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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狀態」與「人民名義」|《思想》41期:新冠啟示錄

本文作者徐先智是安徽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本文共10779字,預計閱讀時長25分鐘。本文分為三個部分:「例外狀態」及其擴張「人民名義」及其批判齊澤克的疫情想像 在「非典」過去十七年後,中國又一次遭受了一種全新傳染病毒的猛烈侵襲。這次冠肺病毒的疫情,對普通的中國民眾來說是極為突然的,彷彿天降橫禍。

本文作者徐先智是安徽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本文共10779字,預計閱讀時長25分鐘。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

  1. 「例外狀態」及其擴張
  2. 「人民名義」及其批判
  3. 齊澤克的疫情想像


在「非典」過去十七年後,中國又一次遭受了一種全新傳染病毒的猛烈侵襲。這次冠肺病毒的疫情,對普通的中國民眾來說是極為突然的,彷彿天降橫禍。疫情很快擴散到了全國,如今全世界都有蔓延之勢,事情大了,有些資訊官方也就瞞不住了。根據已經披露的消息,病毒在去年12月下旬便被發現,而且參與初期檢測的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1月5日便把情況上報了國家衛健委【1】,但官方一直沒有通報民眾說明情況,相反,他們嚴密封鎖相關資訊,嚴令專業機構和個人不得向公眾發布任何與疫情相關的資訊。等到春晚和省市兩會過後,情況便已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湖北參與兩會的代表亦有被傳染而不幸去世的),官方才公布疫情。此時,時間已經過了二十多天,病毒在「九省通衢」的武漢,已經通過春運悄然而迅猛地衝向全國各地,甚至衝出國界。這事看似突然,但如今人們已逐漸發現這一切並不「突然」,而是有著某種必然。早期對病毒知情並僅僅私下傳播疫情消息的醫生,全成了被權力訓誡的「造謠者」,一時間,對於疫情知情的人們只能道路以目,而普通人則全然不知巨大的災難正在迎面撲來──政府方面似乎完全忘了當年「非典」的教訓,真如黑格爾所說:「我們從歷史中吸取的最大教訓,就是從未從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這樣的土壤不反思,必是病毒的溫床,是災難的搖籃。從後來的防疫情況看,政府當局確實進行了一定的反思,並因此在防疫上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最初的隱瞞與鬆懈導致病毒向全國甚至全世界擴散之後,當局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從而不得不果斷地採取了極其嚴格的手段,對任何感染人群和地區都採取了嚴密的隔離措施,尤其是對最初發現地武漢,更是採取了封城的極端措施,並將這一極端措施擴展到所有感染較嚴重的地區。一時間,省界、市界、縣界、直到鄉界甚至村界【2】,全部通過各種方式阻斷,以這種前所未有的極端方式,才在相當程度上防止了病毒的進一步擴散,減少了感染人數,為後續救治贏得了時間。就全球情況而言,中國的防疫成績較好,無論是確診人數還是死亡人數都處於一個較低水準,作為最初發現國和人口第一大國,這確實可圈可點。當然,這種極端防疫措施也帶來了很多負面的效應,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與工作,而且,這種嚴重依賴集權的防疫措施,在一般民主國家著實難以實施。

對於中國的普通人來說,2020年的春天相當寒冷,因為疫情,全國都進入一種與平時完全不一樣的狀態。居住的社區很早就發布了禁令,實行二十四小時封閉管理,規定社區以外的人一律不准進入,業主出入限制,所有人員必須登記個人資訊。購買生活必需品須憑《物資採購通行證》,上班須憑《上班通行證》,遇緊急事情出入須憑《特殊通行證》,所有通道禁止機動車,只允許特種車,不服從的「將依法從嚴處理」……。網路上,人們都在曬自己的各種「證」,一方面用這種戲謔方式來消解現實生活的不便,另一方面在狂歡中,也難掩來自娛樂至死背後的痛感。這各種各樣的「證」,一下子喚起了這個消費時代的人們對毛澤東時代的記憶,人們彷彿又回到了那個並不遙遠的淒慘票據時代。

