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華：觀美國大選，想中國問題 ｜《思想》42期：解讀川普現象

近年來海內外各地華人關於川普問題的討論，常常容易陷入分裂與對立，其中又以自由派知識分子最受衝擊，網上硝煙一片，本專輯幾乎可以取名為「川普亂華記」。中文自由主義的發展堪稱崎嶇曲折，「自由派」原本並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毋寧說是一種傾向，用語相近、問題意識重疊，但真要界定這個群體，與其尋找共同的信念，不如用「負面表列」——他們共同反對什麼——更為方便、清楚。不過在川普主義的刺激之下，這個負面的「共識」也難以維繫，終於破裂。

知識界發生分歧與衝突非常正常；爭論與辨證提供了養分與活力，正是思想、認識進步的動力。本刊一向以平台自許，供分歧的各方進行討論。這次華人自由派的大分裂，正是對話、攻錯的機會。我們推出這個專輯，盼望各方深入澄清左與右、進步價值與保守主義、文化多元與文明衝突、世俗政治與宗教背景等等問題。

本文共有5783字，預計閱讀時間40分鐘。在文章中，郭于華老師對華人川粉形成的理路，做出真誠的陳述，共分為三個章節：

1. 心路歷程
2. 左右之分
3. 別無選擇

此文免費公開給各位讀者。此番的川普爭議中，與其爭論挺川黑川，或許更重要的教訓是釐清立場與價值，對中國的現實做出有效的分析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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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歷程

2020年的美國大選大約在10月份進入白熱化階段，即使之前不十分關心此事的人們也或主動或被動地牽涉其中。我雖不是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專業學者，但因講授政治社會學課程，對於國家、政體、民主選舉、意識形態等領域的話題自然無從回避。回顧一下大概的心路歷程，可以說是從開始的一般性關注，到不斷被追問「為何中國自由派學者都變成了川粉？」而轉向集中關注的。

早在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始，挺川與反川的不同觀點就已開戰，雙方各執己見，頗有形成社會分裂之趨勢。其時我並未十分瞭解分歧的本質所在，也不太理解為何一位商人出身的非職業政客當選總統會讓一些人痛恨若此、咬牙切齒。其實，在2016年競選當時，我還曾經覺得，希拉莉．克林頓若能當選也很不錯：美國在有了第一位黑人總統之後迎來第一位女性總統，這也是民主共和大國的榮耀。

川普擔任總統四年來，其執政理念和主張、對內對外政策的實際成效、特別是他所秉持的價值觀，都令人矚目；聯想到美國立國之本的憲政理念和歷史過程，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熱愛美國、努力工作的傑出總統。四年時間使許多之前不喜歡川普個人風格作派的人也發生了改變，畢竟，他努力兌現了當年競選的大多承諾，給美國和世界帶來實實在在的利好與和平。即便如此，直到2020年美國大選開始，我雖然希望川普總統連任，繼續推行其執政理念和政策，但多少覺得，作為既沒有自由也沒有選票的中國人，支持或反對一位美國總統的個人評判有那麼重要嗎？多少令人有些不解的是：為什麼人們關於川普的分歧如此之大？為何各自的表達又如此激烈甚至造成社會「撕裂」？對於美國公民而言這不難理解，因為事關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價值觀，可謂生死攸關。可是對中國人呢？為何也如此激動：反川者與挺川者相互以「川粉」／「川黑」稱呼對方，動輒發生激烈爭吵甚至人身攻擊？以往的共識同道者也以川普為試金石紛紛割席？在這種情形下，我對自己說：保持理性方式，避免以一己之見想當然，不要輕下判斷，多看多聽多想，少表達。

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反川理由之一：有人說「川普不僅造成了美國社會的分裂，而且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分裂」。思忖之下不難看到，問題在於人們的觀念本來就是分殊的，相關社會思想本來就是分裂的，只不過這種分裂在對待川普能否當選問題上集中體現出來而已。分歧與分裂表相與川普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非要說分裂是川普造成的，邏輯何在呢？

接下來是總被提問的問題：中國知識人為何變成了「川粉」？鑒於前述心路歷程，開始是只看不說，後來是不得不說，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反川者和左派逼出來的：逼人表態、迫人站邊，凡不同意見者就是敵對關係，這種思維方式和做法我們頗為熟悉。早在2016年，我就曾因為不反川而被左派攻擊，其「理路」是贊同川普==種族主義==反女權、反平權==法西斯。時至2020年大選，上述邏輯表現為對BLM運動的支援，一些反川者在爭論中明確表示運動中存在的打砸搶燒暴力行為是革命所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有一些反川者直接否認存在暴力行為或認為少量暴力無關宏旨。贊同以街頭抗爭方式達到少數群體特權的訴求，在我看來實際上是主張族群、性別不平等，以政治正確壓制不同意見的表達則是對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侵犯，而主流媒體對事實和不同意見的遮罩或歪曲報導更是顯露出不受制約的「第四權力」。這些思路和作法與我們熟悉的霸權和強權十分相似，令人厭惡也令人恐懼。

