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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思想》42期:解讀川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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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由美國大選引發的爭端和撕裂是如此激烈而慘重,以往為中國的自由、憲政以及人權而並肩抗爭的同道們竟分作涇渭分明的兩派,這是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裂變。不獨此也,粗略觀察,過去認為屬於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陣營中,居然是「挺川派」占據了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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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開放給所有讀者。這是這一期雜誌第二部分的內容,關注川普現象導致的華人自由派的爭論、分裂、對立。希望通過這系列文章,深入澄清左與右、進步價值與保守主義、文化多元與文明衝突、世俗政治與宗教背景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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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世界都攪得沸沸揚揚的美國大選終於塵埃落定,拜登宣誓就職,竭盡全力謀求連任的特朗普——又名川普,這個姓氏的翻譯很麻煩,容我用中國大陸通譯——黯然離開首都華盛頓。回顧這一段時間裡網上的各種爭論和撕裂,一時間竟有點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

有好事者曾以對特朗普的態度為標準,將中國知識界分為「挺川」和「黑川」兩大陣營,雖然我在選戰期間發表言論並不多,但還是被明確地劃分到「黑川」行列。當然,這對我而言並不冤枉,因為在為數不多的發言中,自己已經明確表達了特別希望民主黨能夠贏得本次選舉的期盼。而且,我對於特朗普的負面印象可謂由來已久。早在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職典禮的當天,我就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裡寫下了這樣的短評:

晚上看了CNN特朗普就職典禮全程直播,坦率地說,這是一位令人失望的人物。他張揚而自卑,肢體語言顯得缺乏教養,表情上甚至有一種厭惡所有這一切的神態。直到他宣誓之前,我都擔心他是否會突然站起來拂袖而去。副總統Pence以及身邊人們的任務彷彿是在全力勸說他:「求求你,配合一下吧,很快就結束了。」至於演講的內容,也真是乏善可陳,充斥著空頭承諾、民粹動員、封閉幻想,是我看過的美國總統就職演講裡最黯淡無光的一個。我很懷疑他能否完成自己的四年任期。

這則言論在最近的討論中被挺川人士截頻展示出來,作為罪證。有趣的是,即便是在我多達五千關注者的朋友圈裡,當時的這則評論並沒有受到多少批評性回應,反而是大多都是贊成的留言。現在想來,在當時中國政府的觀察中,與特朗普打擂台競選的民主黨候選人克林頓在她國務卿任職以及競選期間表現出對中國的強硬立場已是昭然若揭,反而作為商人和所謂「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卻令人產生一種無事不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的可交易想像。所以,當時的知識界和其他民間人士,內心裡希望克林頓當選者更多也未可知。

四年的時間過去了,特朗普在中國朝野兩方面的印象已經發生了很大的逆轉。由於美國政府對中國在貿易平衡、南海主權、香港、台灣以及新疆等一系列問題上都採取了激烈的對抗立場,捕獲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歡心。這些「苦秦久矣」的人們是多麼喜歡這位對於中共及中國政府下得狠手的美國總統,多麼希望他能夠再來四年;相應的,他們對特朗普的競爭者民主黨及其候選人拜登就不免百般詆毀,怒其必爭了。美國華人尤其是法輪功系統的媒體,那可真叫:一片花心唱川譜(普),漫天驟雨澆拜燈(登),反差何其極端!

這場由美國大選引發的爭端和撕裂是如此激烈而慘重,以往為中國的自由、憲政以及人權而並肩抗爭的同道們竟分作涇渭分明的兩派,這是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裂變。不獨此也,粗略觀察,過去認為屬於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陣營中,居然是「挺川派」占據了多數。不久前,一群挺川學者還專門推出名為《川普主義》(副標題:保守傳統價值 重塑美利堅榮耀)的出版物,以為其自命的「保守主義者」的輿論陣地,成群結隊,聲勢不小。