「例外狀態」及其擴張

在這樣的社會狀態下,許多事情完全脫離了平時的正常軌道。在封閉管理剛普遍化的時候,就有一則視頻在網路上流傳很廣,某地封閉管理,物業在居委會的帶領下,竟然要把業主家(不知是否疑似病例,業主和執行者都沒有提到)的門從外面用鐵鍊鎖上。業主曾給多個有關部門打過電話,得到的回饋均是不能鎖門,因此他們據理力爭,與物業和居委會的人形成拉鋸戰。居委會的人十分強硬,完全不願意聽業主的話,更是根本不願意考慮業主的什麼「合法權利」,最終鐵鍊橫鎖,任憑業主爭辯的聲音越來越小……。之後,類似的事情越來越多,事情似乎也越來越失控。比如某地幾個小夥子在一起打牌,便被執法人員綁在一起遊街,一家四口在家打麻將,執法人員衝進入就把牌桌給砸了,還把反抗的小夥子給打了等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事實上,在這種狀態下,平時有效或無效的規則此時都統統失效了,人們的情緒也高度緊張,這種因公共衛生危機引發,由當局宣布進入的非常規狀態,是一種「例外狀態」(緊急狀態)。滬上學者毛尖曾在一篇寫李文亮的文章中,開篇便表達了這樣一種現時經驗:「宅在家裡,在滿屋寧靜裡體驗兵荒馬亂,大概就是現代的戰爭經驗了。」(〈為李文亮哭吧,但是〉)事實上,這種與常態相對的非常規狀態,對內大體是因某種緊急危機引發,對外恐怕就是由於戰爭原因了,而兩者引發的狀態表現其實類似:懸置常規法律,對社會進行緊急管制。在這種狀態下,個人已非個人,政治權力代替常規法律沒收個人的權利,個人因此失去了公民身分,成為例外狀態下國家生命體的一個小部件,從此死生不由己。的確,宣布例外狀態本身就是權力當局的特權,施米特說,「主權者就是對例外狀態進行決斷的人。」也就是說,是「例外」定義了「主權」(權力)和「主權者」(權力者),「主權」產生了「國家」(現代國家),而不是相反。因此,「例外」是一個「非常有用」的狀態,對於權力者而言,決斷在手,天下我有。公共衛生危機發生時,這種「例外狀態」的確可以讓主權者集中力量有效地應對危機,並進一步化解危機,比如中國大陸在這次防疫上的成績,之所以能在全球範圍內算一亮點,幾乎全有賴於「例外狀態」賦予主權者的這種決斷權。然而,這種用來應對危機而溶解個體、取消常規的狀態,本身也是一種危機。在義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的眼裡,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便在於「例外」正在變成「常規」,緊急狀態正在逐漸常態化,例外狀態隨時可能被宣布,最不允許質疑的、原本存在於「例外空間」的權力正在不斷地侵入日常生活(包括「例外狀態」下的日常生活)。比如,由於抗疫高於一切,海量的醫療資源被擠佔,正常的醫院秩序被徹底打亂,醫院裏其他病症的治療就往往被耽誤,有些甚至是重症病人,以至於親屬不得不在網路上求救,一如之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因政府的隱瞞與壓制而不得不在網路上求救那樣【3】。這種被破壞的日常生活不但包括上述個體生活,還包括各種集體生活,比如有新聞報道,武漢方面徵用某高校,學生宿舍裡的私人物品被扔得到處都是,慘不忍睹。我不知道徵用高校時給這些學生私人物品貼上標籤安放一處需要花多少時間,我只是覺得學生們「我的寶貝,別人當垃圾」的心情肯定不是這個時候這個社會所需要的。這種入侵,顯然不僅僅是因緊急狀態而需要公民進一步讓渡權利給公權力的問題,而是公權力在借助對「例外狀態」的決斷權,無限制地擴張自身。

