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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東亞與全球抗疫:對韓炳哲數位化生命政治的誤解與補充|《思想》41期:新冠啟示錄

我們的挑戰是,如何警惕和摒棄對數位化監控的依賴以及避免封鎖或與之相反的社區免疫的抗疫惰政,如何順利度過「戰爭式」的臨時災害應對狀態,恢復常態,哪怕與病毒共存,也不能長期生活在強烈的病毒、政治、數位化、資本纏繞的控制恐懼下,摒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政治體制。

本文作者曾金燕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博士本文共5457字,預計閱讀時長15分鐘。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

  1. 儒家服從與現代性服從
  2. 數位化威權:基於政治而非僅僅文化的解釋
  3. 走出恐懼和戰爭狀態


在全球應對新冠狀肺炎的防疫、抗疫工作中,如何理解東亞的「成功」和歐洲、美國的「失敗」?3月22日西班牙《國家報》以「病毒緊急狀態與明日世界」為題發表的譯文中,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以詳細資料呈現東亞的數位化(有效地)防控了疫情,同時從東亞儒家服從文化下的集體主義和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來解釋這種抗疫成功。《澎湃》的「思想市場」作者張生則以現代性服從和中國人的主體能動性來解釋中國的抗疫「成功」。他們都忽略了東亞抗疫的四個重要特點:

  1. 在中國尤其在武漢,民眾對政府的服從,恰恰是在不信任基礎上的、暴力脅迫為後盾的強制服從,以及審查機制下缺乏公民意識的配合和以鄰為壑式的抗疫;
  2. 數位化對政府掌握疫情的有效幫助,在中國恰恰強化了、彰顯了國家暴力這一後盾,削弱了基層單位、民眾個體採取主體能動抗疫方式的勇氣,以及採取個體靈活行動的可能性;
  3. 專制體制比民主體制可以更有效地執行自上而下的集中(最高)意志、進行全面社會動員,來應對疫情、災害以及一切戰爭性質的臨時狀態——以犧牲基本人權、個體利益和私人空間為代價,並在反覆進入應對重大災害等(類)戰爭臨時狀態中獲取、積累政治合法性;
  4. 東亞社會,尤其香港、臺灣,有對2003年SARS爆發的集體記憶和長期應對流行病再次爆發的演練準備,新加坡和韓國的學者有針對類似SARS、MERS流行病的研究和預防性探討、準備。

全球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警惕和摒棄對數位化監控的依賴以及避免封鎖或與之相反的社區免疫的抗疫惰政,如何順利度過「戰爭式」的臨時災害應對狀態,恢復常態,哪怕與病毒共存,也不能長期生活在強烈的病毒、政治、數位化、資本纏繞的控制恐懼下,摒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政治體制。

一、儒家服從與現代性服從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是哲學界的新星。他發文批判世界各國過度恐慌過度反應,回到「主權」國家的狀態,以關閉邊界和全民居家隔離來應對疫情。相比較於韓國、臺灣、中國等東亞國家的抗疫措施,歐洲失敗了【1】。歐洲的失敗,一是歐洲感染確診和死亡人數急劇上升的現實,二是韓炳哲批評政府和民眾的過度恐慌過度反應,指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個人主義盛行的、放任的、積極反應的社會在面對一個無形的病毒、生活在恐懼中的失敗。韓炳哲認為東亞「儒家文化」使得民眾更加信任政府,具有集體主義氣質,更加服從、配合協作。同時,他也十分有說服力地描述了東亞的數位化精神政治(digital psychopolitics)到數位化生命政治(digital biopolitics)的現狀。文章結尾指出病毒作為一個物理空間的現實,打破了數位化時代人們在螢幕上建構的、取代生活的「現實」(這是他長期關於數位化精神政治研究的主題),造成社會恐慌和過度反應。他批判馬克龍等政治家將防疫視作「戰爭」和將病毒視作看不見的「敵人」的措辭和行事方式,同時批判齊澤克等哲學家對中國抗疫、數位化生命政治的浪漫化想像。他不認為病毒可以擊敗資本主義或者打垮中國政治體制,警告大家不要讓中國的數位化政治抵達歐洲,而要把希望放在「人」運用「理性」【2】。