這裡,不妨結合相關爭論的三個焦點,把自己的一些觀點加以闡述或重申,當然也是一種反思。

1. 於美國的兩黨政治。西方近代型政黨制度從起源之日開始,便是不同利益的組合和競爭。特定政黨維護本黨所代表的利益,同時也承認其他政黨存在的正當性,並在競爭中尋求妥協。因為只是作為局部利益的代言人,所以英文裡使用了以part為詞根的party一詞指稱政黨。這樣的政黨理念也伴隨著美國立國以後的整個歷史。最初是偏於維護聯邦與偏於維護州權及公民個人權利的兩個政黨之間的鬥爭。在過去超過一個半世紀裡,進入到現代兩黨制度的穩定期,兩黨之間逐漸形成了對於一些重大社會政策性相對確定的分歧,諸如稅收傾向、政府角色、平權運動、墮胎權利、移民政策之類。在分歧之外,兩黨在諸如民主政治、私有財產保護、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更重大的價值方面卻有著深刻而廣泛的共識,二者之間正是在這種既有共識也有衝突的過程中推進著社會穩定地前行。

但是在中文媒體所出現的這場爭論中,一些支持特朗普的人們卻把共和黨和民主黨之爭說成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戰爭,尤其是抓住某些極端主張,以偏概全,抹黑整個民主黨。另一方面,又把共和黨神聖化,甚至肉麻地把特朗普說成是「天選之子」,一個世俗總統儼然變成拯救美國甚至世界的救星,真是對這些言必稱民主者的大諷刺,就基督徒而言,這種對於一個活人的崇拜更是一個大諷刺。

中文網上那麼多對於美國左派的攻訐跟中國人的經驗有關,那就是,一聽到左派,就把它想像為中國語境下的左派。我在回應一位力挺特朗普的朋友時說:

在一個健全的西方民主、憲政、法治體制下,在資本主義的正軌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兩翼,在距離馬克思很久之前英國就有輝格黨,也有托利黨,在美國有共和黨也有民主黨,這真正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鐘擺效應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會週期性的有所調整。但是,近年來國內頗有一些學者把希望全部寄託在西方保守主義的一端,又把西方左派等同於馬克思左派,對前者讚美不已,對後者不屑一顧,這分明是把杭州當汴州,扭曲了西方左右的真實譜系,也難以對中國起到對症下藥的效果。中國缺乏西方的右派,也缺乏西方的左派。毛澤東曾說他喜歡跟共和黨交往,也不是偶然。我曾到費城參觀憲政紀念館,其中有個測試器,讓你選擇各種問題,例如稅收、墮胎、持槍、聯邦與州關係等等,我測試的結果,居然是稍微偏向於民主黨的。我這個中國右派,到了美國,居然迷失了政治方向!

但是,那位朋友在回應中仍然表達對於西方左派的極度反感,回覆我說:

作為燈塔國的美國,已經建立的聯邦共和體制也並非確保無虞,極權主義如同病毒一般會在政權和社會中長期存在,因其訴諸於人性固有的惡。西方左派長期以來在政治正確上已經走得太遠,在大學、媒體中成為絕對主流,甚至不許別人表達異議……在這種情勢下,平分秋色、勢均力敵是無法達到的。西方社會的頹勢和許多危機與此有關。中國左派當然更加不堪,抱權力粗腿玩得風生水起,但有一點他們在意識形態層面與西方左派是相通的——主張社會主義,否定市場經濟,批判資本主義,抱緊馬克思主義等。

這樣的回覆表明了就是要把西方左派等同於社會主義,這是太強烈的偏見,也是對民主黨主張的嚴重扭曲。儘管難以說服,我還是作了進一步的回應:

其實,美國的情況並不像您所憂慮的那樣,似乎馬克思左派在大行其道。桑德斯最近在民主黨初選中的遭遇表明,民主黨的主流並不接受那種太靠近社會主義的極左主張,拜登就代表著一種穩健持中的左派觀念。從美國過去這半個多世紀的政治走勢看,也沒有出現一派獨大的情況,民主黨、共和黨之間的交替還是有著比較平衡的步調的。1920-30年代,美國尚且沒有走向社會主義,在蘇俄陣營解體、冷戰結束之後的今天,主流美國人更不會容許美國「接過列寧的旗幟」,這一點真的無需擔憂。……從福利國家的角度看,美國是西方世界最不福利的,比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差距甚遠。精英大學和主流媒體裡左派似乎占據了主導地位(歷史上一直如此),但還有非精英大學和Fox News呢。有意思的是,例如哈佛法學院的教授們偏左,但法學院的畢業生卻未必那麼整體地偏向左派,右翼精英——例如現任國務卿蓬佩奧——也在所多有。您說如今右派難以平分秋色、勢均力敵,但是上次大選選票計算結果不是證明從全國範圍內看,雙方之間差距甚微麼?況且如今參議院在共和黨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保守派占據多數,您放心,兩派還是比較平衡的。對了,我私心希望下次總統選舉,民主黨能夠勝出,主要考慮到最高法院的構成,現在保守派太多了。如果特朗普再幹一屆,估計那位女大法官金斯伯格絕對熬不過去了。

我一語成讖,上文是2020年5月寫的,金斯伯格大法官連特朗普的一屆任期都沒有熬過去,9月18日就病逝了,特朗普得以提名並任命保守派聯邦法官巴瑞特為新晉大法官。能夠在一個任期裡任命三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成為特朗普為美國保守派作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貢獻之一。好在這幾位保守派大法官在此後涉及到大選的訴訟中表現出的並不是唯特朗普馬首是瞻,而是卓越的專業和獨立風範。

2. 基督教與美國憲政。在這次爭論中,中國的一些基督徒以及似乎皈依了基督教的學者因為特朗普不斷地宣稱自己的基督教福音派信仰而歡欣鼓舞,進而對其排斥穆斯林等非基督教國家移民的主張讚賞有加,並且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信念,即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政以及保守主義哲學的根基正在於基督教新教的信仰,不僅如此,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也只有確立了這種基督教信仰,才可能建立憲政體系。這一點,在前面提到的那本書《川普主義》的作者群裡,儼然變成一種共識。

從大學三年級開始,我個人關注基督教及其與西方法治關係的歷史已經四十年,自己的本科和碩士學位論文的主題都是中世紀教會法及其對世俗法的影響。我當然知道,歐洲的憲政體制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之間所具有的深刻關聯。例如,中世紀歐洲流行的教會權力與世俗權力之間的兩分乃是近代憲政分權體制的歷史淵源之一,同時也正是這種強調「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傳統成為近代憲政中政教分離的源頭活水。對於美國的立憲國父們而言,他們之所以要通過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不得確立國教的準則,也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在歐洲以及北美殖民地時代的宗教迫害,因而對世俗權力與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危害有極大的憂慮。

至於說到美國憲政體制,尤其是權力分立、聯邦制以及憲法所確立的各種維護自由與人權的準則,有些屬於國父們的天才創造,更多的則是悠久的西方文明演進成果,基督教只是憲法的淵源之一。其他重要的根基要素包括前基督教時代的希臘政治哲學、羅馬法,以及英國法律史上所逐漸形成的司法獨立和法律職業化等等。雖然由於大法官具有僧侶身份,英國的衡平法滲透了一些教會法的立法和原則,但整體而言,美國所繼承的英國法中仍然以世俗的成分為主導。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說得最真切:「讓我們研究自然法,研究英國憲法的精神,閱讀遠古時代的歷史,思考希臘和羅馬的偉大範例,追思我們自己不列顛祖先的行為,他們為捍衛我們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抵抗外來的以及內部的暴君及篡權者。」

不僅如此,在美國的種族以及文化越來越多元化的今天,作為一部適用於如此繁雜移民組成國度的憲法,必須具有超越基督教的包容性。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作為自由樂土的新大陸成為世界各地人們的嚮往之地,紐約港前面的自由女神像見證了多少不同信仰和膚色的人們進入這個國度,他們有南美洲或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印度或印尼的穆斯林、中國或越南的佛教徒或無神論者,凡此種種,他們中的許多取得了美國的公民身份,卻無須改變自己的信仰。這些移民的子女中,甘迺迪、奧巴馬成了美國總統,布蘭代斯(Louis D. Brandeis)成為第一位猶太裔大法官(金斯伯格是首位女性猶太裔大法官),國會議員、聯邦法官、行政當局高官中各種族裔繽紛多彩,如今的美國,誰敢公然宣稱WASP(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才是主流?