在自然法條件下,「例外狀態」本身或許具有一定的歷史合法性,但它的無度擴張與對日常生活的過度入侵,則無疑是權力者對權利讓渡者的漠視,這種漠視會進一步腐蝕社會甚至國家和政權本身。在這塊土地上,公權力本身已經夠肆無忌憚的了,就是在平時,起作用的也基本不是規則和法律,而是黑暗的潛規則和拒絕監督的權力,否則無法解釋人們為什麼遇事不訴諸法律,而是寧願去上訪。如今「例外狀態」被宣布,權力擴張便更有理由,而這時候的權力擴張,又往往容易為民眾所接受,因為在病毒面前人們格外需要安全感。事實上,越是緊急狀態,人們越是需要警惕公權力的擴張,否則給人們帶來災難可能就不僅僅是冠肺病毒了,更廣泛更直接的災難就會變成這失控的權力,這權力將會「病毒化」,溢出湖北彌漫全國。對於主權者而言,宣布了「例外狀態」,就必須在法治框架下對這種非常規狀態負責任,如今卻動輒「我們不惜一切代價」,肆意擴張權力的邊界,這是一個極其令人不安的現象。而且,在這個「例外狀態」下常用的口號裡,普通民眾幾乎不可能是那個「我們」,而往往是那個「代價」。

更可怕的是,這種狀態的擴張,導致的往往不僅是政府權力的急速膨脹,也會讓底層執法者甚至普通民眾受到權力的「污染」而失控,大量執法「臨時工」甚至志願者,拿的明明是雞毛,卻當狼牙棒砸向民眾;而民眾也因生活空間的壓縮,導致情緒容易激動,矛盾容易放大與激化。如湖北仙桃一個村莊,因過年能不能放鞭炮有村民在微信群詢問村幹部,而村幹部以疫情期間「命都沒了」不允許放,雙方越吵越激動,最終線下約架導致一人死亡。「例外狀態」放大了專制主義文化下人們身上原本就有的某些劣根性,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氣直面強權,弱者們便互相報復,舉刃向更弱者,或者被串在冰冷的鐵鍊上還要互害……

「例外狀態」並不是現代國家的常態,只是一種常有的狀態,但是,它的擴張則顯然是對這種狀態本身的消解與反諷,這種擴張會使得例外狀態不再「例外」,從而失去其存在的任何理由。在民主國家的語境下,知識分子的任務大概就是揭示和警惕現代國家借例外狀態擴張權力,但是在國內,很多知識分子的所做與此相反,他們習慣性阻止對例外狀態擴張的阻止,強化權力者以「例外狀態」的名義解除個人權利、入侵日常生活。這個疫情如今也蔓延到了義大利,阿甘本在義大利《宣言報》上發聲表示,無端的緊急情況讓義大利陷入了例外狀態。阿甘本嚴厲地批評了義大利政府的一系列例外狀態擴張所導致的過度舉措,這些舉措嚴重地「限制了人身移動,阻礙了基本生活與工作的正常運轉」,嚴重地損害了民眾的合法權利。最後還對這種「例外狀態」進行了祛魅:

近年來,恐懼狀態在個體意識中的擴散愈發明顯,並轉變為對集體恐慌狀態的真正需求。同樣,流行病再次成為了理想的藉口。如此一來便形成了惡性循環:人們渴望安全,於是接受了政府對個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讓人們產生這種渴望,並採措施加以滿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政府為了遏制流行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驅使國家進入例外狀態,但是,卻不可用剝奪個人正當權利作為代價,因為進入例外狀態的理由本身就是保障人們正當的生命權和自由權,人們自然應對宣布「例外狀態」的政府保持高度警惕。

不知是思維方式不同,還是文化差異,在中國,人們總是對政府抱有強烈的希望和強大的支持,自覺不自覺地融入「國家話語」並積極地維護這種宏大的話語體系。他們代人民言說,以底層代言者姿態聖化「人民」,而對那些批評和監督政府的人,對「群眾」和「群眾運動」保持一定警惕的知識分子,永遠是那麼苛刻,認為他們是「負能量」。這種心理,普遍地存在於普通民眾與知識精英之中,毛尖的〈為李文亮哭吧,但是〉一文便有這種傾向。這篇在網上被廣泛轉發傳播的文章,以「人民」的名義,批評了那些對這場疫情進行認真反思和對政府在災難發生上的重大責任進行委婉批評的人們。看上去,文章是批評知識分子在大災面前,無視人民的苦難和政府的努力,不接地氣地進行一種高蹈的批判,大體認為這樣做不但於「戰疫」無益,甚至有害。但實際上,文章站在「人民」(或底層民眾)的道德制高點上的這種指責,無論主觀如何,客觀上則是在用「人民」這個已經被折磨得徹底無效的概念,不經意地在為政府權力過度地膨脹掃清週邊的干擾。

