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魯生：悲壯而滑稽的「出征」｜《思想》42期：解讀川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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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開放給所有讀者。這是這一期雜誌第二部分的內容，關注川普現象導致的華人自由派的爭論、分裂、對立。希望通過這系列文章，深入澄清左與右、進步價值與保守主義、文化多元與文明衝突、世俗政治與宗教背景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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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吉訶德身穿破盔甲，騎著瘦弱的老馬出征了。他一心要剷除天下不平，實現自己的夢想，不惜屢敗屢戰。這個是一個古老的西班牙故事，故事的「變形」在世界各地都發生著，也同樣發生在中國。但這次，堂吉訶德式的「出征」，卻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一群在艱難處境下最具有反叛精神的人。

其實，這群人已有著幾十年的反叛傳統。其中少數人已挺身而出，不惜以身試「法」，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多數人則形似安然於職業之內，卻長期懷著批判和反對立場。這應該是中國大陸最優秀的一批人，至少是「之一」。但這次確實是與最明顯不過的「風車」激戰，比賽凡提斯筆下的風車更像風車。

如果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發生兩場以下這樣的對話，這在2020年歲末，的確算不上奇怪。

對話一（與A）：「如果你在美國有投票權，你會投給誰？」「拜登。」「為什麼不是川普？」「……（略）」「換個民主黨人呢？」「也投。」「那麼……換個共和黨人呢？」「也可能投。」「你的意思是，只要不是川普，投誰都可以。」對方可能語頓一下，答：「其實川普當選，也沒什麼，我畢竟不是美國人，他國的大選和我們有關，但關係不大。對美國而言，如果川普當選，也不過再蹉跎四年，讓美國受傷害更大，最終還是會糾偏……」

對話二（與B）：「你呢，你會投給誰？」「當然是川普。」「為什麼不是拜登？」「你瘋了麽？你會投給一隻沼澤裡的大鱷魚？你會投給一個大選舞弊者？你希望黑命貴運動登堂入室，躋身主流文化？……」「你怎麼確定拜登一定是舞弊？」「那麼多證據，那麽多人起訴，你難道看不見嗎？」「見過，華文自媒體，鋪天蓋地，可主流媒體上卻沒有；法院要麽不受理，要麽駁回……」「主流媒體已全部墮落；法院，包括聯邦高法，都在恣意妄為，讓美國人民看清了那些叛國者準備把美國變成什麼樣的國家……」「？」

在上述兩場類比對話中，如果你以為觀點對立的A和B是兩個思想陣營的人，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同屬於「中國自由派」，在過去幾十年裡，幾乎擁有相似的思想立場和政治理想，只不過這次在遙觀美國2020大選時，卻幾乎分裂成兩個陣營：反川者罵對方「腦殘」；挺川者則斥責：「在這個時候還挺拜，非蠢即壞。」

這樣激烈的論辯和指控方式，以往只是發生在AB雙方同屬的自由派與肯定文革、崇拜毛澤東的毛左派之間，甚至「腦殘」也是自由派形容毛左派時最常用的網路用語。如果你置身於論辯的現場，並有著同樣的歷史和思想背景的話，一定會有時空錯亂、歲月滄桑之感。

我承認，我屬於A方，我注意到大陸自由派反川者也有極端之論，最初的挺川者在川普敗選後也有不少朋友能接受敗局並開始反思。但不可思議的是，在美國大選結束兩個多月、國會認證結束兩周後，在大陸自由派微信群裡，質疑大選結果和美國憲政制度，為暴力衝擊國會者叫好或嫁禍於「安提法」成員的挺川熱情，一直持續高漲，並沒有歸於沉寂的跡象。越來越多的觀察者，把這種挺川的狂熱，比附於毛時代的狂熱；在挺川的很多做法中，看到了當年文革時的做法。一幅漫畫，乾脆給川普戴上了紅衛兵袖章，讓他在武漢的黃鶴樓上揮舞大批判式的拳頭。

對這種自由派內部的思想亂象，時評家笑蜀描述為「這就是一百多年前布爾什維克的邏輯」——「我主張民主法治，但民主法治必須操之於我，必須有利於我，否則一定是假民主假法治，不惜軍管政變內戰，堅決用專政的鐵拳摧毀之」；學者林垚則用「燈塔主義」（「政治燈塔」+「文明燈塔」）概括這種思想現象的深層邏輯。我想接著這些話題，進一步討論：何以會如此？一種在中國大陸歷時40多年、孕育了兩代人的思潮，何以會讓這種思潮中的許多人，走到了今天這一步，甚至走向了其所追求的價值的反面？

這就不得不回到這一思潮的出發點：反叛文革，反叛毛時代。

其中最為悖謬的是，這是一群「文革之子」對文革的反叛，一群「毛時代之子」對毛時代的反叛。因為第一代自由派（那時還被稱為「新啟蒙」）幾乎全部是在文革中度過自己的青年或少年時代，他們大部分是40後和50後，少部分是30後和60後，共同的特點是，幾乎全部是被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塑造了自己對世界的最初感覺，並形成了自己對世界最基本的把握方式和思維邏輯。而且「反叛」本身，又大多伴隨著自己對歷史的一種「震驚性發現」，即突然意識到自己所信仰和依賴的「至善」存在，充滿了罪和惡。

