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唤起一代人的文革记忆

按：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这一年，我离开西安到青岛工作，教了一门叫《传播学研究专题》的课程，因为讲授内容涉及大众传播与社会记忆话题，我建议上我课的30多名学生对家中长辈就文革话题进行一次访谈，最后形成30多份访谈报告。这篇文章，是我当时写的一个教学总结，最早发在我的一个简书账号和新浪博客上，当时蒙一些朋友转发推荐，阅读量似乎还不错。但后来，我发现这篇文章在这些平台上悄悄失踪，而微信公号上，这篇文章的素材根本无法存盘。当时写时留了一个底稿，整理一下发在这里，权当存盘。

我手头有30多份有关”文革”的访谈，是一批90后少年完成的，从今年5月17日之后，我嘱他们采访自己的长辈，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文革记忆，整理成文，作为本学期传播学专题研究的期末作业。

交到我手里的这些访谈报告，长短不一，形式不拘，30多份加起来总字数也就2万左右，但评阅竟前后用了整整三天时间，这其间，很多时候我竟沉浸其中，错过饭点。教书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感觉阅卷也可以不是苦差。

（一）“文革”：从抽象到具象

开学的第一节课，谈到这学期要讲到传播与社会记忆时，我顺口向在坐的90后少年提问：你们印象中的文革是什么？一阵沉默之后，一位女生说出了政治教科书中最标准的叙述：“一场由国家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但到交来的访谈报告，这些标准的叙述话语完全“具象化”了。

东北姑娘王更，采访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姑姑还有父亲，她很难相信许多完全像电影中情节，都发生自己亲人身上：“文革”开始，爷爷被关了牛棚，怀着身孕的奶奶要生孩子时竟然发现被医院拒之门外。

“那位医生说：“你们院给我来了电话，说你是反革命。我们是部队医院，是不能接收反革命的。不论我怎么恳求，医生给的回答都是：“少废话，快走，快走。”就这样没人搭理即将生育的我，只能是十岁的女儿扶着我走一步蹲一步，我和孩子边走边哭。”

张可乐同学的父亲，则回顾了血统论变种的出身论对少年身心的戕害：

我有一低年级同学最怕开学报名，总是在校门远处树荫下或者墙根边游逛、观望，确信所有同学都已离开校园同时，才低头讷讷的走到老师办公桌前。老师呢，照例要问上一句：

“家庭成份？”

“地主”。低沉的声音里满是惶恐不安，歉疚羞愧，好像闯了天大的祸，做了对不住人的丑事。这种心理阴影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成长，他因此成为一个既木讷、又敏感，整天郁郁寡欢的人。

汪小雨同学来自重庆云阳，这是文革时武斗的重灾县，她爷爷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看到了惊恐血腥的一幕：

大概打了两个多月，云阳才被攻破。拐派的人看打了败仗，就择道巫溪县，计划翻过大巴山逃去陕西。在撤出云阳之前，拐派的人还闯入了云阳银行，抢了72.5万块钱作为路费。大约3000多个人分了这一大笔钱，带着全家老小开始向陕西逃命。2000多公里的路程，最后真正走到西安的人少之又少。

逃走的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留下的俘虏也没那么幸运。秋派赢得胜利之后，就开始屠杀俘虏。杀人就像杀鸡子一样，尸体抛在长江里面，把长江水都染红了（我觉得这句话是夸张——汪小雨同学按）。据人说，万县及其他区县的部队在回去之前，还曾在云阳召开庆祝会。

李玉鑫同学的姥爷文革时是一名小学教师，他向讲述了文革时批斗会上司空见惯的惨酷而野蛮场面：

我教小学，学生小，没斗我，这算好的。离马庄不远有个四中，有两位教师天天被斗，也来咱村斗过，一个叫赵善田，一个叫时延忠，大学毕业分到四中教书，就因为是地主，所以天天斗，这个打、那个踢，因为打得厉害受不了，后来用刮脸刀片割断咽喉气管而死，这是我亲眼所见。马庄邻村有个叫杨济淳的，捆着在西董集上游街，造反派拿着枪，这个打、那个打，不一会就打断三根肋骨，不几天就受刑不过，上吊而死，这也是我亲眼所见。

有一次，我到邹平赶集，正是夏天，天气炎热，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好老太婆，穿着破棉衣，身上用绳捆着，脖子上吊着个尿桶，桶里有大半桶尿，背上捆上个大铁圆板，还捆着块大木头，打扮成个鳖的样子，前边打、后边踢，不一会就被打倒下了。