「人民名義」及其批判

在這次禍及全國的疫情面前,普通人對抗疫情的方式便是在自己的位置上釋放能力與良心,各司其職各自盡心盡力。然而除此之外或在此之中,對此災難和伴隨災難而來的一些人和事,絕對不能缺少反思。有人會說,當務之急不是反思而是「戰疫」,其實,反思與戰疫在當下並不是兩個獨立的事物,而是一個事物的兩面。任何事物自它一出現,便已經包含對其本身的否定,也就是說,任何事物要想發展甚至存在,反思就是這個事物本身的應有之義。對於這種重大疫情的爆發,政府必須反思,否則定然會危及政府執政的合法性;民眾也需要反思,以免災難再一次降臨。事實上也是如此,網上對這場災難的反思和質疑可謂鋪天蓋地,可惜的是不斷地遭到刪帖,那些彌足珍貴的反思頓時化作404。政府在反思疫情防控的同時,也在時刻警惕和壓制著民眾的反思──「反思」成了一種政府特權。其實,反思並不必然是否定,而是指出事物本身的問題,以利將來。這顯然不對事物本身構成威脅,反而是增強事物存在的理由、延長事物存在的時間。網上那些深刻的反思和洶湧的批評,大體都是有的放矢、頗有見識的,足見國人對這塊土地,愛得是如此之深沉。

老子曰:「反者,道之動也。」這話說得很是大氣磅礴而又深沉不已,以至於庸世凡塵總是忘卻先賢這無上之智慧,反而把「反動」當成一個十惡不赦的詞語,加以圍剿,最終使得自己成為他們自身意義上的「反動派」。既然反思和批評是一種正常而必須的行為,恐怕就不能被稱之為「用著高冷的知識分子語氣在指手畫腳,隨口發配他們臆想裡的中國」(毛尖〈為李文亮哭吧,但是〉),更不能私自盜用「人民」,然後「以人民的名義」,指責批評者們「扔掉自己的肉身,局外人一樣俯瞰這片土地」。是的,「人民在驚慌也在忍耐,在流淚也在堅守,在死去也在重生」,批評者們當然看得見,正是因為他們看見,而且因為驚慌而驚慌了,因為流淚而流淚了,因為想在死去之後能浴火重生,他們才不遺餘力地反思和批評,否則只能「死去」而無法「重生」。理查.普勒斯頓在《血疫》中認為,病毒侵入人類身體,「從一定意義上說,地球正在啟動對人類的免疫反應,它開始對人類這種寄生生物作出反應,人類的氾濫彷彿感染……大自然在試圖除掉人類這種寄生生物的感染。說不定愛滋病只是大自然的清除過程的第一步。」從生態學的角度,人類的狂妄讓地球遭到破壞了,人類自然要遭到報復──病毒入侵便是這樣的一種「報復」;而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上,腐敗壞死的制度才是病毒侵襲的入口和載體,權力的狂妄才是給普通人帶來災難最直接的原因。沒有批評與監督,沒有反對的聲音,自然的報復很容易成為一種人禍。在HBO電視《切爾諾貝利》裡,當裡面的技術員絕望地說「一切都完了」的時候,外面的孩子們還在核塵埃中玩耍;那些顢頇的官員,寧願相信輻射測量計有問題,也不願意相信那令人生畏的讀數;而以謊言為食的僵硬體制,讓蘇聯中央政府遲至一周之後才從瑞士方面知道了自己國內核災難的嚴重性。此時一切都晚了。所以,我們必須死死地盯住公權力,不斷地批評和反思體制問題,使它們不能犯錯,這樣,人民才能少流淚。在這次災難中,「人民的眼淚」不是自己願意流的,也不是自己不努力導致的,而是官員的顢頇和體制的狂妄導致的。如果我們總是有意無意豁免真正的罪惡,以「人民的眼淚」來作為自己的道德盾牌,自覺不自覺地自我體制化,然後高冷地嘲諷那些批評者們而不是像那些批評反思者們那樣去尋找真正的問題所在,那麼,同樣的災難還會再次來臨,甚至比上一次來得更快。毛尖在文章中說,相對於那些知識分子「高冷的指手畫腳」和「置身人群外」,自己更喜歡「一個村接一個村的粗暴廣播」或者「寧把自己灌醉,也不參加聚會。寧把自己灌倒,也不出去亂跑」。具體的事情當然要做,但監督的目光不對準掌控龐大資源的權力肆虐而僅僅要求民眾自己管好自己,如果這真管用的話,那麼,病毒便早已被控制而造成近三千人死亡的巨大災難根本就不會發生。其實,真正的問題根本不在民眾,而在那要領導一切卻又無法對一切負責的一級一級的「上面」,上面不受監督的一個隨意甚至有意的決定,下面再怎麼努力再怎麼「不參加聚會」也白費──驚慌和眼淚是這麼來的,這個道理在權威主義政治中是個再清楚不過的道理了。並且,作為知識分子,你如果在大災面前灌醉自己,只管自己而當鴕鳥,無疑失卻了本心,知識分子就應該反思與探究災難產生的制度性原因,而不是躲在家裡自我安慰與自我逃避。反思絕不是什麼「亂跑」、「添亂」,而是真正的愛國愛人民,他們在努力追溯和防止絲毫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腐蝕國家和人民,這正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本職所在。