3月26日,《澎湃》「思想市場」發表了署名張生的〈與韓炳哲商榷:儒家文化真的從新冠中拯救了東亞嗎?〉一文,基於「思想市場」前一日對韓炳哲文章的譯文來討論,既有誤解,又有補充【3】。張生認為是現代性而不是儒家文化打造了中國人乃至東亞人的服從,即東亞人已經在現代主體建構的過程中,完成了對社會規範(現代性的)而非對個人(儒家的)服從,和歐洲社會的現代性服從是一樣的。同時張生解釋了戴口罩在東西方不同的隱喻和指代。口罩中文是指罩住口部的用品,在東北抗寒,在防治空氣污染中普遍使用,在日本、香港等地,口罩在日常感冒或社交活動中也經常使用。而在西方,口罩的英文和多種外語名詞,指的是「面具」,醫務場合和醫務工作者才使用,它和疾病聯繫在一起,「有病的人才戴口罩」。這種差異,公眾戴口罩在西方不被接受,從而失去這一有效防堵新冠病毒傳播的手段。

二、數位化威權:基於政治而非僅僅文化的解釋

韓炳哲認為,對政府的信任、公眾的服從、加上東亞社會的高度數位化,使得政府在這場疫情危機中可以方便迅捷地、大面積地收集疫情相關的資訊,通過監控個人的行動軌跡和社會互動網路來監控疫情,以及針對感染源和傳播鏈來控制疫情。高度數位化,是民眾、企業、政府合謀的結果,包括攝像頭、監控個人行蹤的APP等在東亞各國(如中國、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的使用。韓炳哲認為東亞文化中,人們普遍沒有個人隱私和資料保護意識,讓渡了自己的個人隱私和資料。這些普遍的數位化社會互動、交易,以及讓渡個人隱私的數位化操作,在歐洲是不可能實現的。

數字監控在防疫、抗疫中起到作用,是一個事實層面的描述。但無論是韓炳哲用東亞和歐洲的文化差異,包括東亞儒家服從社會集體主義和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個人主義的差異來解釋東亞的成功和歐洲的失敗,還是張生認為現代性的服從以及個人發揮主體能動性實現的抗疫成功,都有待商榷。韓炳哲沒有指出基於政治制度的差異,這種隱私讓渡的程度和受監管的程度的不同會帶來何種政府信任和公眾服從的差異。我認為,必須將東亞各國的政治制度差異、中國政治尤其是對中國資訊的警惕、香港新加坡韓國臺灣等東亞國家的SARS防疫事件集體記憶和長期準備,都納入數位化防疫、抗疫分析中討論。

越來越多的資料表明,在高度數位化的東亞社會,疫情資訊的收集和監控比其他地區更為發達。但就數位化資料的管理和使用——用於良好的社會治理和有效的疾病管控方面,東亞各國因政治體制不同呈現差異,缺乏言論自由的政治體制嚴重拖後腿。在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在冠狀肺炎被發現初始,從流行病學意義上,要在武漢控制傳染源和傳播鏈並不困難。而今天要在美國、歐洲追蹤傳染源和傳播鏈,其困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沒有審查,如果中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很可能在李文亮醫生發出疑似SARS醫學報告截圖給同行詢問、探討、預警時,新冠病毒就被控制,而不會有今天的全球大流行。韓炳哲原文雖未直接討論中國政治體制,但對中國威權政治制度下數位化監控細節有詳細描述並說明在歐洲實施是不可能的。《澎湃》的譯文則多處迴避了韓炳哲原文關於中國政治的批判。張生的文章,未觸及政治制度層面的討論。他所舉例說明的主體能動性的發揮,「比如在武漢疫情高發時期,有快遞小哥自發組織汽車交通網絡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就是個中典型」,恰恰是中國政府極力壓制的民間自組織和自救工作。另外一些證據是,一些第一線的醫生、醫院甚至要繞過紅十字會直接向社會發出支援物資的求助信息。這一點,因作者的視野、社會立場不同,會有不同的闡釋。在中國語境下,自我審查或編輯的審查,使得張生原本較為有力的思想,在使用中文表述的過程中,反而變成了主流語言所操控的對象。他一句委婉帶過的話「更重要的是政府很早就發布了所謂的『封城』以及『禁足令』,以及大量的人力『下沉』以幫助維護人們的隔離秩序」,反而補充了韓炳哲文章的批判。也就是說,實際上是政府強制性的封鎖措施以及政府基層官員、派生人員的強力乃至暴力實施封鎖禁令(近期爆出的新疆防疫封鎖實作,更是一種明證),才使不信任政府、同時懷有對疾病和違令後果恐懼的民眾主動、被動配合落實隔離秩序。