那个年代，一句有口无心的话，一个下意识动作，甚至一个幼童懵懂之举都可能招来无妄之灾。

张可乐同学的爷爷讲了自己经历的两个故事：

“我（爷爷）身边也有倒霉的普通干部。比如有个人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看见馒头太小，来气，随口抱怨了一句：“哎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馒头啊！”这不是对党不满吗？立刻就有人向上反映，他呀，马上就遭到揪斗。还有，有人在“忠字台”画毛主席巨幅立像，我一同事正好路过，你说他闲不闲，停下来打量了一会，说：“皮肤颜色画得太深了！像猪肝似的。”污蔑伟大领袖！现行反革命！给抓起来了。”

王更同学的奶奶有一次在家里读《毛主席语录》时，有事被人叫走，她起身时顺手把《毛主席语录》就放在了院子里的鸡架上，被邻居举报，批斗。

更难得的是，李坤伦同学听到了文革中做过错事的老人的歉疚。一个叫桑美林的老人，文革时是做公社书记，他诚挚地向晚辈说起了自己当年做过的错事：

“那时，寒桥公社地区大多数人家种韭菜，党委里规定，在自留地中种韭菜5垄就是社会主义，多一垄就是资本主义。有一次我听说褚庄有一个王姓老农，他养了一只鸟，在家中种了几畦韭菜，我得知后把他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人物，在庄内开大会批判。将他的鸟摔死在地，将其鸟笼跺坏，韭菜全部铲除，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到内疚。”

也有很多长辈都说文革整的是有问题的人，和普通百姓关系不大，但是，即使这些人，对文革年代的物质贫乏、生活困苦也记忆犹新。

闫达同学向爷爷问文革时问他日常生活的开销多大：

“他挖苦我：“连肚子都吃不饱还开销？”我说万一有需要花钱的地方怎么办？他说实在需要就去背诵《毛泽东语录》中‘艰苦奋斗’的部分。”

张可乐同学的爷爷文革年代个人没挨整治，但说起文革，感觉最坏的有两点，一是政治运动多，二是“那十几年生活实在困难。米面肉油，布料之类基本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想买几两肉，没有肉票，我一个国家干部，还是一小领导，居然得等人都走了，讨好那卖肉的，他要高兴才能卖给我几两肉！因为十几年乱闹，不好好搞生产，各种商品都匮乏，虽然说76年“文革”是结束了，可国民经济也基本崩溃了。你爸高考复习时连张像样的草稿纸都搞不到，用的是马粪纸，恶臭难闻。78年他都参加工作了，还只有一条裤子，晚上洗了如果不干，早上就出不了门，这些事说起来你们怕不相信吧？”

生活的困苦，让人生活中减少了许多温情，王更同学的姑姑到农村插队后，吃不饱饭，

我还是想家里的饭，菜，一有机会就回家。一进家门就翻碗柜找吃的。弟弟经常说：“你户口都在农村了，为什么还回来吃？”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也不太高兴，但是因为实在是吃不饱，所以过不了几天还是会回家。

（二）文革记忆，断裂一代？

读完这30多份文革访谈，我发现这些报告绝大多数是隔代对话的产物，这些90后少年找到的讲述者，基本都是自己爷爷、奶奶或同辈的其他亲人朋友。

这些少年的父母，应该都是60末或70初出生的一代，但60后的父母向子女讲述文革记忆的，为数寥寥，只有张可乐同学的父亲，曾在甘肃金昌做过中学校长的张明先生，他以亲身经历揭露文革教育的荒谬，让我印象深刻。

而更多的60末70后出生的父母，面对孩子的提问，都以“我那时候太小了，根本不记得啥。”一类话搪塞。

一种可能，是学生在采访时把“经历”与 “记忆”混为一谈。

但即使如此，1966、67年左右出生的人，小时候唱过《我们与文化大革命同岁》，许多也应该经历过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

但经历要变成记忆，需要不断唤起，但1966之后出生的人，成长过程中经过有意无意的淡化、遗忘，小时候那一点文革经历，今天人到中年，恐怕几乎归零，今天突然被儿女追问，陷入失语也在情理之中。

恐怕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随着“文革”亲历者一代渐次退场，文革记忆代际传承注定面临断裂。

关于“文革”，执政党最权威的表态写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它强调要“彻底否定文革”，但事实上，在郭罗基追问“谁之罪”之后，“文革”的就成为敏感词，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陷入停顿。甚至连“伤痕文学”都被讥之为“哭哭啼啼，没出息”，此后，有关文革图书的出版，影视的拍摄，都需严格审查，著名作家巴金的文章《怀念鲁迅先生》1981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时，有三段共七百多字，因涉及“文革”而被删去。而且未事先知会巴金。甚至连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被删掉，据说.因为“牛”与“牛棚”有关，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革”。巴金本人曾愤懑地说：“我的第一部小说同读者见面已经是五十几年了，难道今天我还是一个不能为自己文章负责的小学生?”