中國是不是毛尖指責的批評者們「臆想裡的中國」呢?我以為不是。這些人哪裡有一丁點的臆想,又哪裡敢?其實,因為嚴酷的言論管制,這些批評者、質疑者還遠遠沒有也不敢觸及這塊土地上的幽暗。至於他們的反思與批評是不是高冷的指手畫腳?那就更不是了,反而是無可奈何的憂心忡忡,是淚流滿面的痛心疾首(可惜的是,這種反思和批評往往沒有什麼回應與效果,因為相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國家」實在是太強大了)。笛卡兒有句著名的論斷:「我思故我在。」作為一個普遍懷疑主義者,笛卡兒懷疑一切,反思所有存在,甚至連自己是否存在他都懷疑。當然,他發現,當他在懷疑自己是否存在的時候,他是存在的,否則便無法懷疑;而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他懷疑所依靠的不是任何外在事物和已有權威框架,而是自己的理性。在笛卡兒的意義上,所謂「思」,就是啟動自己的理性展開懷疑、反思和批評、批判。沒有懷疑與反思,便沒有「思想」,反思與批評,是一切思想的原點。沒有懷疑精神和喪失反思能力的人不是「人」,只能是「思」的對象而無法成為「思」的主體。一個社會要想前進,就必須要有依靠自己理性而不是任何權威權力來進行反思的人,而且需要很多很多。只有普遍的懷疑與批評,社會與國家才能保持一種健康的狀態,而不是以人民的名義使社會一直處於「例外狀態」。一個社會沒有批評者,就絕不可能存在思想;沒有思想,一個社會便只能充斥著無數毫無目的和靈魂的服從者,而一群彳亍的服從者,是無法建立一個自由國度的。正如胡適之所言:「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時至今日,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仍常常把批評者斥之為社會「負能量」的傳播者,把反對者看成是國家的「寄生蟲」與「叛徒」,卻把申紀蘭這樣永遠的舉手附和者視為社會的支柱,把倪萍這樣坦言自己「從不投反對票」的人評為「共和國脊梁」。這就是當下悲涼的現狀。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歷史悠久的「大一統」文化心理,早已把國家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和諧」與「穩定」是這種有機整體的內在要求,任何質疑與批評,都會被看作是這個有機體上的病症,都會自動引發對批評者的思想甚至肉體的清除機制。這個有機體強制淨化的結果是可怕的:國家只有一個聲音在發號施令,一個腦袋在思考問題,所有的人都退化成盲目跟隨、沒有思想的服從者,走向可以預料的深淵。為了避免災難,知識分子理應是這種「和諧」與「穩定」政治潮流的「逆行者」。如果災難已經來臨,知識分子就更應該在一片盲目的讚美與歌頌中,發出不一樣的批評與反思之聲,以促使國家有機體對陷入災難的國民給予有效救助,甚至延伸到對自身合法性的反思。