韓炳哲沒有討論,在政治自由和政治不自由的社會,各國在使用數位化工具抗擊疫情中的區別。比如,在疫情控制中,中國對數位化抗疫有三種表現:民眾在政治強力和暴力威脅下基於數位化控制的抗疫配合;長期處於新聞不自由處境下,中國政府的電視、媒體宣傳有效地使大量(尤其年老的、具有愛國情懷的)民眾追隨政府的要求;再有,威權統治下公眾缺乏公民意識,採取人人自危以鄰為壑的做法,在基層政府人員默許、支援、發起的情況下,對他人——鄰居、一切自己眼中的「外人」採取將家門封堵死等侵犯人權、剝奪他人基本生活權利的極端做法和社會動員來實現抗疫「自保」。

中國、香港和澳門的防疫反應,從民間的角度來說,也正是基於對在地政府的不信任。根據《財新》雜誌的紀錄,「1月19日,國家衛健委發布公告稱……專家研判認為,當前疫情仍可防可控。」到1月20日,被認為SARS防疫的英雄和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說,「現在可以說,(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肯定有人傳人現象。」隨後便是1月23日的武漢封城。這樣的情況下,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達到頂峰。社交媒體噴湧第一線的日記式書寫、基層各種粗暴防疫的視頻、和無法獲得物資或治療的網路求助。醫務人員和醫院直接繞開行政官僚系統向社會募捐物資。2月13日,武漢市和湖北省省委書記撤換。

香港和臺灣不同在於,對整個社會高度數位化的接納與警惕——雖然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在過去幾年嚴重受創,但基於殖民時期的遺產,香港畢竟對個人隱私有嚴格的法律保護,對政府使用個人隱私資料有所約束,公眾在疫情防控方面出於公民意識的自覺配合,以及形成公開輿論要求政府回應民間的呼聲。而且,在香港,在返送中持續抗議中遇上疫情爆發,正是由於對政府的不信任──香港民調報告顯示政府信任淨值1-8月全部為負數,而不是韓炳哲所說的對政府的信任,促使民間公眾和醫護界發起抗議,迅速成立新的工會,要求香港政府採取有效的防疫措施,乃至封關,公眾自發組織採購、使用口罩,以求自保和不將風險帶給他人【4】。這既不是現代性服從也不是儒家服從下的行為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披露後的2月,香港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73.7%)和信任度(-61.7%)降到谷底,後有所回升。

製圖:曾金燕;數據來源: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臺灣政府的應對,首先是政治的——基於對中國資訊的警惕(包括對中國被過濾的資料、不透明的資訊和決策機制的警惕)、反對中國政權的霸凌,和在SARS期間由於中國因素而被世界衛生組織拋棄的慘痛歷史,長期進行新一輪疫情爆發的準備和演練,才可以及早行動,控制可能控制的傳染源和傳播鏈。他們為世界提供了樣本、啟發、教訓和經驗。

三、走出恐懼和戰爭狀態

韓炳哲反對歐洲政府關閉國界但公眾卻不戴口罩的「過度」且「無效」反應,反對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恐慌。他批評馬克龍等政要使用「戰爭」、「看不見的敵人」等詞語和以緊急狀態應對病毒的「過度」反應。事實上,當初武漢封城以及如今世界各地採取不同程度的社會停擺措施,在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中,確實類似於一種戰爭的狀態。阻止疫情傳播挽救生命成了當務之急。韓炳哲的數位化控疫描述,說明了在應對疫情之類的大型災難方面數位化手段的有效。但僅停留在文化層面的分析,而未進入制度層面去理解,是一個遺憾。在進入戰爭式臨時狀態的國家防疫實踐之間做比較,可以看出,專制可能比民主應對災難更有效,但代價不同。它可以抹掉個人權利和私人生活的空間,整個社會全力以赴。臺灣和韓國,則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個較為不差的可能選擇,主要歸功於民主制度帶來的資訊和決策透明,以及SARS事件的集體記憶和長期演練的準備。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制度打垮了納粹,也幫助史達林在戰爭中建立政治正當性。中國關於疫情的審查和抗疫的宣傳、表彰,彰顯了災難對威權體制的誘惑:通過論述災難救援,凸顯體制的合法性和優勢,那麼,災難的反覆發生,正是這樣的威權體制所需要的。而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卻往往在和平和正常時期更具吸引力。

韓炳哲警告不要讓中國的數位化控制模式複製到歐洲,在文章結尾說「我們,作為人,具有運用理性(reason)的人,必須批判地重新思考,限制具有破壞力的資本主義,以及限制我們不受限制的具有破壞力的流動性,來拯救自己,拯救氣候和我們美麗的星球」。運用理性,這是從康德到福柯到今天知識分子們一直在討論的問題:在當前社會裡何為啟蒙?不能運用理性的人,並不是「成年」的人。在資訊氾濫的時代,不能獨立判斷和思考,就會被後事實和假新聞牽著走,從個人到政府,過度恐慌。而在天鵝絨監獄式的精緻審查下,後事實、假新聞、屈從於威權政府政治目的的扭曲和論述會有大市場【5】。事實被嚴重擠壓,帶來更多的無知、恐懼。這樣的環境下,運用理性的挑戰,往往來自缺乏勇氣和思維的勤奮,而不是簡單地獲取資訊。

