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經《思想》

《思想》季刊由聯經出版社發行,錢永祥為總編輯,編輯委員有王智明、沈松僑、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和陳冠中,為一面對華人世界的思想性刊物,期望在華人社會中打開思辨空間,發揮思想的力量。

張魯生:悲壯而滑稽的「出征」|《思想》42期:解讀川普現象

發布於
「沒有什麼川粉,挺他只是想看他揍那些我想揍又不敢揍的人。」正是川普在貿易戰中的強硬立場,征服了眾多中國自由派網友,讓他們從心理投射一個國家或一種制度,到投射一個人;從癡迷一個人,到敵視這個人的所有政敵。正是在那一刻,文革邏輯不再以隱形狀態,而是以顯形方式,突然發酵了……
  • 本文共4485字,預計閱讀時長20分鐘。

此文開放給所有讀者。這是這一期雜誌第二部分的內容,關注川普現象導致的華人自由派的爭論、分裂、對立。希望通過這系列文章,深入澄清左與右、進步價值與保守主義、文化多元與文明衝突、世俗政治與宗教背景等等問題。

《思想》圍爐將持續更新,加入圍爐可以看到更多內容。歡迎讀者訂閱😊。


 堂吉訶德身穿破盔甲,騎著瘦弱的老馬出征了。他一心要剷除天下不平,實現自己的夢想,不惜屢敗屢戰。這個是一個古老的西班牙故事,故事的「變形」在世界各地都發生著,也同樣發生在中國。但這次,堂吉訶德式的「出征」,卻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一群在艱難處境下最具有反叛精神的人。

其實,這群人已有著幾十年的反叛傳統。其中少數人已挺身而出,不惜以身試「法」,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多數人則形似安然於職業之內,卻長期懷著批判和反對立場。這應該是中國大陸最優秀的一批人,至少是「之一」。但這次確實是與最明顯不過的「風車」激戰,比賽凡提斯筆下的風車更像風車。

如果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發生兩場以下這樣的對話,這在2020年歲末,的確算不上奇怪。

對話一(與A):「如果你在美國有投票權,你會投給誰?」「拜登。」「為什麼不是川普?」「……(略)」「換個民主黨人呢?」「也投。」「那麼……換個共和黨人呢?」「也可能投。」「你的意思是,只要不是川普,投誰都可以。」對方可能語頓一下,答:「其實川普當選,也沒什麼,我畢竟不是美國人,他國的大選和我們有關,但關係不大。對美國而言,如果川普當選,也不過再蹉跎四年,讓美國受傷害更大,最終還是會糾偏……」

對話二(與B):「你呢,你會投給誰?」「當然是川普。」「為什麼不是拜登?」「你瘋了麽?你會投給一隻沼澤裡的大鱷魚?你會投給一個大選舞弊者?你希望黑命貴運動登堂入室,躋身主流文化?……」「你怎麼確定拜登一定是舞弊?」「那麼多證據,那麽多人起訴,你難道看不見嗎?」「見過,華文自媒體,鋪天蓋地,可主流媒體上卻沒有;法院要麽不受理,要麽駁回……」「主流媒體已全部墮落;法院,包括聯邦高法,都在恣意妄為,讓美國人民看清了那些叛國者準備把美國變成什麼樣的國家……」「?」

在上述兩場類比對話中,如果你以為觀點對立的A和B是兩個思想陣營的人,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同屬於「中國自由派」,在過去幾十年裡,幾乎擁有相似的思想立場和政治理想,只不過這次在遙觀美國2020大選時,卻幾乎分裂成兩個陣營:反川者罵對方「腦殘」;挺川者則斥責:「在這個時候還挺拜,非蠢即壞。」

這樣激烈的論辯和指控方式,以往只是發生在AB雙方同屬的自由派與肯定文革、崇拜毛澤東的毛左派之間,甚至「腦殘」也是自由派形容毛左派時最常用的網路用語。如果你置身於論辯的現場,並有著同樣的歷史和思想背景的話,一定會有時空錯亂、歲月滄桑之感。