當然,人們可以針對這種懷疑進行懷疑,對反思進行反思,這也是其本身應有之義。但既然是反思,就只能是依靠自身理性進行的獨立性思想行為,目的在於釋放人的主體性,使人擺脫蒙昧的狀態,而不應把反思變成脫離理性的權力攻擊,從而對「反思」本身進行否定,對批評權利進行剝奪,使得一切恢復到之前的那種蒙昧的狀態。顯然,我們不能「以人民的名義」要求批評者撤銷我們認為是「不接地氣」的批評,更不應把他們對狂妄和蒙昧狀態的反思看成一種「高冷」或「臆想」。我們可以不敢像他們這麼做,但不要對他們的勇氣冷嘲熱諷,這樣不僅是反智,恐怕也是遠離「人民」本身。同樣,也不必借用齊澤克「無條件團結和全球協同」的名義要求批評者閉嘴,實現我們想像中的「團結與協作」。如上所述,反思不是否定與撕裂,批評也不是不團結不合作。事實上,喪失主體性的讚美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和對社會的真正撕裂。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強行剝奪了事物的另一面,使得事物本身無端產生了缺陷,直接取消了事物存在的理由。所以,如果要以「無條件團結和全球協同」名義的話,我們更不應該剝奪他人對權力的批評、對災難的反思,不要取消質疑者們「局內人」的身分。因為,批評者所思所做,並不是解構,而是重構。

齊澤克的疫情想像

再說齊澤克,在他那篇題為〈清晰的種族主義元素到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歇斯底里〉的文章中,他認為外界在對待此次中國疫情的問題上,是一種「種族主義妄想(racist paranoia)」,說全球都有流感,為什麼單單對中國的冠肺如此敏感?然後提出解決冠肺疫情問題的方式是,「需要完全無條件的團結和一種全球協同的反應,一種曾經叫做共產主義的新形式」。拿流感跟冠肺比,是一種莫名其妙的遮蔽,不說冠肺的超強傳染性和比流感高得多的致死率,就是治療上也不可同日而語。流感早有疫苗,美國流感之所以爆發,最關鍵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在「政治正確」薰陶下,拒絕打疫苗。流感的臨床治療效果也很好;而冠肺病毒則完全是一種全新病毒,無特效藥,所謂「治好」,其實就是人體啟動自我免疫系統,或自我隔離,或依靠醫院資源的自癒。顯然,外界對待冠肺,完全不必也根本不涉及什麼「種族主義妄想」,而且,他們對中國冠肺病毒的警惕,其實遠遠不如我們國內對肺冠病毒的隔離。如果齊澤克來到中國,看到這種在「例外狀態」下超乎想像的嚴密隔離,看到各地官方和民間對湖北人那「挖山斷路」的無情隔絕和驅趕,而不僅是對武漢「空城」的想像,恐怕應該知道,妄想的正是他自己。如果一定要說「種族主義妄想」,最早切斷邊境的北韓和俄羅斯倒是有點像。而且最近幾天俄羅斯正在大肆抓捕和驅趕中國人,迫於國內滔天的質疑聲,中國大使館僅致函一級市政府莫斯科市政府質詢,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只得發聲明譴責自己的公民「不遵守」俄羅斯的規定。如果齊澤克真的是為深陷疫情災難中的普通中國人呼喊,那麼應該譴責的是誰,他自己應該非常清楚。如果糊塗找不準譴責的對象,聰明的做法自然是保持「莫言」的狀態。

