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机子”与“大参考”：那些神秘媒体背后的信息特权

1955年3月初的一天，因牵涉高岗案，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被撤职后，正在家听候发落。突然，他桌子上的“红机子”电话响了。

这本是中央机关39局（电话局）试打各户“红机子”，但“红机子”一声铃响，让因前途未卜的饶漱石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他逢凶化吉的信号。著名党史专家林蕴晖在《重考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一书中写道：

他以为他问题可能很快解决了将恢复工作或分配工作，因而情绪激动，向其妻子和陈麒章（饶的秘书，负责对饶管教）发牢骚，说：中央还是相信他的，他没有反党，是陈毅有意挑起要报复他。饶还指责陈麒章“充当陈毅的打手。”……

陈麒章当时负有“每周写个‘饶漱石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于是陈随即将饶的这一情况详细向中央报告。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饶妻也写了内容相似的报告交给杨尚昆。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二人的书面汇报被作为会议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刚听过毛泽东讲“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代表们立即把饶漱石“闹翻案”同“以特反特”的问题联系起来，认定饶的活动已超过内部矛盾范围，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对饶的处理陡然“升级”。

全国党代表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饶漱石的党籍。

就这样，一个政治家的命运，被一声电话铃响改变了。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已经讨论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饶漱石是可以保留党籍的。只因那红机子一声铃响，让一生严谨克制的饶漱石激动到不能自已，当着受命监管自己的秘书与妻子面，发了不该发的牢骚，给自己招来大祸。

可能很多年轻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声电话铃响，竟让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如此进退失据。这需要从“红机子”象征的信息特权说起。

红机子，也就是所谓红机网电话，据称在中国专指副省级以上的党政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整个系统经过加密。拥有红色电话，是工作的需要，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据一些外媒称，能拥有红色电话的圈子大约是300人。

从现有资料看，饶漱石完全是在毫无预兆地情况下卷入高岗事件，那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党内斗争，饶漱石内心煎熬，恐已近乎崩溃。当他以待罪之身在家，桌上那依然保留的“红机子”，于他当然是暗夜中唯一一丝亮光，“红机子”一声铃响，让他产生无限遐想，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说到特权，我们普通人容易想到特质方面去，奢宴珍馐，豪车大宅。其实，特质特权，在特权序列中，属基础性的，真正的特权，在精神方面，包括信息特权。专门为一个人看的大字线装书，专门为一个人看的电视节目，自不待言。在那个国门紧闭，“偷听敌台”要获罪入刑的年代，位居高层的领导干部，每天会收到专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为了和普通人也看可看到的小报《参考消息》相区别，这个被内部称为“大参考”。《大参考》由新华社提供，主要内容是外国主要新闻机构报道的编译，后来，似乎也加了新华社驻外记者写的内参稿件。形式上看像一本书，每天出两次，上午出一本，下午出一本。因为考虑到领导许多年事已高，视力不佳，参考消息正文选择用大号字体印刷，以方便上了他们阅读。所以，“大参考”看上去比较厚，通常有60—90页。

现在，这种“大参考”旧书摊中可以淘到，用时下眼光看，当然卑之无甚高论，但对于那个封闭的年代，看这已经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一种特权。能看到“大参考”，也是政治上获得信任的证明。从建政之初到文革年代的高级干部，大都在战争年代颠沛流离，吃过千辛万苦，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对于物质待遇或可将就，但一旦像看“大参考”信息特权被剥夺，那对他们的打击或可致命。

文革初起，有“党内英才”之称的邓拓自杀以证清白。就是祸起大参考。多年之后，邓拓夫人丁一岚有如下回忆：

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４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

以上,是邓拓夫人接受一位叫任捷的女士访谈时披露的，最早发表在1999年6月 25日《南方周末》上。邓拓1949后任人民日报社长，1958年被调离。 1988年我在该报做实习生，赶上人民日报40周年大庆，主席台上,包括时任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内,大人物云集，年近七旬的丁一岚女士作为嘉宾，坐主席台最后一排。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介绍说，今天到会的，还有我们老社长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时，她从最后一排站起来，我坐在会场中间，看不清她的脸，但当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让我非常感慨，邓拓在该报深孚众望，可见一斑。邓拓是书生气质的革命家，长期追随毛泽东，是1945年第一部《 毛泽东选集》编印工作的主持者，他在人民日报的工作不能让毛满意，被骂成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后来因被剥夺看“大参考”的权利而万念俱灰，或许也是书生气的缘故。邓拓是书生，饶漱石位高权重，但在中共早期高干中，也是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读过上海大学，英文流利。想起俩人的命运，令人唏嘘。

“红机子”与“大参考”，都是信息媒介，但是，它们都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它们本身就是信息，对外宣示着一种特权；对内，则像一个自身安全的睛雨表，有些高干即使对国际问题素无兴趣，但也会很在意“大参考”之类是否按时送达。红机子或许很久不会使用一次，但存在与否，却至关重要。特殊时期，甚至性命攸关。

说到“大参考”，类似的媒介，还有《内参附页》、《内参清样》、《内参选编》等，都是内部刊物，只是密级有所不同。与“大参考”不同，这些主要针对国内事件与高层领导讲话等。另外，人民日报也有供各级领导阅读的内参，各省党报也有供本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参。

在一个信息受到高度管控的社会，不同密级内参的存在，既与内部文件一起，形成组织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各级领导了解社情民意的一扇窗口。所以，几代中共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内参，甚至有“内参治国”一说。

不过，内参如此花样繁多，但最高层领导都为得不到真相而苦恼，自己要想很多办法，文革红人戚本禹回忆：毛主席到各地视察时，常会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给他写信，他们中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人士、各行各业都有。反应的情况也十分广泛，都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这些信，寄到一个专用邮箱，必须由毛本人亲自拆封。

比毛更焦虑的，还有刘少奇。1961年4月间，大饥荒还在肆意蔓延时，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来到湖南做调研，他先后住在农家院、猪场饲料房：

他走到屋后山坡上，突然发现一堆已经干了的人粪，没有臭味。他拾起一根柴棍，拨开那堆粪，仔细观察，不禁摇头叹息，说：‘你们看，这里面全是不能消化的粗纤维，说明这人吃的是野菜、草根。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问题大啊！

刘少奇用44天时间，如此殚精竭虑，就是想知道一个事实：农民到底有没有挨饿，公共食堂还要不要再办？

刘少奇这次调查，被很多党史专家奉为“正确调查”的典范，但是，在一个大众传播、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还需要本人亲自出面去做这样的“调查”？事实上，当时中国大地已是饿殍遍野，但国家主席为了搞清楚农民到底能不能吃饱饭，竟要如此费尽心机，“察粪知民情”，那应该是少奇同志运用了多年白区地下斗争的经验，一般人恐怕想不到这个办法呢。

不过，真实有价值的信息，都是开放、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形成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信息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它不像鸡鸭鱼肉，电器衣料，“特权”能提供的满足是非常有限的，在一个信息失去自由流动的渠道的社会里，任何时候，不要高估最高领导人获取信息、判断局势的能力。

这是管制媒体的最糟糕的后果，它本来是想者上反对者的嘴，但最终却刺瞎了当政者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