闻业困局与探索感同身受。他这本用中文写成的著作，文字幽默风趣、深入浅出，我相信读这本书，对思考传播变局中的中国新闻业方向与使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