至於齊澤克要用「一種曾經叫做共產主義的新形式」來解決疫情,這更是一種令人感到震驚的論調。這種說法直接取消了他自己說的「無條件的團結和一種全球協同」──不管這種主義如何改良和更新(從馬恩理論到列寧化的國家理論實踐,再到史達林式的極權化政治制度實踐等,每一次都宣稱是一種「深化」和「新化」),如今全球已經沒有幾個國家是這種「形式」了。也許齊澤克在此只是將「共產主義」當成一個國際合作的「新形式」,而不是一種國家制度,但這種說法不可能完全擺脫其固有內涵與歷史記憶。事實上,蘇聯七十年歷史和中國當代史早已證明,這「共產主義」的「新形式」,除了是一種想像的烏托邦之外,對於現實而言已沒有什麼實踐性的意義,當下中國則是更為務實的「社會主義」。多少血淋淋的事實已經表明,那些要在地上建立天國的狂妄,其結果必然是無比黑暗與邪惡的地獄;要依靠理性來人為設計一個「美好社會」的自負,必然是致命的。深受其害的中國人,其實早已明瞭這一點。所以,齊澤克的這個建議,恐怕也是他遠在萬里之外對中國的想像。齊澤克一直對中國評價頗高,在與喬丹.彼得森教授的辯論中,不斷地舉中國的例子,打得「唯讀過《宣言》」、以為齊澤克還是傳統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者的彼得森甚是狼狽(其實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是,中國四十年的經濟奇蹟,並不是左翼的勝利,不是權威主義的勝利,而是市場經濟的結果,是權威主義政治放鬆的結果)。在這篇寫中國疫情的文章中同樣如此,「在現實中,一個中國大城市大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齊澤克並不知道中國的「安全」,其實是一種不能說不安全的「安全」,是一種時刻被監看著的安全幻象──他或許知道,但不想告訴公眾。在文章中,他甚至認為公眾的憤怒「將會孕育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正面後果:中國的政治發展」。好吧,多麼希望這真的是齊澤克的願望,更希望這個願望能夠現實。然而事實上,他在跟彼得森辯論時認為中國的權威主義政治與自由主義經濟結合得很好,幾乎是現代政治的樣本,根本不需要改變;另外,他甚至對現代極權主義都能在正面的意義上進行解釋,比如《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此書中文簡體版把「totalitarianism」翻譯成「集權主義」)一書的開篇便認為,為了維持「良好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狀態」,齊澤克覺得極權主義是有意義的,因此他說的「政治發展」還真不好說是否是好的發展。

在這篇一會說警惕疫情是「種族主義妄想」,一會又說「淡化疫情應該感到羞愧」,然後又說「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處只想著如何隔離中國人的我們所有人」的文章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哲學大家,而是一個邏輯混亂、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愛出風頭的過氣人物。這樣一篇充滿異域想像、不知所謂的文章,按理說人們應該一眼就能看出問題,但可惜的是不少人或因為齊澤克的名氣或被他幾乎是沒有觀點的觀點所唬住,從而十分推崇。這篇文章顯然不是毛尖認為的「漂亮的三分球」,而是一個投向遙遠的相反方向還過了籃框然後徹底迷失方向的球。齊澤克以「共產主義」的名義指責資本主義國家,用資本主義國家保障他的自由言論權利,無聊地想像著另一個正在吞噬自己民眾的國度的「美好」;國內的一些知識分子,糊塗地借其文用作大旗大棒,以「批評」的方式嘲諷另一些知識者「機械」與「冷漠」,以人民的名義指責那些冒著風險憑著良心的批評者和反思者,著實令人不解。我不會懷疑這些知識分子的真誠,否則反對他們的批評毫無意義。但是,在到處都是404,動輒被刪帖的當下輿論場上,這兩者甚是相得益彰、珠聯璧合,客觀上是一起在絕對權力的庇佑下,進行著一場吞噬良心和希望的饕餮盛宴。

