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華川現象和種族主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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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開放給所有讀者。這是這一期雜誌第二部分的內容，關注川普現象導致的華人自由派的爭論、分裂、對立。希望通過這系列文章，深入澄清左與右、進步價值與保守主義、文化多元與文明衝突、世俗政治與宗教背景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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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作為美國總統，為什麼在中文知識分子和社交媒體圈裡贏得大量的欣賞、支持和崇拜，尤其在2020年大選失敗後？本文試圖從種族觀念的角度切入，提供一些分析和解釋。本文不使用「川粉」或者「華川粉」這些褒貶立場過於鮮明的詞彙，而是用「華川」指稱跨國中文圈子裡的擁川政論群體，用比較中性的「種族意識」指稱他們在言論中反映的和種族問題有關的思想，既包括一般的種族觀念，也包括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必須說明的是，從種族觀念的角度提供觀察和思考只不過是一個角度，並不構成一個對華川現象完整的解釋，但對於全面和深入理解它是必要的。

應該說，川普一進入美國選舉政治，其言論和姿態就被輿論和種族話題掛了鉤，隨著他入主白宮而固化為觀察和評論他的一個視角。即使川普自己和擁川派一再否認他是種族主義者，但公眾輿論把「川普主義」和種族主義相聯繫，甚至認為川普應該為他上任以來日益激化的種族問題負責。同時，擁川派中的極端分子包括了白人極端種族主義者，他們視川普為白人至上主義的政治代表，以至於川普自己有時也迫於無奈要作出和他們「切割」的姿態。這些都是公認的事實。

基於這些事實，本文不討論「川普主義」是不是種族主義，而是在川普被很大一部分公眾輿論視為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政治代表，也被美國極右翼尤其是白人種族主義者奉為政治領袖這個既定的語境下，討論華川現象。換句話說，本文討論的是為什麼在華川現象中，一個突出的方面恰恰就是對川普作為白人種族主義領袖這個公眾形象的讚賞和期待：川普被華川視為扭轉美國在種族問題上的「政治正確」傾向，從而將美國文明挽狂瀾於既倒的天降神選之人。

我認為和其他問題相比，這一點是華川在具體的政治問題（例如中美關係）之外更長期更具有戰略性的判斷和期待，所以是認識這個群體繞不過的話題。可以說華人反川派之所以反川，主要是認為他危害了美國民主；而華人擁川派之所以擁川，現在看來是寄望於他在「文明」的意義上拯救美國、西方以至人類。這裏的「文明」，根據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華川言論，其基礎是種族，相比之下，川普政府具體的社會和外交政策都是次要的。

很多論者在評析華川現象時已經指出種族意識是原因之一，而且是有具體社會背景的：或者和大陸社會狀況有關，或者和在美華人處境有關。中國大陸的周大可在〈為什麼中國有這麼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中把華川分為幾類人，其中第四類喜歡特朗普是因為「他是個有強烈種族主義傾向的總統，他推崇白人利益至上，不喜歡有色族裔移民，還給穆斯林七國簽發移民禁令。這種傾向迎合了中國國內越來越嚴重的對有色人種和穆斯林的焦慮情緒，給具有這種焦慮的人出了口氣，他們暗自拍手稱快。」在美國的子皮在〈川粉解析：美國危機和華川粉〉文章中分析北美華川現象，認為華人精英和中產人士心理不平衡，覺得華人應得的機會被黑人、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移民通過政治正確搶走了。他們對社會資源配置的不滿轉成種族主義的怨毒，最後的結論是「川主席將帶我們打敗穆黑墨，奪回我們應有的果實。」

對華川現象背後的種族意識也有更學術性的分析。社會學家郝志東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中認為「中國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擔心歐美和中國會被伊斯蘭化，會被黑人化，所以非常推崇川普的種族主義政策。」文章中列舉了一些著名中國知識分子擁川的種族主義言論，例如認為支持種族平等的多元文化是文明的毒藥；擔心黑人數量超過白人；穆斯林和異教移民不可能融入美國社會，只會擠占福利，破壞美國的秩序。而川普主義則是「阻止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殘與慢慢自殺。」所以，支持川普就是「維持主體民族的人口優勢，維持原有的結構和體制。」郝認為中國的極右、極左、國家主義和威權主義都有種族主義的因素。