第三個問題與中國政治和政體轉型有關：有一種說法是，中國嚴酷的政治現實有如鐵桶或高壓鍋一般，沒有空間沒有空氣沒有出路，所以絕望的中國人指望燈塔國總統川普來救民於水火。──我以為這樣的想像是把中國人民都當作傻子，且不說反美的國人占多大比重，即便是明確追求憲政民主共和的中國公民也沒有誰會愚蠢到寄希望於一直強調「美國優先」的美國總統直接出手解決中國問題。當然，眾所周知，一國體制的變革需要一定的國際環境和結構條件，作為自由民主燈塔的美國在形成世界格局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可避免地會對中國的制度變革形成影響。這也是中國人關注美國大選的原因所在，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坐等自由從天而降，畢竟大家都明白天助自助者。

說到支持川普的原因，我在2020年10月30日的一次非正式小規模討論會上做過簡要陳述，為表明實際的心路歷程，未經修改呈現於此：

1. 支持川普是認同基於基督信仰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即自由先於平等；個人權利先於集體利益；沒有法治秩序就沒有自由；憲政共和制度需要相應的民情基礎（即基於信仰的普世價值的公民）。就此而言，拜／川之爭不是簡單的多／少一點福利和稅收之爭，不是多／少一點政府干預之爭，甚至也不僅僅是左／右之爭，而是基本價值和道路之爭，不僅事關美國前途，而且關涉世界的走向和人類的命運。

2. 作為中國學者，尤其不可忽略中國的歷史與當下。拜登所代表的左派民主黨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與社／共極權主義曖昧不清。對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來說，尤其而且必須高度警惕，反左防左，這關係到在奴役的社會主義與自由的資本主義之間做出選擇。我認為左與共有某些相通之處，並非簡單地認為民主黨等於共產黨，而是指左派思想與社／共主義在價值理念上相通：即平等至上，再分配經濟，大政府，無神論，消滅私有制，天下大同、宇宙真理大一統。

重溫一下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所言：「在我看來，一個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會，最終將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個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會，雖然得不到平等，但會比其它任何存在過的體制都更能接近於平等。」

3.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存在一些誤區，對自己的國體政體的本質認識模糊，具體表現為幾個不分：權利與權力不分；集權與極權不分；法治與法制（Rule of Law vs. Rule by Law）不分。在意識層面也普遍存在如下狀態：對社會主義深深迷戀；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對馬克思主義難以割捨；對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滿腹狐疑。事實上，我們從未真正走出極權統治，我們離威權體制還有相當距離，與共和民主體制更是漸行漸遠，實際上是快速倒退至文革時期（或許是從未走出過）。

左右之分

在中國語境下觀察和思考美國大選，必然繞不開左右之爭。表現在這場大選中的既是有關事實之爭，也是價值理念之爭，而且基於不同的價值理念看到和取捨的事實是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

在中國社會和世界範圍內，對左右的區分和選擇可謂錯綜複雜。許多學者試圖在左自（左翼自由主義）和極左（暫且忽略毛左）之間、老左和新左之間、西左和中左之間劃出界線，這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畢竟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深受左禍之害，左派並非光榮的稱呼（在官方除外）。儘管如此，相比較而言，右派在長期的中西意識形態傳統中似乎更為不堪，被視為右派不僅不光榮，而且意味著巨大的風險。但無論如何，我們總要在錯綜複雜混沌曖昧中有一個大體可以分辨的界定，即粗略的取向或趨勢的區分，否則任何討論都無法進行。

劉軍寧曾具體列出了左派與右派在族群、家庭、性別、子女教育、藝術、持槍權、戰爭、自然環境等諸多問題上所持有的不同觀點，進而分析了二者在對人性善與惡的判斷、人權的來源、經濟目標、國家角色、理性的邊界和信仰方面的區別，簡明扼要地說明了左右之別的本質所在。一些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指標的測量工具也可大致區分左右取向。