如果說,懸置常規法律法規的「例外狀態」是權力者的決斷,是國家權力行為,是強制要求,那麼,以「人民名義」嘲諷質疑批評者的文字,則是知識權力行為,是自我閹割。前者直接強制,後者軟性規訓;前者掌控合法暴力,以員警、監獄等國家機器進行身體規範,最終收穫符合意識形態要求的「身體」,後者看上去只是利用知識權力進行思想規訓,其實在這個人民共和國裡,「人民」不僅僅是幾十年來積累的知識權力或者道德權力,也是一種現實的政治規訓。但無論是思想規訓還現實政治規訓,兩者殊途同歸並最終同流合污了。然而,不管是對於前者擴張,即「例外狀態」的氾濫,還是對於後者膨脹,即對「人民」概念的抽空和移用,到目前為止,我們似乎都並沒有什麼辦法。其實,它們的合流才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為這是徹底異化了原本應該是制衡力量的知識權力,變成了政治權力的附庸,對此,我們似乎束手無策。

一百年了,有些事已滄海桑田,而有些事並沒有什麼變化。這裡還是魯迅筆下的那個鐵屋子,所不同的是,那時候絕望的鐵屋子裡面是「許多熟睡的人們」,外面有「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的魯迅等人,還可以反抗絕望。如今,在鐵屋裡面的固然有很多「熟睡的人們」,但更多的是曾經見過陽光的裝睡者──這些人是永遠叫不醒的,而那些不願裝睡的人,又只能在「不服從者不得食」的制度規訓下痛苦。任何不願被體制化、敢於批評和質疑的人一出現,就被視為是對母體有害的病毒,會立刻以喝茶或訓誡甚至監禁的方式進行「隔離」,然後作為「造謠者」被國家電視臺在全國人民面前示眾,最終,便是無邊的萬馬齊喑。疫情遠未結束,但勝利已經宣布,《大國戰「疫」》已經出版,人們完全可以預見,一如十七年前,疫情過後,頌歌與表彰定會不留痕跡地埋葬苦難與反思。人們似乎只能在絕望的歷史迴圈中、在這「無聲的中國」裡,靜靜地等待著下一次災難的降臨。

【註釋】

  1. 據報導,2019年12月26日,該中心兼職教授張永振領導的團隊收到來自武漢的不明原因發熱患者標本一份。1月5日上午,團隊從標本中檢測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中心在同日向國家衛健委提交了一份病原學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鑒於該病毒與造成SARS疫情的冠狀病毒同源,應是經呼吸道傳播,建議在公共場所採取相應的防控措施以及在臨床救治中採用抗病毒治療。2020年1月11日上午,參與武漢張永振團隊首個將新冠病毒的序列向全球公布(隨即被南開高山團隊搶發論文);1月12日,張永振所在的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P3實驗室迎來有關部門的調查,並在1月13日關停整頓,關停原因不明。
  2. 新聞報道上看,河南防疫措施是除湖北外最嚴厲的,在與湖北交界處公路被河南方面挖斷,以阻止從湖北流入人口。筆者老家贛北小村,村民接到鎮政府通知,於是或砌磚墻,或砍伐路邊大樹橫在路中,以阻斷交通,禁止人員往來。村村如此,鎮鎮如此,人們被命令待在家中,不允許也無法外出。交通大動脈高速公路,也一度封閉,以至於一個湖北籍司機上了高速後再也下不來了,竟然在高速上被困二十多天。
  3. 還有更為嚴重的例子,最近新聞報導,甘肅衛健委在去年12月26日就通報了中牧股份蘭州生物藥廠發生的布魯氏菌洩漏事件,而這個洩漏通報時就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因新冠疫情爆發並居一切工作的中心,當地官方就把此事件壓下,並未採取進一步處置措施,已感染者也未得到有效救治,相關責任人僅作行政處分而未有人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例外狀態」下,此事被懸置,懸置的後果十分嚴重:到今年2月底,感染這種被稱為「斷子絕孫」(攻擊人體的生殖系統)的病菌人數就已超過3000人。
徐先智,安徽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學術興趣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現代思想史,發表論文〈身分焦慮與道德困境——論晚清小說中女性的社會規訓及其邏輯〉、〈國民性批判爭論再思考〉等。

此文開放給所有讀者。這是《新冠啟示錄》這期雜誌的第一部分內容,關注新冠疫情之下對人類社會提出的挑戰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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