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４０年前的一次冒险

按：这是一篇有点无聊的小文，但微信公号中根本不允许编辑，简书中发出来一个小时就被锁定为仅自己可见。我发到这里，全当留着全尸。

１９７８年，中央新闻界有过两篇文章深度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的《光明日报》上，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著名的一篇言论；另外一篇，则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是新华社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发布的一则２００多字的短消息，高调宣布为１９７６年天安门广场清明节发生的政治抗争为“革命行动”，为事件彻底平反。

这两篇作品，体量不可同日而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煌煌六千余言，占当天《光明日报》头版近半个版面，其深远影响与历史地位也非《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篇短讯能比，但是，由于１９７６年清明时发生的“四五运动”当时被镇压后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北京及全国各地遭逮捕迫害者为数甚众，这个消息在中央媒体高调公布，激励了无数渴望社会变革的人心，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形成强力呼应，两篇作品一前一后，有力影响了那一年中国社会的议程，为一个月后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无论是六千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区区两百多字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它们的面世发表，都是当时一些党内精英、几家中央媒体老总合谋的成果，这是当年中国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媒体生态。但是，时移势易，随后这两篇作品具体出台过程及主要作者，都变得有点模糊起来，以至于形成大大小小的争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主要作者，已经成为一个公案。我最近读一些文献，发现《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发表过程，说法也各有不同：

１９９４年出版的《新闻春秋》杂志第２期上有新华社资深记者周鸿书先生的《新华社播发天安事件平反消息始末》。周鸿书先生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按照他的说法，这篇小消息是根据时任新华社社长曾涛的意见，几位同仁商议后，由他负责执笔写就，“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一醒目标题则是舒人（时任新华社值班室主任）所加，最后由时任副社长穆青审阅拍板的：

杜导正说，昨夜，曾涛同志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叫转告北京分社，在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里要突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内容。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起，商量怎么个突出法。大家都认为，要突出，只能把平反的内容放在导语里。同时，大家也都认为，把平反的内容放在导语位置，下面还得有个副导语，说明这个会议要求加快清查步伐，迎接工作重点转移（北京市委常会扩大会议的主题就是把党的中心工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本文作者注）。这样就导语下面套导语，有点不伦不类。大家都觉得不太理想。这时，我说，我倒有个锼主意。《北京日报》的会议消息，今天见报了，约有八九千字的样子，后边有一小段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咱们就来个据《北京日报》这一段。这样，我们既能单发，又不用送审。……最后敲定两个方案，一个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送穆青（当时新华社副社长）去定。

回到政治组办公室，庄重让我起草单发的消息，由他来调正原稿，把平反的内容移到导语上来，很快，我就将单发的消息写好了，送庄重审阅。他看后说，好，我们找舒人去。舒人加了个醒目的标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让我们送穆青审定。这时，两个方案就成了一个单发的方案了。穆青审阅后，把导语改了改，对我们说，就这样发吧。我问他，还要送审吗？他想了想说，不用了。

但是，１９９８年纪念改革开放２０周年时，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余焕春在《新闻记者》、杂志发表文章《人民日报编辑部内部消息：从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看“真理标准讨论”》，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消息出台另一个版本：

把这段话从北京市委决定的长篇文字中拎出来,单独作为一条新闻,是新华社社长曾涛的主意。1978年11月１５日,曾涛看了当天《北京日报》,对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胡绩伟、杨西光说.北京日报今天发表了市委扩大会议的新闻,新闻写得很长,把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淹没在这条长新闻里,标题也没有标出来。他打算把这点拎出来,突出地发一条单独的消息。胡绩伟、杨西光都还没有来得及看这条新闻,经曾涛这么一说,他们立即看了新闻中曾涛用铅笔划出来的那段话,感到十分重要,应该摘出发一条大新闻,可以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