在相當長的時段中，國內知識界都不乏尋找和探索左右共識之途徑和相對均衡之中道的努力。我本人由於專業所致，主要關注和研究社會底層群體——農民、農民工和維權群體等，因而經常會自然而然地被視為偏向左傾的學者。然而正是底層視角對歷史與現實的觀察體驗，結合相關的理論閱讀，我越來越從社會基層的切膚之痛，意識到社會疾苦的結構性根源——主要不是來自於市場化改革和資本「剝削」，而是來自於不受制約的權力統治和肆無忌憚的權利剝奪。若是在憲政民主體制下，權力、資本、社會力量之間有著相對的制衡，可以進行不一定勢均力敵的博弈；而在舉國體制之下，這種結構性關係和博弈根本不可能存在，現實狀況是強權力、弱市場、無社會。在這種情況下以左派立場和方法去批判資本主義可謂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首先，在價值層面，左與右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影響了對歷史與現實基本判斷，也導致各不相同的政治與政策主張。

經過多年的閱讀和思考，特別是對現實和歷史的研究分析，我認為左右共識難以達成，但非極端的左右共存卻是必須的。原因在於左與右在本質上無法調和：左右之別是存在於無神論與信靠神之間，在辯證法與邏輯思維之間，在平等與自由的價值之間，在激進革命與審慎變革之間，在推翻重來與尊重傳統之間，在理性主義和理性有限之間，在標新立異與基本權利之間，在創造規則與自發秩序之間，在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之間，在致命的自負與承認人性弱點之間。如果之前我們還心存良好意願，尋求共識之道，這些年來的現實應該讓我們明白了，左右之別不僅僅是立場之別、觀點之別，也不僅是政策之別、路徑之別、方法之別，而是根本方向不同、基本價值不同。正如尼采所言：真相最大的敵人不是謊言而是信念。

進而，在現實層面，特別是在中國社會語境下，我們不可忽略，左／右從來不是平分秋色、勢均力敵的。所謂右派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的處境自不必言說，忘記和忽視這一點再有良好初衷也無濟於事。出於善良心願尋求左右共識的努力固然可嘉，但由於現實政治的作用即左／右派與體制（權力）的不同關係，這種經年累月的努力卻越來越顯得一廂情願，不著邊際。尤其是在左右完全失衡的中國社會，一方是風生水起，左左逢源；另一方卻是屢遭風雨，無處立足；如此情境何談共識？曾有人比喻在西方左派是引擎，右派是刹車，二者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社會的車輪才能穩步前行。這比喻或許不錯，但在我們的社會卻中並無此相對均衡的狀態。更何況，左右之爭在本質上是方向之爭，若要比喻這一過程，應該是方向盤向哪個方向打，車子朝哪條道路開，而不僅是走還是停，是開快些還是緩慢些的區別。在以左為意識形態的體制下，右派恐怕只能是車輪下的沙石。

從經濟與社會進程來看，經濟上的平等主義、福利主義必然導向權力的擴張即大政府統治，切蛋糕的刀柄必然控制做蛋糕的雙手。這意味著極權統治的經濟基礎。

過度強調「政治正確」——平等主義或平等至上，文化上的多元主義和極端相對主義，將權利平等泛化為抹平差別，甚至用非正義程序人為地制定傾斜政策，導致反向種族歧視，甚至壓制不同思想和意見的表達，都將導向極左和極權。

簡而言之，左與某主義有著內在相通的價值：抱持階級鬥爭思路，認同成王敗寇邏輯，鬥必你死我活，辯不贏會借助強權之手打壓異己。而歷史一再顯示，抱持大同理想、標榜平等至上、努力改造人性者最終無一例外地走向專制極權，給本國乃至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我們切不可置歷史與現實於不顧，視常識和常理為無物，我們必須反思，慎行。

別無選擇

跨越2020-21年的美國大選，不僅在其本國引起堪比南北戰爭的衝突，也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掀起軒然大波。之所以矛盾凸顯對抗激烈，是因為此次大選不僅是川普與拜登的總統之戰，不僅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黨派之爭，而是如前所述決定美國成敗、美國的國際戰略地位、甚至人類命運的重大選擇。正是由於人們都意識到了這一生死攸關的選擇，才會如此關注甚至無論是否有選票都積極參與表達觀點。

人們的爭論發生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從大選是否存在舞弊、是否有影響選舉結果的大規模舞弊？從州到聯邦法院、參眾兩院如何公正對待和做出判斷？三權之間關係的憲法法律問題，到主流媒體、社交媒體的權力是否正當行使和受到限制？幾乎無所不涉及。對於熟悉或不熟悉美國政治的中國學者和公眾來說，所有圍繞著美國大選的爭論又都關聯著對中國政治現實的看法，因而存在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對立的看法是必然的。

