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日本近代化」： 於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之際｜《思想》41期

本期期刊關於新冠疫情的部分已更新完畢，從今天開始發佈本期的第二部分：帝國日本的知識與其殖民地。

本專輯共有四篇文章。其中子安先生的文章無庸置疑有助於我們思考日本近代和明治維新的複雜性，山室的論文則討論了近代日本帝國在形成與擴張的過程中，各種學問和知識如何被動員，及其空間心性如何形成與作用的問題。藍弘岳的論文討論日本關於鄭成功的空間心性、歷史記憶如何在江戶文藝中形成，及其在帝國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如何作用的問題。趙寬子的論文則主要從朝鮮思想史的角度討論近代日本與朝鮮半島間各種政治理念、歷史認識的交錯、衝突與思想連鎖等問題。

這四篇文章所論主題不盡相同，其共同問題意識是，反思主流近代帝國日本歷史敘述，並在帝國史乃至全球史視野中討論帝國日本及其與朝鮮半島、臺灣的歷史認識問題，並對民族主義史觀持批判的態度。透過這些研究我們希望引進更多有關日本思想史乃至朝鮮思想史的研究與相關問題視野，並希望這些研究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地從東亞史乃至全球史視野中思考臺灣史的相關問題。

今天發佈的文章是子安宣邦寫的《重思「日本近代化」：於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之際》。本文共6638字，預計閱讀時長15分鐘。

一

2018年剛好明治維新（1868）屆滿一百五十週年【1】。雖然日本政府並沒有在國內特地舉辦些什麼慶祝活動，但是重新檢討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史主題的出版品相繼出版，幾乎淹沒了書店的整個書架。但這些並非從本質上重新閱讀或重新省思明治維新及以明治維新為起點的日本近代史。因為並沒有人對於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史正當且正統之開端的變革這件事感到懷疑。

我從幾年前，正確地說應該是2015年的秋天開始，以討論津田左右吉大作何謂《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為課題，而展開了一系列的市民講座（公民教室）。津田左右吉（1873-1961）在《神代史の研究》（1913）中，以文獻批判方式闡述《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之神話乃是為辯護天皇家自神代以來之正統性。他是日本二戰後，在文化史方面獲得高度評價的歷史研究者。津田還有另一部大作，《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其中的第一卷《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貴族文學的時代》於大正五年（1916）刊行。接著，第二卷《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武士文學的時代》於大正六年（1917），緊接著第三卷《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平民文學的時代（上）》在大正七年（1918），之後第四卷《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平民文學的時代（中）》在大正十年（1921）出版。《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至此極為順利地出版，但自〈平民文學的時代（中）〉之後，則被迫中斷。

關東大地震（大正十二年，1923）之後，日本在内外極其不安的政治社會狀況中迎接昭和時代。在昭和的戰前戰中時期，津田的《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的最終卷〈平民文學的時代（下）〉尚未刊行就面臨了敗戰（1945）。二戰後，津田將已經出版的《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四卷進行了修訂工作，終於在昭和三十年（1955，津田八十三歳）完成修訂，但第五卷《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平民文學時代（下）》自始至終都未能問世，津田就在昭和三十六年（1961）離世，享年八十九歳。這時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大問題：為何津田沒有完成其生涯鉅作《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呢？在世界史的脈絡中，自大正至昭和年間可謂是日本危機的時代，津田持續書寫、繼續出版的《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到底是什麼呢？

若是以這樣的形式進行下去的話，今日的演講將會變成以津田論來作結吧！這裡我想要先說一下我結論的部分。未出版的《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平民文學的時代（下）》應該是處理德川時代末期至明治維新及其後的問題。由此可窺知這卷或許應該是〈國民文學的時代〉的前夜。在津田過世後的二年，也就是自昭和三十八年（1963）起，《津田左右吉全集》全三十三卷開始刊行。全集的編集室決定將未刊的《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平民文學的時代（下）》當作全集中的第八卷來出版。此卷是由津田没後在書齋簍筐底下發現的原稿兩篇，以及二戰後至他離世的這段時期所寫有關明治維新和維新之後的論文所構成的。我從全集第八卷中所刊載的文章中，初次知曉津田並不認同「明治維新」這一變革的正當性（legitimacy）。

津田認為明治維新是：薩摩與長州這兩個有力的封建勢力聯合，並企圖以武力方式奪取中央權力的政變。在津田看來，封建勢力為了把這個政變當作是一種正當的革命而牽扯進了天皇，並以「王政復古」為革命的口號。津田否定其正當性，不只因明治維新是利用天皇這一傳統權威的政變，更是因明治新政府把天皇召喚回國家政治權力中心，而能以天皇之名施行專制，恣意地施政。