學術方面的英文論述，有在美國的政治╱法律學者林垚和在歐洲的政治學者張晨晨的論文為代表。它們因發表於國際專業期刊，學術性更強，更重要的是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問題放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脈絡中分析。林垚的英文論文〈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川普化和燈塔主義〉（2020），用「川普化」指稱中國很多被認為是政治自由主義（即支持和追求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知識分子對川普的認同和支持，用「燈塔主義」指稱他們對美國制度和社會的理想化，也稱為「燈塔情結」。「川普化」和「燈塔主義」的聯繫就是視川普主義為當代世界的燈塔。這個燈塔主義有政治意義上的和文明意義上的，前者是狹義的，主要是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崇拜，後者是廣義的，指對美國國家和社會作為文明體的崇拜。林文認為僅僅是崇拜美國制度不一定會導向種族主義，但是文明意義上的燈塔主義把美國文明等同於歐洲白人後裔基督教的文明，所以認為移民和種族／文化多元會侵蝕甚至毀滅美國文明，而放任移民和多元化的「白左」則是美國文明內部的破壞者。林文指出了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燈塔情結」的來源是晚清輸入中國的科學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但囿於文章的主題，並沒有對這個來源和當今的華川現象之間的聯繫做更充分的考察。

張晨晨的英文論文〈中國特色的右翼民粹主義？網路世界政治討論中的身分，他者和全球想像〉（2019）抽樣分析了中國互聯網中針對歐洲難民危機的討論。張此前有一篇專論「白左」一詞在中國社媒流行的文章，可以視為這篇論文的前奏 （“The curious rise of the ‘white left’ as a Chinese internet insult,” 2017）。張這項研究的對象是當代中國的右翼民粹主義，並不專門是華川現象，但分析的觀念和華川高度重合，可以視為華川的社會基礎。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社會裡，移民、文化多元和身分政治正在毀滅西方文明、「白左」則是罪魁禍首這樣的看法有相當的普遍性。這種觀點和西方的右翼民粹主義重合，但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語境內就造成了一種內在矛盾和緊張，表現為一種「反西方的西方中心論」。在解釋這種思想的來源時，張的文章也引述已有文獻，上溯晚清，認為維新派知識分子和革命派政治家一開始接觸西方理論時就不但受西方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而且是主動地選擇了這些觀點，這個脈絡延續至今。

把林垚和張晨晨的研究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不只是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而且相當一部分受過教育的並關心世界事務的網民也把西方文明視為白人文明，現在西方面臨的是「野蠻要毀滅文明」的危機。這種觀點當然有很明顯的種族色彩。同樣一批人也用相同的邏輯和立場來看待中國國內的族群、移民和宗教問題，認為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文明也面臨相同的危機。 

以上論者都涉及但不專論華川與種族意識之關係。我在自己2019年初出版的《種族觀念與中國崛起》書中，試圖對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思想自文革結束至今的發展作系統的考察，中心觀點是認為，隨著民族主義的復興和中國的崛起，種族觀念甚至很大程度上的種族主義，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和民間思潮相重合、號召力最廣泛也最有凝聚力的成分。當代中國的種族意識首先反映在對「中華民族」的定義和認同上，其次反映在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上，再次則反映在如何看待歐美國家內部的社會問題上，並且把歐美由移民、宗教和文化多元引起的問題和中國的族群和宗教問題相聯繫。書中將中國社會的種族意識和對世界的看法相聯繫，分析「川粉」和「白左」這些新概念，觀點基本和上述論者是一致的。本文依據此書的觀點，結合兩年來尤其是華川對2020年美國大選的反應，對華川與種族意識之關係做一個大略的歷史和理論的梳理。

從種族意識的視角可以對華川的演化史做如下描述：它始於2015年左右開始的「白左」一詞，其流行基本上框定了華川此後的思想路徑和話語表達，經由2016年後支持川普政治中的種族主義因素，對2019-2020年的BLM（黑人生命權）運動的否定，最後是2020美國大選後，認為美國面臨的與其說是選舉是否造假，不如說是西方白人文明的生死存亡。

「白左」這個概念是華文世界特有的，它是對西方社會主張「政治正確」貼標籤的貶義詞，初現於網路討論中對西方尤其是西歐一些國家接納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的強烈反應，後來泛指西方社會對種族、族群、宗教、文化、婚姻與性別中各種弱勢或者少數群體的同情和政策，也包括環保主義和動物保護主義，西方社會原來就有的左翼思想當然也包括在內。「白左」的批判者認為這種同情和政策使得西方敞開了大門，麻木了維護自己文明特性的敏感，損害了經濟增長的動力，甚至喪失了捍衛自己文明的意志，成為瓦解西方文明的內部因素。