1987年，巴金老人撰文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曾在80年代末引起过反响，但这注定是一个不能得到官方响应的提议，后来证明非但不能得到回应，甚至这篇文章有段时间变成禁忌。

就这样，文革过去了10年，20年，30年，今年则已是文革结束第40个年头，岁月如梭，有关文革记忆中丰富、详细的内容正在被精心编制的细密之网大量过滤……

60末、70初一代人，学校教育正是在绵密的过滤之网后进行，教科书上的标准定义，此外就是点缀在少数影视剧中所谓“造反派迫害老干部”零星镜头间或还有“激情燃烧”、“青春无悔”的所谓豪情，重新建构了这代人原本就模糊不清的文革记忆。

在一个鼓励遗忘的国度里，没有人会告诉你记忆是一种责任。我们放弃一种传承记忆的代际分工，显得理直气壮，天经地义。

（三）代际对话，唤醒文革记忆的有效途径

在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差不多20年的时候，在海滨边陲城市汕头，在一座埋葬文革死难者的乱坟岗上，一座“‘文革’博物馆”低调中开张，主事者彭启安，曾做过汕头市副市长。但在官方“不反对，不支持”中走过10年后，今年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50周年之际，这座中国唯一一座文革博物馆也被被围封，所有题词、石碑等都被遮盖。这座博物馆的发起者，85岁的彭启安表示自己也已有心无力。

有关学者研究证实，社会记忆的形塑与传承，是媒体、社会组织与民族国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相互角力的结果，媒体广泛报道，各种纪念场馆的设立，还有各种仪式活动持续经年的操演，都是不可或缺。

但是，显然，文革记忆的传承，在眼下的中国，需要另辟蹊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为了担当一份不容回避的记忆责任，我们能做什么？

评阅完这批90后少年完成的访谈报告，我深切地意识到，他们这次完成的，不仅仅是一份试卷，一次教学活动，他们与长辈一次认真的交谈，事实上就是抢救民族记忆的一次实践。我知道他们的不容易，他们大多数家在外地，跟远在家乡的爷爷奶奶辈人打电话聊这种社会话题，本身就是蛮大的挑战。为了让自己的访谈做得充分、详实，他们中许多还在访谈之外做了大量功课，比如，阅读相关回忆文章，查阅当地县志。

冯丹丹同学的访谈后记，写下了自己这次访谈实践的辛苦与感受：

其实，这份访谈我做得挺艰难的。自己的爷爷已经离世多年，父母年龄不大，文革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盲区。我只能通过父母的关系，联系到爷爷生前的几位老友，一位就是文中主要人物，也是爷爷的老搭档，担任了多年的会计和书记，另一位是我的干爷爷。他们都年事已高，年逾古稀，对很多事情记忆模糊。……

此外，访谈过程中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责任意识，缘何？因为我的主要采访对象，也就是爷爷生前的好搭档罗爷爷，因顽疾复发而住院。直到我把所有问题都问完以后，他才告诉我他正躺在病床上，恐怕要随我的爷爷而去了。当时我的心情格外沉重，不仅是为白云苍狗和世事无常而喟叹，更多的是为一代代人的更迭而感慨而忧愁——承载着珍贵记忆的这代人相继离开，而那段历史被好好记录下来了吗？我们这一代人，难道要听任之随着被隔断的记忆而落下帷幕吗？当然不能！这次追溯文革记忆的过程，真正地激发了我的历史责任感，也让我萌发了好好记录和传承这段历史记忆的意愿和决心。

当媒体噤声，博物馆被关停，这时，对话就是一种仪式，对文革记忆，它是一种唤起，也是一种传承。在一个强权处处制造遗忘，蛮横进行记忆强拆的时代里，让我们坐下来，在寂静的夜晚，或夏日长长的午后，进行一次对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