我承認,我屬於A方,我注意到大陸自由派反川者也有極端之論,最初的挺川者在川普敗選後也有不少朋友能接受敗局並開始反思。但不可思議的是,在美國大選結束兩個多月、國會認證結束兩周後,在大陸自由派微信群裡,質疑大選結果和美國憲政制度,為暴力衝擊國會者叫好或嫁禍於「安提法」成員的挺川熱情,一直持續高漲,並沒有歸於沉寂的跡象。越來越多的觀察者,把這種挺川的狂熱,比附於毛時代的狂熱;在挺川的很多做法中,看到了當年文革時的做法。一幅漫畫,乾脆給川普戴上了紅衛兵袖章,讓他在武漢的黃鶴樓上揮舞大批判式的拳頭。

對這種自由派內部的思想亂象,時評家笑蜀描述為「這就是一百多年前布爾什維克的邏輯」——「我主張民主法治,但民主法治必須操之於我,必須有利於我,否則一定是假民主假法治,不惜軍管政變內戰,堅決用專政的鐵拳摧毀之」;學者林垚則用「燈塔主義」(「政治燈塔」+「文明燈塔」)概括這種思想現象的深層邏輯。我想接著這些話題,進一步討論:何以會如此?一種在中國大陸歷時40多年、孕育了兩代人的思潮,何以會讓這種思潮中的許多人,走到了今天這一步,甚至走向了其所追求的價值的反面?

這就不得不回到這一思潮的出發點:反叛文革,反叛毛時代。

其中最為悖謬的是,這是一群「文革之子」對文革的反叛,一群「毛時代之子」對毛時代的反叛。因為第一代自由派(那時還被稱為「新啟蒙」)幾乎全部是在文革中度過自己的青年或少年時代,他們大部分是40後和50後,少部分是30後和60後,共同的特點是,幾乎全部是被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塑造了自己對世界的最初感覺,並形成了自己對世界最基本的把握方式和思維邏輯。而且「反叛」本身,又大多伴隨著自己對歷史的一種「震驚性發現」,即突然意識到自己所信仰和依賴的「至善」存在,充滿了罪和惡。

這一發生在每個個體內部的集體性的精神反叛故事,遂使反叛者走上了一條全面離棄毛時代的精神之旅。但精神的夢魘並不都隨著自己的決心和意志而全部醒來。當一隻腳決然走出毛時代,另一隻腳,一隻無形的腳,卻還留在原地。更確切地說,當軀體和實體性「思想」(如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等)已告別了毛時代,但「靈魂」或者說那在青少年時代形成的對世界的最初感覺,那種對世界的把握方式和思維邏輯,卻無意識地留在了毛時代。

比如,對「理想之地」的嚮往,便由1950年代喊出來的「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轉變為1980年代雖未喊出卻實際信奉的「美國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比如,對毛時代的全面離棄本身,就如同毛時代對「舊社會」(民國)的全面離棄,形成一種「歷史清潔歸零」心理和文革式「政審邏輯」,以致無意中哼出一句「公社是棵常青藤」,也惶然於自己體內「毒奶」仍未肅清;比如,一旦將某個對象設定為敵人,便用毛時代黑白分明、勢不兩立的方式對之,其中也包括那種一旦真理在握,便無視其他存在或其他道理的高度自信……

凡此種種,都顯示我們在1970年代末出發時,秉承的恰恰是毛時代賜予的二元對立思維邏輯和「全面清洗」的感知方式(「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假如「後文革」時期的改革開放,能夠如當初啟蒙者預期的那樣,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全面改革,自由派能夠全面介入這一歷程之中;假如上帝對中國青眼有加,讓通向憲政民主的道路像歷史直通車那樣便捷,那麼這種遺傳自文革和毛時代的思維邏輯和「全面清洗」的感知方式,還能在實踐的磨礪中被不斷矯正和糾偏。但這一切的可能,都隨著三十多年前的八九事件而煙消雲散。