為什麼我認為「白左」是一個種族概念？這是因為它把政治立場與特定人群的種族或者族群身分掛鉤。回顧歷史，上個世紀西方知識界和文化界有太多的前往蘇聯、中國、古巴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朝聖的左派，甚至包括教會的親蘇親華人士，還有政界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工黨、以及美國民主黨中的左派。很多人以社會主義國家和政治領袖為參照批判西方制度，可以說比今天的政治正確更左。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歐美白人，但是他們在中國一向被稱為「西方左派」，而不是「白左」。反過來，當今西方社會的種族和族群背景遠比當年複雜，尤其非白人對社會活動的參與遠遠超過當年。為什麼當年貨真價實的白人左派在中國被稱為西方左派，而今天歐美膚色各異的政治正確信奉者卻得了「白左」的標籤呢？我認為這是因為隨著中國的崛起，種族意識從幕後走到台前，進入了日常語言，「西方」的概念過去還被階級、民族和地域遮蓋（這就是為什麼過去稱「西方左派」），現在卻在很多人那裡被完全種族化了：西方文明就是白人的文明，背叛這個文明的白人就是種族的叛徒，所以稱為「白左」。而西方其他族群本來就是他者，被排除在「西方人」之外。

中國人對自己國族和文明的定義，也可以佐證「白左」是個種族概念。例如「漢奸」一詞：中國是漢人的國家，中國文明就是漢人的文明，背叛中國的人就是漢奸。這是一種國族概念上的排斥和忽視。我在自己的〈「白左」與「漢奸」：民族國家內部的他者〉中提出這個問題，一些人說這是咬文嚼字，因為這裡的「漢」早已超出狹義的漢族泛指中華了（說這話的可能漢人居多）。但我覺得這恰好說明以「漢」代「華」這樣的漢文化中心主義已經潛移默化，到了不以為錯的地步了，指出這樣的文字表達問題並不是無事生非，不是走過頭的政治正確。大陸和台灣都廢除過很多有關族群的沿用已久的排他性和貶抑性的用詞，這些用詞都反映了主體族群的意識。「漢奸」一詞用單一族群的叛徒指代國族的叛徒，這樣的概念只有中國才有。日本的王珂教授在〈「漢奸」的誕生：近代政治認同的塑造和弔詭〉一文中說清了這個問題。在這個種族性的國族觀下，用漢奸指稱對本國的背叛者，也用「白左」指稱對西方的背叛者，二者在邏輯上同構。所以，由中國人發明這個在西方沒有人使用的「白左」並不奇怪。

華人世界反「白左」的話語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找到了正面和反面人物：川普和希拉蕊。通過這次選舉，反「白左」的意識形態話語進入了現實政治。在美華人（無論公民與否）一反平素的政治低調，對川普的支持非常熱烈，出現了川普粉絲團（助選團）。而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和社媒圈裡川普的崛起也成為熱門的公共話題，有各色人等都「川起來了」的說法。雖然對川普的支援有很多政治和社會因素，甚至也有看政治素人真人秀的心理，但認為川普反對政治正確，捍衛白人基督教文明，而希拉蕊身為白人女性職業政治家，其政治正確和道德虛偽會進一步損害這個文明，也會損害美國華人的利益，這樣一個基於種族意識的推斷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川普執政後，他在國內族群關係、移民和宗教一系列問題上明顯帶有種族色彩或者後果的政策受到廣泛的批評，尤其在非白人群體中，但人數眾多的華川群體不但不接受這個批評，反而把川普的言行視為糾正政治正確的舉措，在非白人群體中顯得很另類。