還有,在20世紀,一些基督教並不占信仰主流甚至很少基督徒的國家裡也建立起運行良好的憲政和法治體制,日本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儘管麥克亞瑟主導的現行日本憲法具有美國憲法相當的影響,但是,一方面,這種影響的內容本身並非與基督教信仰相關聯,另一方面,支撐當代日本憲政的根基觀念也並非完全是西方舶來品,更有前明治時代超過七個世紀中所形成的「統」「治」分離以及幕藩體制下的地方自治傳統。另外,台灣在過去三十多年裡從威權向民主體制的成功轉型也是另一個鮮活的證明。無視西方憲政跟基督教信仰及教會之間的關聯固然不符合歷史,但誇大宗教的作用,卻足以導致一個令人絕望的結論:中國的憲政夢必將是「此恨綿綿無絕期」。

3. 中美關係惡化:原因與未來。在中美關係方面,特朗普時代意味著過去延續超過四十年那種接觸、擁抱以期改變的政策的終結。無論是行政當局,還是參眾兩院,都不斷地推出各種強硬舉措,步步緊逼,令中國當局窮於應付,難以招架。中美關係如此斷崖式的惡化不禁讓許多追求中國政治轉型而不斷受挫的國人感到歡欣鼓舞,他們非常期盼這樣的打擊能夠延續下去,而且不斷加大,並且很自然地擔心一旦特朗普不能連任,在他任期裡已經風生水起的這番大事業將前功盡棄,一切又回到此前的那種混沌無望的情形。

全面評價近年來中美關係惡化的效果超出了本文的範圍,這裡只是指出一個弔詭的事實:隨著特朗普時代美國政府對中國打擊力度的加大,在中國內部所發生的卻是人權狀況的持續惡化。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建立一個地位超越並壓制司法權的監察委員會,對國內活躍律師群體的更為嚴厲打壓,執政黨對民間組織和企業控制的強化,教育以及新聞領域嚴重倒退,對於全民實施無孔不入的數位化監控,港版國安法的出臺,新疆等地發生的針對穆斯林的行動,凡此種種,可謂罄竹難書。

當然,所有這些不能歸咎於特朗普以及美國政府,毋寧說是中國內在邏輯的一種展示。也可以說,導致美國政府對華政策逆轉最關鍵的推動者,不是美國方面,而是中國當局。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長期奉行的類似「懷柔羈縻」的策略完全失效,轉而使用大棒甚至炮艦也就成為必然。一個根本性的困難在於,懷柔也好,大棒也罷,當一國內部沒有形成一種足以制衡威權的體制性的(institutional)以及社會化的力量,外來壓力所帶來的經常是一種反向效果。尤其是對象國體量遠遠超過如伊朗、朝鮮的情況下,指望外部的種種制裁和號召就能引發國內的變革就更是一廂情願了。

另一方面,多少可以安撫中國的那些特朗普擁躉的是,拜登上任後,雖然推翻了特朗普在內政外交方面的許多政令,但是涉及中國的各種施壓政策卻得到了延續。新任國務卿以及國家安全顧問、防長等都表達了維持對華強硬路線的明確態度。而且,與特朗普不一樣的是,拜登當局更強調在對華政策方面與歐洲以及傳統盟國之間的協調作業,同時又注重制裁中國的時候以「手術刀」而非「大砍刀」所帶來的更為精確的打擊。這樣的延續與調整並重的戰略與策略前景如何當然還有待觀察,至少可以讓中國黨政當局不必再抱某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剩下的,就看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了。孟子說得對:「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反過來的道理是,國必自救,而後人救之。

賀衛方,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全國外國法制史學會副會長。研究和教學領域包括法理學、法制史以及比較法學等。主要著作和譯作包括《法邊餘墨》(2015三版)、《逍遙法外》(2013)、《石河子劄記》(2016)、《我們法律人》(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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