那次歷史的失敗,本可以讓人們痛定思痛,不僅反思事件本身,也反思更多的內容,包括「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身在何處?」,以及「我們出發時的起點是否有偏差?」等等。尤其應重新啟動1980年代曾響亮提出卻又悄然放下的「主體性」問題,使之得到真實有效的思考和落實。

但可惜,受害者身分和堅定的自信,不但讓我們在那一刻錯過反思的契機,也在接下來由官方主導的市場經濟改革中,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出發」時就攜帶著的思維邏輯和感知方式。

當然有過妥協性的思路,如「市場經濟就市場經濟吧,由市場經濟而中產階級,而市民社會,而憲政民主」,但這僅僅是外在的對時代的判斷;此後政治環境的逼仄,伴隨著內在的二元對立思維,遂釀造出一種「決戰」的姿態和心態,即一旦確立了自由民主的目標,就只計算著當下這一刻和自由民主的那一刻之間的距離,彷彿「今天晚上打一個衝鋒,明天一早就把蔣介石的幾百萬軍隊全都消滅掉」(電影《南征北戰》臺詞)。為此,少數人挺身而出,以決戰的姿態進行血肉踐行,成為悲劇式英雄;但大多數人只在內心裡和言語上(私下言語和網路言語),進行著「決戰」的主觀演練。

這種「決戰」的主觀演練,培育出的現實感和歷史感,不是建基於當下現實和我們所由之出的歷史,而是建基於「革命後的第二天」。換言之,很多人思考的出發點,既非現實,也非歷史,而是想像中的「未來」;對現實的思考,也總是習慣地遵循著「應然」,而非「實然」。由此而生發出一種非現實的現實感(政治幻覺)和非歷史的歷史觀(一種對待歷史的天使╱魔鬼二分法)。

這種政治幻覺及其背後的政治理念,對很多擁有者而言,並無任何實踐的可能,也就缺少通過與現實碰撞,通過在實踐中的磨礪而得以反省和糾偏的機會,從而讓自己回到堅實的現實土地上,反而放任自己,以「對著幹」的邏輯,在主觀的疆域裡縱橫馳騁。

比如,曾讓中國陷入巨大災難的毛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實踐(曾被稱為「左禍」),便讓大陸自由派主流逢「左」便反,逢「社」便反;當經濟改革帶來社會巨大變動,已不復是後文革初期時的際遇,這種逢左便反,逢「社」便反的邏輯卻仍一如既往,不少人甚至死抱哈耶克,而排斥羅爾斯,更不覺得平等、公正也像自由民主一樣,屬於當代中國的稀缺之物。

而那種天使/魔鬼二分法的歷史觀,也同樣不能使眾多擁有者去認真反思毛時代,既反思到它的極權主義邏輯,反思到那種秦皇制的制度特徵和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特徵,也反思、發掘出這一歷史結果之前的中國革命中的啟蒙要素(如「與工農結合」的平等意識,「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結合方法及倫理意識,「為人民服務」這一被普及了的民本思想等等)。正是後者,雖然在與極權主義結構、與烏托邦社會實踐結合時,曾發生過惡的歷史效應,但也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作為一種現代性文化因素,深入普及到國人心中;同時也具有在脫離「原結構」後的正面再生效應。於是,啟蒙知識者在最初對毛時代採取二元對立的棄絕方式,並一直延續至今時,也就無從理解毛時代何以會有那麼大的歷史慣性,不但在告別文革的二十多年後創生出「毛左派」,也創生出數以億計的毛粉。啟蒙知識者也沒有利用曾經有過的二三十年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創造出更多銜接於、適合於中國民眾的知識產品,反而不斷生產出只在「決戰」時刻才用得著的思想意識。

更重要的是,這種歷史觀會讓當初反叛和出走的文革之子、毛時代之子們,對自己的出身及原罪天然有一種豁免感,從不意識作為追求自由民主的自己,與看似陶醉在舊時代的毛左派之間,一直分享著同一種思維邏輯和感知方式,分享著同一種由毛時代塑造出來的心理底色。在隨後的歲月裡,儘管接觸的可能都是自由民主知識,但卻從未或很少觸動上述原罪或底色,反而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邏輯,規定著自己獲得、追求什麼樣的知識和理念,反對、排斥什麼樣的知識和理念,形成了諸多觀念禁忌,也自我訓練成一種永不成熟的觀念人。