此後的BLM運動推動了華川種族話語的進一步發展。BLM被很簡明地譯為「黑命貴」，這個譯法在偏離這個名詞本意的同時強化了華川對黑人的偏見，似乎黑人在利用自己的種族身分做非分之想，要求特殊對待，我認為這就是「貴」的潛在心理含義（貴於他人）。此外，這個翻譯中的「黑命」，由於省略了「人」，在中文裡有一種輕佻感（英文中的black在這個語境下就是「黑人」）。對比之下，很多西方國家的媒體直接搬用BLM，如果有意譯，至少德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中都沒有中文「黑命貴」的含義。日本媒體也用BLM，如果要意譯，大意是黑人命也珍貴，也重要，這符合BLM的本意（這裡根據的是在這些國家生活或者研究這些國家的朋友的回饋）。中文世界也有不同於「黑命貴」的譯法，它們都用全稱「黑人」，也沒有「貴」，比較常見的是「黑人命也是命」。但「黑命貴」恰恰是華人世界中最流行的，尤其在知識分子網路社群中，也包括一些媒體，這不僅僅因為它更簡明，而是反映了對這場運動的評價和心理反應。

華川認為黑人在美國已經被政治正確過分優待甚至嬌寵成習，不用工作也能生活，而華人雖然各方面更優秀，卻成為對黑人傾斜的種族政治正確的犧牲品。這就是對把社會資源配置的不滿（且不說這種不滿有沒有根據）種族化，是種族主義最常見的來源和動力──種族主義從根本上說不是抽象觀念，而是反映了以種族為群體的利益，儘管這裡的「種族」常常是一種想象和構建。所以，「黑命貴」從種族政治的角度先入為主地塑造了對這場運動的描繪和解釋，發展了由「白左」開始構建的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政治的種族話語：對想像中的西方左派使用「白左」，對具體可見的黑人運動使用「黑命貴」，加起來就是一套完整的種族話語。值得指出的是，一些政治上反川普的華人也仍然使用「黒命貴」，對美國民主黨政治家在運動中單膝下跪表示不屑和鄙視。可以說，華人反川派拒絕川普的理由主要是他危害美國民主，對華政策是出於機會主義和國內政治的需要，而並不太在意川普政治中種族主義的因素。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前後，尤其之後，華川現象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始於對川普獲勝的強烈期待，發展成對選舉合法性的質疑，在過程中，認為川普獲勝與否將決定美國和西方文明的生死存亡的觀點逐漸凸顯，直到最後階段出現「文明高於制度」的說法，濃縮了華川的觀點。「文明高於制度」是大陸社會學家孫立平在12月初提出來的，離美國大選結束已經一月有餘，當時川普支持者在很多州提出的對選舉結果的質疑和挑戰都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國際輿論，尤其是美國的盟國都認為拜登選舉的勝利難以動搖。理性的華川到了這個時候當然會看清（不是認可）這個現實。就在這個時候，被認為是擁川派的孫教授在他的個人網頁「孫立平社會觀察」中發布了一則非常簡短的評論：

關於美國大選的結果，關於誰勝出的意義，關於未來世界的走向，關於賀張觀點引起的爭論，關於與此有關的林林總總，特別是論證與邏輯，我只想說一句：文明高於制度。

孫教授是大陸著名公知，對本國社會的觀察和評論敏銳、深刻、理性，影響廣泛。此前，11月3日，美國大選當日，孫教授曾發布〈大選之下，美國面臨什麼真問題？〉的文章，認為美國有三大危機：民主政治結構的危機、社會的撕裂，和文明衝突內部化，一個比一個更深層。「文明衝突內部化」是指西方國家內部「主體人口」喪失多數地位，社會被迫向新結構和新體制的轉換，他認為這種轉換究竟是「風和日麗」的還是「腥風血雨」的還有待觀察。到了12月初，孫教授「文明高於制度」這段沒有任何說明的宏大話語自然會引起猜測和評議。幾天後孫教授專門發文，仍然很短，內容第一是說美國面臨的已經不是選舉制度的問題，而是他此前提出的文明衝突內部化。第二是「解決這個危機的窗口期在時間的意義上已經極為有限，其部分原因可以見之於蕭功秦教授下面的一段話」：

一位白左教授來我家，我向他談起我的擔憂，說若干年以後，美國黑人數量超過了白人，並且按照黑人要求，修改了美國的憲法，美國將變成南非，你們怎麼辦？他居然說那也沒有辦法，因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他們人數多，他們說了就應該算。我立即意識到這樣的討論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

從這些文字來看，孫教授有關美國文明危機的討論中唯一具體的事實是黑人人口要占多數，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而且有緊迫感。他把白人描繪成被民主原則束縛手腳而軟弱認命，這無疑是反「白左」話語。黑人是至今為止美國人中間的異類，美國文明的危機就是黑人人口要超過白人的危機。我這樣的解讀，可能並不過分。華川中，尤其是在微信圈裡，黑人由於其膚色而被當作一個全球性的同質群體，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不但很普遍，而且其表現有時用仇恨和詛咒都不過分。從美國到歐洲和南非，黑人的存在導致了文明的衰落，在華川那裡這些似乎成了無需證明的公理和事實。