從爭論過程來看不難發現，雙方或多方在基本價值觀層面，即追求憲政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大方向上似乎並沒有分歧，分歧多存在於事實判斷，而這只是表面現象；爭論者對資訊材料的採信、取捨、判斷的天差地別有著更深層次的價值區分，關鍵仍在於前述的左右之別。簡而言之，事實判斷重於價值判斷；然而事實的取捨與價值判斷有關。無法繞開的一個事實判斷是：是否存在造假舞弊？凡是迴避或繞開這一關鍵問題都是不誠實的表現。

無論大選以何種結果結束，有幾個重要問題是難以繞過的：

1. 一個合理的制度一旦建立起來並良性運行二百多年是否即可萬保無虞？肯定性答覆是相信美國民主制度不會敗壞、燈塔不會暗淡、官員不會墮落，因而「完備的選舉制度不是紙糊的，出現系統性作弊是不可能的」。我認為，首先，憲政民主共和政體並非完美的制度，因為世上本沒有完美之物，而只是最不壞的制度；進而，如托克維爾所言，制度的建立和持續需要民情基礎，而民情則須建立在有共同信仰的普世價值認同之上。其三，此處還有一邏輯問題，如果認為制度堅不可摧，卻為何認為川普作為總統破壞了民主制度、製造了社會分裂？這裡邏輯無法自洽。在此讓我們回顧一下哈耶克的警示：他認為已經取得的成就，並非永保無虞、萬無一失的財產。他始終以極其警醒的態度防範極權主義——經由「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而達到奴役狀態。另一位思想家阿倫特則預言：「即便在最安穩的民主國家裡，極權主義要素也一直伴隨著我們，只不過它們不再以20世紀中期的形態出現」。切記，任何不受制約的權力都會不可避免地作惡。

2. 有學者認為選舉舞弊是重罪，相關的法律極具威懾力，代價之大會讓作奸犯科者無法承受。因而懷疑成熟的選舉制度就是陰謀論，是放肆的抹黑。我的問題是，按照此邏輯國家治理制定嚴刑峻法即可萬事大吉？所以選民和候選人在選舉過程中可以高枕無憂？質疑出現的舞弊現象都是發現者和揭露者的放肆抹黑？此外，確認舞弊是否存在的根據應為事實證據、證人證言還是司法是否受理和媒體是否報導？這裡也有一個邏輯問題：有學者認為「作弊只是個別現象，不會影響選舉的結果；任何選舉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作弊」，問題是：所以作弊可以忽略不計？不予追究？這與前面的「重罪說」是不是又自相矛盾？

3. 作為第四權力的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的權力邊界在哪裡？誰來監督並制衡似乎獨立於三權的權力？媒體本身可否成為是事實判斷和是非判斷的標準？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社交平臺的權力如何行使和制衡？ 從主流媒體眾口一詞動作一致地站在一個黨派立場、只報導一類消息、只批判川普等中國受眾特別熟悉的作法，到1月6日之後川普總統在推特、臉書、谷歌、亞馬遜等所有社交平臺被全面封殺，一個人類不曾面臨的問題撲面而來：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如何應對數位極權統治的現實？這是高科技巨頭、金融大鱷、高官政客、媒體平臺和普通公民都捲入其中的巨大漩渦。

上述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困擾，只能說自己有些不成熟的看法但並無結論。本文並非學術理論文章，且限於篇幅，故不長篇大論，也不引經據典；只言常識常理，只論基本邏輯，不當之處在所難免。隨著大選之幕徐徐落下，有人黯然神傷憂心於美國的民主和人類的命運，也有人歡呼雀躍覺得自己無論如何是贏了。我在2020年11月初關於美國大選的想法至今未變，陳述如下以為記錄：

1. 真相和真理比輸贏重要。故不以成敗論，而以是／非、正／邪、善／惡論；只能選擇站在正義一方，沒有中間立場和中間道路。

2. 即使川普總統不能連任，依然肯定他執政四年的政績，支持其政治主張，治國理念，認同其基本價值觀。

3. 左與共（產主義）通，訴諸於人性之惡，不會消亡於一時。如果人類自己選擇走向深淵，誰也無法阻擋。畢竟，即使最不壞的制度要持續運行，不僅要靠規則（法律）與程序，而且離不開道德人性。

 （2021年1月16日 初稿 1月20日 修改）

郭于華，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人類學、農村社會研究、口述歷史研究等。關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社會關係、農民口述歷史、農民工權益保護、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成長等。著有《正常就好》（2020），《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2013），《傾聽底層》（2011）等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