津田的文章否認明治維新作為日本近代化革命的正當性，並否定來自明治維新之明治政府的正當性，我因拜讀其文，而理解到他不再持續執筆與繼續刊行《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平民文學時代（下）》的理由。我想他不認同明治維新是促使國民成就自立性的革命。但是，津田否定明治維新正當性的此一維新觀使我不只知曉他放棄《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最終卷執筆的理由，且讓我能從將明治維新視為日本近代化正當起點這種看法不同的角度來理解日本近代史。因此，藉由津田所給我的這寶貴的思考啟發，我想重新思考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化的關係。

19世紀後期的日本正處於國際危機之中。企圖侵略東方的俄國船艦開始在日本周邊海域出没。憑藉軍事力對中國要求自由貿易的英國，對日本而言也是一個大大的威脅。鴉片戰爭讓當時日本早先覺醒的人認識到自國所身處的危機。1853年美國的培里艦隊航海來到日本，要求鎖國的日本必須開港與通商，因此日本的國際危機便迅速轉化為國内危機。因為當時的日本沒有能力處理此對外危機的主權國家體制（外交的、軍事的、法制的體制）。這告訴我們一個關於日本近代化的重要事情。日本的近代化與以此為目的之變革是因處理對外危機而促成的國家變革。更重要的是，那是國家體制方面的變革。據說當時在權力階層內部就要求模仿歐美先進國家，進行國家體制的變革。我們可以說，這確實是在19世紀的亞洲危機中，國家體制變革的先驅。津田對明治維新的批判告訴我們，在國家體制變革方面，明治政府所採取的方向之外，尚可能有另一個方向。這點我之後會再詳述。

若主要把明治維新當作面臨對外危機而因應產生的國家體制變革的話，這樣就會和以往把明治維新當作日本全面近代化開始的過去觀點有所差異。我認為明治維新乃是把國家體制變革當作緊急要務，因而帶有一種國家主義色彩強烈的近代化變革。為了更進一步闡述這點，我們就必須了解那個被認為是封建社會而被明治維新及其完成者所否定的江戶時代（＝德川時代）。日本的歷史學家把江戶時代（1603-1867）劃為「近世」。「近世」在英語中是「early modern」，意即是「早期近代」或「前期近代」。但是日本卻不把江戶時代定位為早期近代。因為，日本認為江戶時代乃中世封建社會的後期，也就是帶有中央集權性格的後期封建社會。所謂的近世，在日本被認為是中世後期。之所以會以如此的脈絡來看江戶時代，是因為日本歷史上最大變革的明治維新被理解為「近代日本」的出發點。也就是說，這依據於明治維新是「近代化革命」的視角。這可謂是從明治至今日本的官方見解，也因此「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才能炒熱今日日本的新聞媒體。

以明治維新為日本史上最大變革的這個看法，近年來開始受到了質疑。給日本歷史帶來最大變化的並不是19世紀後期的明治維新，而是15世紀的應仁之亂（1467-1477）這個大規模的內亂。最初提出這個見解的是，日本學界中被認為近代支那學之祖的内藤湖南（1866-1934）。這個說法最近由一位將應仁之亂這個大亂的實際情況詳細濃縮在一本書中的歷史學家再提出來【2】。他把應仁之亂稱作是日本史上最大變革的主要原因是：在這個內亂之後，緊接著經過了16世紀戰國時代這個動盪的世紀，由京都的朝廷（貴族）、寺院（僧侶）、幕府（武家）等三者所構成的日本古代國家權力體制徹底崩解。也就是說，從這個觀點，我們可以重新審思17世紀德川政權的成立。意即西元1600年左右時，德川一族藉由統一並成立全國武家政權，終結了日本長久以來持續在京都自古以天皇朝廷為主體的權力體制。這也意味著「應仁之亂」乃是給日本史上帶來最大變革的內亂，而我也支持這個說法。

這也就代表著改變了過去以來對明治維新的評價。而這個變化關係到我們對明治維新相關的「近代」與「近代化」之意涵的理解。此外，這個見解不僅改變了明治維新的評價，也改變了對於江戶時代這個「近世」的看法。如同方才所述，西元1600年左右時，德川政權的成立就意味著在京都自古以天皇朝廷為主的權力體制崩解。江戶的德川幕府實行中央政權，擁有全國性的政治統治權，宮廷與寺院皆被去政治化，而被置於幕府統制之下。天皇成為祭祀與儀禮方面的權威，而被隔離在京都的御所裡。江戶幕府將宮廷或寺院山門去政治化的同時，自古以來被宮廷貴族或寺院僧侶所獨享的學問與文化也對一般民眾開放。藉此，民間也開始學習儒學。正如同我在《江戶思想史講義》【3】所述，在這個時代，在許多都市町人身分的庶民當中，誕生出許多優秀的儒學者或國學者。更進一步地全國交通網建立後，連結中心都市（江戶、大坂、京都）和地方都市的政治性、經濟性、文化性的全國網路也因而建立起來。江戶（之後的東京）在18世紀時擁有了一百萬人口，這在當時是世界最大的都市。由此可知，從17到19世紀的江戶社會可謂是相當「近代化」的社會。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想想到底明治的近代化意味著什麼？始於明治維新的近代化其實就是國家體制的近代化，也就是模仿西歐先進國家並以形成近代民族國家為目標的近代化。此乃如同上述，這是日本在19世紀後期面臨國際危機時所提出的回答。日本以急速國家主義式的近代化來應對這樣的危機。