絕少實踐磨礪的觀念人,主觀領域裡的「決戰」心態,加之背後的那種非現實的現實感和非歷史的歷史觀,使自由派主流長期秉有一種難以克服的教條主義和絕對主義;也使當事人只能在內心深處寄寓未來,而無法在現實中獲得自己合適的政治位置(少數挺身而出者例外),獲得與民眾真實連接的結合點(包括視民眾中的毛左、毛粉為自己的同胞而給予具體體察和理解);使當事人只满足於高高在上地「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滿足於宏觀把握和終極判斷,而不是扎扎實實從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並由此帶來踏實充盈的個人身心慰藉;更沒有給自己開掘出寬裕的精神空間——不是僅僅服膺於自由民主理念,而是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憲政、人權等觀念,化為一種內在的血肉感覺,以此來取代毛時代賜予的心理底色、感知方式和思維邏輯(進而對毛時代的某些要素,可能給予開放的態度)。

以上主體性問題,在面對國內事務,並有機會借助網路進行輿論干預時,尚不顯得有特別大的差池,有時還相當有力量。但在面對國際事務,尤其是在輿論條件已非往昔相對寬鬆,政治環境日益逼仄的情勢下,面對美國大選這種國際事務時,便顯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錯亂和荒謬。

一則配有圖片的短文帖也許最能說明問題:「沒有什麼川粉,挺他只是想看他揍那些我想揍又不敢揍的人。」正是川普在貿易戰中的強硬立場,征服了眾多中國自由派網友,讓他們從心理投射一個國家或一種制度,到投射一個人;從癡迷一個人,到敵視這個人的所有政敵。正是在那一刻,文革邏輯不再以隱形狀態,而是以顯形方式,突然發酵了……

已有批評者用文革時的「三忠於」「四無限」「一句頂一萬句」來形容這種錯亂和荒謬。沒錯,對川普的陰謀論和「竊取」論,眾多自由派網友深信不疑,幾乎下意識地遵循著「指到哪,打到哪」的邏輯,攻擊當選的候選人,攻擊勝選的民主黨,攻擊中立的州法官,攻擊川普提名的聯邦大法官,攻擊共和黨參眾議員,攻擊共和黨現任副總統,幾乎到了遇神斬神,遇佛殺佛的地步。甚至鼓吹軍隊和民兵武裝政變,熱衷傳遞各種武裝政變的謠言,不知今夕何夕,不知大西洋彼岸並非「槍桿子裡邊出政權」的聖武之地。

這一大規模的群體精神現象,如果讓不知內情的外國人看到,一定會驚訝不已。但在長期觀察當代中國思想進程和內在邏輯的內部人士看來,則幾乎是必然的現象,只不過沒人預料到,竟然是以這樣一種亂象和荒謬的形態出現。

這是一群當代中國的堂吉訶德。他們在中國大陸存在了四十多年,也行動、言說了四十多年,雖然大部分行動都停留在心理層面。我也是其中的一員,而且不後悔成為其中的一員。只是這次,我和另外一些同道,沒跟隨這次看似悲壯、實則滑稽的「遠征」。而且,我也切切實實認識到:只有承認我們自己的失敗,才是再次出發的真正起點。

張魯生,學者,現居廣東珠三角。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聯經《思想》圍爐

聯經《思想》

加入《思想》圍爐,將獲得: 1、全部《思想》雜誌內容,目前共42期,近400篇文章。 2、與其他《思想》作者、讀者一起討論與分享。 3、圍爐每1-2個月更新一期《思想》雜誌。大部分文章將上鎖,只有圍爐內讀者可以閱讀。 4、目前已更新《思想》:解讀川普現象、新冠啟示錄

2546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吳玉山:超越川普的川普主義 | 《思想》42期:解讀川普現象

賀衛方: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思想》42期:解讀川普現象

包剛升:川普現象與華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分化 |《思想》42期:解讀川普現象

10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