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为定

三流时评作者,偶尔在报纸上写写专栏。

怎么书写受难者?

这两天为着备课,比较仔细地读了许良英先生的《我所了解的束星北》以及樊洪业先生的《竺可桢日记中的束星北》等几篇文章,很大程度上,解答了我读《束星北档案》时的困惑。应该说,作家刘海军所著《束星北档案》,是一部优秀的历史传记作品,这煌煌50万言,建立在大量一手档案文献基础之上,这部书的出版,让一位历尽折磨、饱受屈辱的物理学家重归大众视野,更是打开了尘封的历史,让我们透过一位物理学家的悲惨遭遇,记住那个年代的野蛮和残暴。

但是,正如许良英先生所说,“作者对传主是仰视的,把他看得太高大了,难以平等地、客观地去观察、分析。”因此,书中对束星北先生的学术成就、历史地位,都有一些夸饰的描写,比如“天下第一才子”“他的理论物理修养(三四十年代)国内难有比肩者。”“他的教育才华(三四十年代)也无人可以企及。” “束星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束星北……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的基础。”这样的描写,在科技专家看来,都是没法成立的。

学术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普通民众,包括一般做人文社会科学等研究的知识分子都难窥堂奥。而人们对自己不懂的东西,都会有几份神秘,要谈论它,总会掺杂几份想像,尤其是当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如果遭遇政治迫害,人们基于对其遭遇的同情,会让想像插上翅膀,飞得更高,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我这段时间搜集50年代反右中蒙受冤屈的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的资料,发现夹边沟一些难友说起陈时伟,常常用很多夸张的字眼:“陈时伟是国际著名的化学家,新中国成立,他放弃了冲击诺贝尔化学奖的研究课题,从太平洋彼岸回国报效……” 陈时伟先生是颇有成就的化学家、教育家,但要说放弃了“冲击诺贝尔奖的研究课题”,恐怕还是言过其实。

普通人对受难者生前成就夸大,一方面是对科学研究的神秘感,更重要的是基于一种朴素的善良,这种善良,不但会在叙述中有意无意夸大受难者的成就,而且还会拔高受难者的道德,为他们有意无意地加一些神圣光环。这不只是对科学家、对学者,对政治人物亦是如此。文革中有些人受到残酷迫害,所以,普通人只看到他是受害者,殊不知,通往罪恶的道路,是他积极参与铺就的。

所以,面对一位受难者,面对一段苦难的历史,学者著史、作家写传、记者报道,面对后人的口述记忆、面对文字资料、面对档案文献,最重要的工作是披沙拣金,勘验比对,分清哪些是想像,哪些是事实。那些想像和传说,写小说,写剧本可用,但历史传记,新闻报道中绝对不能给想像留下位置。没有这样的描写,无损于受难者的伟大,浮夸之词加诸其身,反倒是对其声誉的第二次损害。

更重要的,一部严肃的历史传记,扬善不能隐恶,传主历经苦难,其情可悯,因义受难,当然是道德的荣耀,但道德加分不能把传主变成我们笔下的圣人,一部好的传记,应该把传主的局限、过失有恰如其分的呈现。我读王戈、王作人先生写的《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特别注意书中有关北大反右运动的描写,读完总觉得有点遗憾。北大反右时,江隆基校党委书记和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整个反右在他领导下进行。尽管高层对他领导的北大反右运动并不满意,这也是事后他被贬黜京城,到西北边陲出任兰州大学校长的原因。但是,北大毕竟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江隆基任内,北大共有511人被划为右派,其中教职员工右派90人,学生右派421人,这其中就包括林昭在内。但数百名优秀青年的命运就此改变,江隆基先生恐怕难辞其咎,书中“他也不可避免地犯了历史性错误。主持划了一批右派……”这么一句,的确是有些轻描淡写了。江隆基是卓越的教育家,于兰州大学发展更为功勋卓著,我对老人家一直充满敬意,但我也更希望看到更多实事求是押述他在反右运动中表现的文字。

历史传记的写作,应该追求“袪魅”,而不是“加魅”。传记类作品,作者有很大一部分是作家。作家写的历史传记,文字优美、故事生动,但部分作品于事实的考证,往往用力不多,有时甚至用想像、抒情代替事实,对事件发生时间的考证与交待都十分马虎。这在作家写成的传记类作品,还比较普遍,中国传统强调文史不分家,但现代学术体系中,史学有严格的方法训练,有志于人物传记写作的人,做一些这方面的功课,并不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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