孫教授接著說：「請不要在種族歧視的意義上解讀這段話，我要討論的只是一個事實。」但這段話離開了種族歧視是無法解讀的，何況其內容也並非事實。歷史上黑人民權運動的主流和精英都是在美國立國原則和憲制範圍內爭取權利的，美國憲制發展和完善的歷史也就是黑人人權得以實現的歷史，憑什麼認為黑人占了多數就會修改憲法？從經濟、政治到文化，黑人參與了美國文明的創建和發展，他們難道不是美國人？即使從人口來看，黑人人口的增長相比其他族群其實是穩定的，有什麼根據說他們會超過白人？美國今天的種族概念早已非常複雜，很多自認黑人的其實和過去概念中的黑人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樣的，其內部有很大的政治和社會差異，單憑族裔很難將之視為具有同一利益訴求的整體。反過來，也不存在一個和黑人對立的白人整體。黑人和白人之間，即使在種族關係上，也存在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錯，何況還有其他族裔和混合人群。把美國種族關係簡化為黑白分明、利益對立，認為黑人甚至對美國國家制度有根本性的異見，一旦成為多數就要修改憲法，這些知識和判斷恐怕多半基於自己種族主義的臆想。

孫教授還說美國當前的問題「也許只有在這種視野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所以「不是簡單的制度失效問題，而是文明面臨的挑戰……制度不是萬能的。」結合上下文，我的理解，這是說美國文明是在白人占多數的歷史條件下建立的，人人平等的美國制度只有在白人占多數的情況下才有效，所以當白人不再是多數時，這個制度就失效了，文明也就崩潰了。建立在白人多數基礎上的文明高於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礎上的制度，所以身處緊迫的窗口期，維持人人平等的制度就應該讓位於保衛白人占人口多數的措施，這就是「文明高於制度」。文明取決於人種，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只有在白人多數的情況下才是可行也可欲的，如果它導致或者不能制止白人數量相對大幅降低，就不是一個好的制度。這個推斷，是把一個在發生學意義上有一定根據的過程（即現代民主制度確實是在以白人為主體的國家首先建立的）當作規律和法則。如果它是對的，那當代西方絕大多數人文社科理論都可以大大簡化甚至重寫，例如憲政民主和自由人權的前提就變成了種族比例。不但如此，按照這個邏輯，非白人國家能否實現民主化不也成問題了嗎？

有關民主和西方文明盛衰的討論在西方汗牛充棟，但就公開的而言，似乎沒有把民主歸之於種族構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和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有相似歷史經驗的當代俄國知識分子也有類似華川的觀點，甚至要早二十年，理論性更強。我在兩年前的〈拒絕西方「政治正確」，維護俄國「特殊性」〉的文章中介紹過這方面的情況。簡單來說，自蘇聯晚期開始，一些蘇聯／俄國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就對西方政治正確正在造成種族和文化多元，最終將改變西方人口比例，造成文明的衰落甚至滅亡而擔憂。弔詭的是，這些人在蘇聯時期很多是反共的異議人士或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後來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但他們都不願意看到西方喪失白人的種族特性。例如著名社會學家庫茲洛夫（Victor Kozlov）是俄羅斯學界民族主義代表人物之一，自稱在蘇聯時期是體制的不合作者，所以選擇了官方教條性相對不強的西方族群研究。他前期是一個族群融合論者，後來認為西方的種族平等和文化多元是「反科學的人道主義」，意為人種在生物學上就是不平等的，所以種族平等的政策雖然符合人道主義，但卻反科學。

另一個很早就批判西方政治正確的學者是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Alexander Zinoviev）。他是蘇聯著名哲學家，政治異見者，1978年被驅逐到德國，1999年回國。他是蘇聯解體後「何謂俄羅斯」以及如何定義「俄國性」這些討論中非常有影響的思想家，但這種關注是和他對「何謂西方」的理解分不開的。他創造了一個Zapadoid即「西方人」的概念，認為西方人首先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生物性的存在。他說美國在人口構成上「始終保持它本來的形式，就是美國永遠存在下去的基礎和保障。」非西方移民不但不會被西方同化，反而會對西方帶來不可逆轉的退化性影響，使得西方非西方化。季諾維耶夫在西方多年的生活，使得他對西方政治正確性逐步滲透社會生活有了切身體會。他認為如果要討論西方文明，就必須考慮創造這個文明的特殊的「人類材料」，而不僅僅是社會性因素，然而「西方有自己的禁忌……從客觀的學術角度把創造西方文化的人作為一個社會歷史性存在來討論，總是會帶來種族主義的指控。」