韓炳哲未討論的另一個議題是:數位化如何改變新冠病毒大流行下人與人之間的連接以及社會生態的豐富多元。這有待獲得更多資料來探討。這不妨礙我們就韓炳哲現有的哲思發問:全球社會,無論中國、東亞、歐洲、美國還是世界其他地方,如何儘快結束疫情的應急狀態,警惕病毒帶來的政治運動,警惕數位化生活的「真實」取代社會真實,不讓隔離、封鎖、失業,以及朋友、親人、工作等社會關係因疫情應對措施而受影響,進入孤立甚至解體進而原子化,將國家資源投入到支持、維繫整個社會生態和互動網絡的豐富多元化,不讓對病毒、政治、數位化和資本纏繞的恐懼成為常態,讓生活方式和社會經濟制度恢復常態──哪怕與病毒共存,才是美好生活、良好治理的開端。

【註釋】

  1. 見西班牙《國家報》3月22日的全文譯稿:https://elpais.com/ideas/ 2020-03-21/la-emergencia-viral-y-el-mundo-de-manana-byung-chul-han-el-filosofo-surcoreano-que-piensa-desde-berlin.html德國《世界報》3月23日版本:https://www.welt.de/kultur/plus 206681771/ Byung-Chul-Han-zu-Corona-Vernunft-nicht-dem-Virus-ueberlassen.html自媒體英文譯稿版本:https://write.as/0hwmokmqr13vm2fw.md? fbclid=IwAR3XwjnxoTBa7Qik-cF85oW0i0mszNcw7NI_c8yPq3EYp0x9CXaJYq9pbzU&from=timeline
  2. 「人」和「理性」引號由作者曾金燕所加,理性一詞為韓炳哲原文所強調。
  3. 3月25日,大陸媒體《澎湃》的「思想市場」發表了韓炳哲文章的中文譯文,題為〈韓炳哲:為什麼東亞對疫情的控制比歐洲有效?〉。譯文對關於數位化防疫、抗疫關鍵細節的誤譯、曲解或遺漏,嚴重地削弱了原文的批判性,給讀者帶來儒家文化優勢、中國和東亞成功的曲解印象。比如,原文說「中國現在將會有能力向世界銷售它的數位化員警國家的模式,作為成功抗擊疫情的樣本。中國會更加驕傲地展示它的體制優越性。」譯文只是說「數字監控現在將會被作為對抗疫情的成功模式宣傳。它將借此機會更加自豪地展示它的系統。」譯文翻譯母本不是有編輯把關的媒體稿,而是網路寫作平臺匿名翻譯(雖然品質較高)並聲明可能有錯誤的英文版。《澎湃》「編者按」將韓炳哲文章英文版題目We cannot surrender reason to the virus (原文格式)翻譯為〈我們不會向病毒屈服的理由〉,而不是德語或英文原題〈面對病毒我們不失去理性〉。REASON在韓炳哲文章正文原文用了大寫,從康德到福柯在討論啟蒙問題時,都圍繞著Reason作為名詞(理性)和動詞(運用理性)展開。在媒體受控,專家和政府官員的信譽危機之下,中國的媒體、自媒體越來越多地依靠對歐美媒體、學者、官員的言論進行翻譯、引用,甚至斷章取義、沒有編輯把關、或故意曲解為我所用,損害了資訊交流和思想交流的基本品質。
  4. 民調資料來源為香港民意研究計劃(香港民研),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港大民研)。 
  5.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天鵝絨監獄,戴濰娜譯(北京: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博士。研究與創作涵蓋中國的知識分子身分與社會行動、社會性別與性、文化與政治、少數民族與女性書寫等主題。出版專著《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2016),製作發行獨立紀錄片電影《自由城的囚徒》(製片、聯合導演)(胡佳、曾金燕,2007)、《致劉霞》(劇本)(Trish McAdam,2015)、《凶年之畔》(製片)(聞海,2017)、《喊叫與耳語》(製片、聯合導演、攝影)(聞海、曾金燕、Trish McAdam,2020)。

此文開放給所有讀者。這是《新冠啟示錄》這期雜誌的第一部分內容,關注新冠疫情之下對人類社會提出的挑戰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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