二

明治日本把形成民族國家的這個課題以組成天皇制民族國家的形式來實現。近世的德川政權把天皇隔離於京都御所這個非政治性的祭祀儀禮空間。但是，明治時期的維新政府又再度把天皇拉入政治操作的中心，把近代國家建造成天皇制性質的國家體系。津田對於明治維新以及由明治維新促成者所建構的國家感到強烈的違和感便在於這點。如津田所說，「王政復古」是發動明治維新這個政治改革的反德川政權者所提出的口號。他們藉此口號將他們的政變合理化。但是這個口號卻又在明治維新這個日本近代化改革上深深刻印上復古主義或天皇主義的印記。明治國家最終制定了憲法，設立了議會，完成了近代國家體制。但是，天皇制國家統治原則貫徹了近代國家體制，不久後整個昭和時期（1926-1989）都將國民包覆入了天皇制極權主義國家的範圍內。使總力戰這個昭和的戰爭化為可能的乃是天皇制極權主義。號稱「王政復古」的明治維新的確是為了使「真正的國民」成立而實施的近代化改革嗎？我想這應該就是讓津田深度懷疑並中斷繼續書寫《我國國民思想體現於文學的研究》的原因吧！因為他找不到近代日本中「真正的國民、國民文學」的成立。

始自於明治維新的日本近代化還有另一個特色，那就是從東方全面轉換到西方的文明論變化。在「文明開化」的口號之下，明治日本不只在國家制度和軍隊方面，在風俗乃至學問文化方面也都充分地全面西方化。明治政府通過了國民教育的方式，徹底實行西方近代化（＝文明化）的精神。明治政府在維新後立即將學校教育制度化，並讓西方近代化的精神藉由學校教育開始滲透。若說明治日本讓近代化（＝西洋文明化）最先成功的原因是什麼呢？我想這是源自明治近代化乃是帶有國家主義性格的變革之故。若問明治維新此一近代化的變革為何成功？我想這是源自和産業及軍事變革一同進行的教育變革獲得成功之故。這個成功，當然是國家整體的成功。  

近來數年，在日本常聽到「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在此同時也興起一股重新詮釋「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代史」的風潮。但是這些絕對不是批判性地重新質問「日本近代」。在這些重新評價「明治維新」的代表性著作【4】中，討論到在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形成過程中，亞洲最早回應並體現成功的例子就是明治維新與明治國家的成立。這是在關於「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的論述中，現代日本近代史學家的代表性言論。

在這種論述中，我們在重新思考明治維新或日本近代史之時絕對不可欠缺的前提——即「昭和日本的十五年戰爭」和「敗戰」——皆消聲匿跡。歷史家沒有把握到戰爭和敗戰，而這對應於現在的日本政權被歷史修正主義者長期掌握的情況。我在少年時經歷過戰爭日本與敗戰日本，所以我認為若把昭和的十五年戰爭與1945年敗戰等兩個事置於度外的話，則無法看清楚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史的真實樣貌。我反而認為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代化的最終歸結乃是昭和時期的十五年戰爭與敗戰。因此，我不把「王政復古」的維新解釋為適合近代「主權」原理而建造出天皇制政治體制的近代化改革。我認為明治維新是種政變性質的政權輪替，正是明治維新使昭和時期的天皇制極權主義國家得以誕生。

如上所述，我這樣的看法緣自於我少年時的戰爭體驗，但是這戰爭體驗也可能導向和我抱持著相反立場，也就是導向了國家主義的立場。我知道安倍首相的背後也存在著幾位和我同世代的歷史修正主義者。我對日本近代的看法不僅來自我的戰爭體驗，另一方面也來自我的思想史方法論。也就是說，源自於「視點的外部性」或說「從外部來看」這個思想史方法論。一個國家的歷史不能單單一國主義式地「從内部來看」，否則無法將其相對化，並進行批判性的重新省思。我從1990年代開始批判性地重新閱讀日本近代史，也就是重新閱讀日本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和言語史等等。那時我採取的是「從外部來看」這個方法論的立場。這個立場即是所謂「作為方法的亞洲」和「作為方法的江戶」。