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以白人種族自居，在國際上它對西方國家的非白人移民特別敏感，反對各種導致族群和文化多元的政策；在國內它認為俄羅斯要從西方喪失文明特性中吸取教訓，堅持單一種族的國族意識，壓制和排除非俄羅斯族尤其是亞洲民族在俄羅斯國族身分中的地位，強烈反穆斯林。俄羅斯的這些種族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完全有它的對應：認為「黃種人」和白種人同屬優等種族，文明就是優等種族創造的，種族多元化會從根本上毀滅文明，反黑反穆，國內堅持大漢種族主義，壓制非漢族群。

在大致梳理了華川種族話語的脈絡之後，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麼種族意識或者種族主義在華川尤其是知識分子中如此強烈，甚至可以說是毫無顧忌？這個問題已經有一定的研究和文獻，本文受主題所限，僅僅從思想史的角度提供兩個想法。首先，最重要的是，中國近代啟蒙運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西方啟蒙思想是和進化論及種族主義同時介紹進中國的，探討群己權界的人也是把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介紹進中國的人。和進化論及種族主義同時進來的還有民族主義和國族觀念，這些在當時的語境下都很容易用種族優劣、優勝劣汰的話語來表達。反清革命在當時就被宣傳為優秀的漢族反低劣的滿族的種族革命。因此，種族主義和其盟友社會達爾文主義從一開始就在近代中國思想中留下了結構性的影響（即成為對世界的知識和觀念的一部分，例如很多人心裡的世界秩序就和種族優劣有關），和進步、發展、國族等等現代性觀念糾結在一起，在很多人那裡是不自覺的、天經地義的。有關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討論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個人和集體（國家）的關係。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都是強烈的反個人的集體觀念，因為它們認為個人的身分和認同都是由所屬的種族決定的。在西方，從啟蒙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以個人為本位的自由主義，和以種族和國家為本位的種族主義、國家主義基本是兩個觀念體系，但在中國卻出現了「自由主義者」也是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者的怪相。

其次是和華川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和興趣導向有關。如上所述，中國近代啟蒙思想中先天就有種族觀念，但中國大陸的教育從來就是把種族主義作為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批判，而不是一個帶有普世性的人類現象，導致反種族主義在很多人──尤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裡變成共產黨的宣傳或者左翼的反西方理論。西方種族主義的歷史和現實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那裡並不是完全不存在，而是不屬於他們關心的世界，感性上就被排斥在他們心目中的西方之外。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導向的，以中國為中心的，關注那些能夠和中國的現實做對照的，尤其是對當前他們的政治議程有用的。例如對納粹反猶，很多人主要是從對極權主義的批判出發，把它和文革做對照，很少有人在知識和感性上把它置於對「西方」的整體了解中。種族科學在納粹之前並不是專門針對猶太人的，也不是必然要和某個極權制度相聯繫的。德國早在20世紀初就在它的非洲殖民地試驗過類似的種族滅絕了，而美國在同一時期種族主義的理論尤其是科學種族主義，對納粹理論也有相當影響。然而，這些歷史並不在有關「西方」的知識範圍內。（附帶說一下：中國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中幾乎沒有研究非西方世界的，這又和西方的公共政治討論形成了鮮明對照）。總之，凡是不利於一個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西方形象的歷史和現實都被本能地過濾，其典型表達就是「美國確實有過奴隸制和種族隔離，但是……」。這種對西方種族問題的迴避，其實是他們自己思想中的種族意識對反種族主義的本能的抵制，在這次華川現象中暴露無遺。不要說在奉行政治正確的西方知識界，就是亞洲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如此大量的、公然的種族主義言論也是罕見的。

程映虹，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教授，研究興趣在現當代中國政治、意識形態和與世界之關係。著有Discourses of Race and Rising China （2019）,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2009）, 在 The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十多篇論文。另有《菲德爾．卡斯特羅：二十世紀最後的革命家》、《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和《紅潮史話》等中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