曾涛很快写出来了,不到250字,虽然很短,但确信是一条能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他们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如果用市委宣布的那句话太长,做不成标题。胡绩伟想了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是会激动人心的。他把标题写在新闻上面,大家又斟酌一番:北京市委只宣布广大群众去悼念是革命行动,并未宣布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样的标题是否题文不符?他们3人一致认为,市委宣布的那段话,比过去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径”有很大进步,不仅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连“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不提,这自然是根本性变化,是翻过来了。

事情定下后,他们还请于光远来作参谋,一起再商量,再斟酌。于光远对他们的做法投了赞成票。

就这样,1978年11月16日新华社发出消息,17日,首都各报和地方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这一新闻,引起很大轰动和受到普遍欢迎。读者反映说,这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胡耀邦同志看到《人民日报》后,对胡绩伟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赞许,因为他心里明白这条消息的用心,会心一笑,并未多说什么。

按余焕春先生的说法，这个短消息是曾涛亲自执笔写就，标题则是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但是，就这时，余焕春先生是人民日报的人，查对资料不难发现，他写这段历史，主要依据胡绩伟先生的相关回忆。于光远编著的《1978我亲历过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收录胡绩伟一篇文章，内容与这篇所述完全一致。但是，胡绩伟当时和曾涛、杨西光（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一起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只见到曾涛，未必能详细知道曾涛与新华社同仁内部沟通的详情。报道标题或许胡绩伟说得没错，是根据他的意见所起，但具体起草过程，应该周鸿书的叙述更可靠。因为这是新华社的报道，如果真是时任社长亲力亲为起起草的稿子，周鸿书作为下属哪有窃领导之功为己有的道理？

周鸿书先生在文中还特别强调说：

这些年，不断有人问我，听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稿子消息是你写的？我从来都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这个消息是谁写的。不错，执笔的是我。但是，这个新闻能够见报，功劳决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大家齐心努力的结果。如果说胆识的话，是穆青冒着风险拍的板，否则这个稿子是见不了见报的。这是我要特别说明的一点。

说到风险，周鸿书后来才知道，穆青当时拍板貌似云淡风轻，其实是在极大压力下的决定，为这２００多字，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后来穆青接受历史学者徐庆全访谈时回忆说：

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行，我跟你一块去。

而后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接受徐庆全访谈时的回忆，更印证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说：

新华社的电讯稿出来后，华国锋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了解一下新华社发电讯的情况，以及电讯稿发表后的反应。我对华国锋同志说，最好中央有个态度。然后，按照华国锋同志的要求，我把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等人找到我的住处，碰了一下情况。

……

华国锋、邓小平找我、贾庭三和团中央的胡启立，汇报情况。我概括地汇报了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情况。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好。我还是强调说，中央对这个事情要有个态度。

事情到此就不难明白，《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发表，是渴望中国走出文革，走向变革的一批党内精英基于多年丰富政治经验对当时党内斗争形势的一次对赌，这一次，好运站在了他们一边。

一个月之后的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会议公报指出: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至此,全国注目的天安门事件,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高校新闻实务类教科书，都把《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作为一个编辑处理新闻素材的经典案例，讨论编辑的新闻敏感。的确，1978年11月１５日当天《北京日报》关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委扩大会议的报道长达八千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一段话就在其中，但当天发表后连胡绩伟、杨西光这些老新闻人都没注意到。新华社把它摘出来，单独发表，２００多字，却引爆中外舆论，就连《北京日报》也不得不作为一版头条的重要新闻重新刊发。

不过，正如周鸿书先生所言，《北京日报》没有单独发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未必是《北京日报》的编辑记者没有这个新闻敏感，而是受当时种种条件所限。他们对限制性的“种种条件”的熟悉，何尝不是那个年代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和智慧。

政治家和媒体人，行事当然遵循两套逻辑，媒体追求表达效率，但政治人物有时候要考虑如何淡化舆论关注来降低可能的社会风险，把重要信息不露声色地掩藏在一堆材料之中，往往是政治策略，在中国做新闻，具有新闻敏感很重要，但从自身安全的角度说，政治敏感可能更重要。这是我们回顾４０年前那些前辈新闻操作时须臾不可忘记的前提。

死于勇敢，那是壮烈，但死于懵懂，就有些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