「作為方法的亞洲」和「作為方法的江戶」都是我的著作《何謂「現代的超克」》【5】以及《江戶思想史講義》所構成的思想史方法論的概念。首先是關於「作為方法的江戶」，我在《江戶思想史講義》把此解釋為「從江戶來看」。我企圖逆轉過去從「近代、東京」來看「前近代、江戶」的視線。透過這樣視點的逆轉，我不僅知道了「江戶」這個與明治近代不同的「另一個近代」；我也明白了「明治近代、近代化」的特殊性格。也就是說，我理解到在明治時代擁有權力之人的制作意志，那極具國家主義式近代化的性格，及以天皇制為框架下所形成的民族國家之復古樣態。藉著從「江戶」這個視角來看，日本近代被相對化為「明治近代」。與此同時，「明治近代」所否定的「江戶」重新被理解為「另一個近代」。

所謂「作為方法的亞洲」就是《何謂「現代的超克」》書中所看到的，竹內好對「西洋式的」近代日本作強烈反省性批判時所用的用語。據竹内所說，這裡所指的「亞洲」並非是實體，而是方法（看法）。因此，「作為方法的亞洲」意指「從亞洲來看」。這是促使日本近代史方法論轉換的重要用語。竹内認為當把日本近代史從被日本殖民地化的「朝鮮來看」，從被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當作戰場的「中國來看」。我把竹内留給我們戰後世代可說是遺訓的名言「作為方法的亞洲」再加上「作為方法的江戶」，並藉此生産出許多批判性地重新檢討近代日本的話語。我從《近代知識考古學》【6】以來，出版超過十冊關於現代性批判的書。我在這些書中所做的就是對抗這一國主義式的獨善話語。

歷史修正主義站在二戰前與戰後日本連續性之上，否定了二戰後日本與戰前日本的國家整體的斷絶。其強烈主張「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這樣的提法，其實是在歌頌近代日本的連續性。那是眼中不見亞洲這個他者或鄰人，亦不從江戶這個他者或他人來學習，而只是一國主義式獨善的話語。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放置一個重壓之石以對抗這樣墨守一國主義的狀況。

然而，我現在對於自己所作的批判性思想作業是以過去式的方法呈現的，那是因為現在我懷疑不管是「作為方法的亞洲」或是「作為方法的江戶」等這些方法的概念，在「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的21世紀到底是否依然是有效的批判性方法。究竟這個「亞洲」對日本而言，是否能是一種外部的他者性呢？「從中國來看」的這個視角已和大國主義的視線混在一起了，「從韓國來看」這個視角也與民族主義式的對抗視線不可分了。這樣一來，它們所構成的亞洲已經不是作為批判方法概念的「亞洲」。現在我們所要追求的是，可以將21世紀的日本與中國以及韓國都一起能批判性地重新審視的那個真正作為外部他者的「亞洲」。

「作為方法的江戶」需要更深一層的深化。不僅如此，以關乎身處現代我們的生死問題本質的方式，我們有必要更深化被批判性理解的「近代」和批判性看待的「江戶」。如今的我一邊深化「作為方法的江戶」之餘，我更想問的問題是：「等待我們的只有孤獨死這個死法，不，這種過日子的方法是正確的嗎？」

我現在才要重新思考上述批判「近代」的方法，開始著手將之更加深化的工作。然而，我年事已高，我期待透過大家的手，能更進一步推進與深化此思想工作的課題，並以此作為我演講的結論。

【註釋】

1.  本文為子安宣邦教授應邀，於2019年3月19日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所做演講的演講稿譯文。譯者是日文工作者許婷婷。
2. 吳座勇一，《應仁の亂》（東京：中公新書，2016）。
3. 子安宣邦，《江戶思想史講義》，丁國旗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4. 三谷博，《維新史再考：公議．王政から集権．脱身分化へ》（東京：NHKブックス，2017）。
5. 子安宣邦，《何謂「現代的超克」》，董炳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6. 子安宣邦，《近代知識考古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將出版）。

子安宣邦，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曾任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著作譯成中文包括《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2003），《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2004），《國家與祭祀》（2007），《孔子的學問》（2017），《江戶思想史講義》（2017），《近代日本的亞洲觀》（2019），《何謂「現代的超克」》（2018），《近代日本的中國觀》（2020）。《漢字論》中譯本將於今年問世。

此文開放給所有讀者。這是《思想》第41雜誌的第二部分內容，反思主流近代帝國日本歷史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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