這一發生在每個個體內部的集體性的精神反叛故事，遂使反叛者走上了一條全面離棄毛時代的精神之旅。但精神的夢魘並不都隨著自己的決心和意志而全部醒來。當一隻腳決然走出毛時代，另一隻腳，一隻無形的腳，卻還留在原地。更確切地說，當軀體和實體性「思想」（如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等）已告別了毛時代，但「靈魂」或者說那在青少年時代形成的對世界的最初感覺，那種對世界的把握方式和思維邏輯，卻無意識地留在了毛時代。

比如，對「理想之地」的嚮往，便由1950年代喊出來的「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轉變為1980年代雖未喊出卻實際信奉的「美國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比如，對毛時代的全面離棄本身，就如同毛時代對「舊社會」（民國）的全面離棄，形成一種「歷史清潔歸零」心理和文革式「政審邏輯」，以致無意中哼出一句「公社是棵常青藤」，也惶然於自己體內「毒奶」仍未肅清；比如，一旦將某個對象設定為敵人，便用毛時代黑白分明、勢不兩立的方式對之，其中也包括那種一旦真理在握，便無視其他存在或其他道理的高度自信……

凡此種種，都顯示我們在1970年代末出發時，秉承的恰恰是毛時代賜予的二元對立思維邏輯和「全面清洗」的感知方式（「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假如「後文革」時期的改革開放，能夠如當初啟蒙者預期的那樣，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全面改革，自由派能夠全面介入這一歷程之中；假如上帝對中國青眼有加，讓通向憲政民主的道路像歷史直通車那樣便捷，那麼這種遺傳自文革和毛時代的思維邏輯和「全面清洗」的感知方式，還能在實踐的磨礪中被不斷矯正和糾偏。但這一切的可能，都隨著三十多年前的八九事件而煙消雲散。

那次歷史的失敗，本可以讓人們痛定思痛，不僅反思事件本身，也反思更多的內容，包括「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身在何處？」，以及「我們出發時的起點是否有偏差？」等等。尤其應重新啟動1980年代曾響亮提出卻又悄然放下的「主體性」問題，使之得到真實有效的思考和落實。

但可惜，受害者身分和堅定的自信，不但讓我們在那一刻錯過反思的契機，也在接下來由官方主導的市場經濟改革中，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出發」時就攜帶著的思維邏輯和感知方式。

當然有過妥協性的思路，如「市場經濟就市場經濟吧，由市場經濟而中產階級，而市民社會，而憲政民主」，但這僅僅是外在的對時代的判斷；此後政治環境的逼仄，伴隨著內在的二元對立思維，遂釀造出一種「決戰」的姿態和心態，即一旦確立了自由民主的目標，就只計算著當下這一刻和自由民主的那一刻之間的距離，彷彿「今天晚上打一個衝鋒，明天一早就把蔣介石的幾百萬軍隊全都消滅掉」（電影《南征北戰》臺詞）。為此，少數人挺身而出，以決戰的姿態進行血肉踐行，成為悲劇式英雄；但大多數人只在內心裡和言語上（私下言語和網路言語），進行著「決戰」的主觀演練。

這種「決戰」的主觀演練，培育出的現實感和歷史感，不是建基於當下現實和我們所由之出的歷史，而是建基於「革命後的第二天」。換言之，很多人思考的出發點，既非現實，也非歷史，而是想像中的「未來」；對現實的思考，也總是習慣地遵循著「應然」，而非「實然」。由此而生發出一種非現實的現實感（政治幻覺）和非歷史的歷史觀（一種對待歷史的天使╱魔鬼二分法）。

這種政治幻覺及其背後的政治理念，對很多擁有者而言，並無任何實踐的可能，也就缺少通過與現實碰撞，通過在實踐中的磨礪而得以反省和糾偏的機會，從而讓自己回到堅實的現實土地上，反而放任自己，以「對著幹」的邏輯，在主觀的疆域裡縱橫馳騁。

比如，曾讓中國陷入巨大災難的毛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實踐（曾被稱為「左禍」），便讓大陸自由派主流逢「左」便反，逢「社」便反；當經濟改革帶來社會巨大變動，已不復是後文革初期時的際遇，這種逢左便反，逢「社」便反的邏輯卻仍一如既往，不少人甚至死抱哈耶克，而排斥羅爾斯，更不覺得平等、公正也像自由民主一樣，屬於當代中國的稀缺之物。

而那種天使／魔鬼二分法的歷史觀，也同樣不能使眾多擁有者去認真反思毛時代，既反思到它的極權主義邏輯，反思到那種秦皇制的制度特徵和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特徵，也反思、發掘出這一歷史結果之前的中國革命中的啟蒙要素（如「與工農結合」的平等意識，「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結合方法及倫理意識，「為人民服務」這一被普及了的民本思想等等）。正是後者，雖然在與極權主義結構、與烏托邦社會實踐結合時，曾發生過惡的歷史效應，但也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作為一種現代性文化因素，深入普及到國人心中；同時也具有在脫離「原結構」後的正面再生效應。於是，啟蒙知識者在最初對毛時代採取二元對立的棄絕方式，並一直延續至今時，也就無從理解毛時代何以會有那麼大的歷史慣性，不但在告別文革的二十多年後創生出「毛左派」，也創生出數以億計的毛粉。啟蒙知識者也沒有利用曾經有過的二三十年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創造出更多銜接於、適合於中國民眾的知識產品，反而不斷生產出只在「決戰」時刻才用得著的思想意識。

更重要的是，這種歷史觀會讓當初反叛和出走的文革之子、毛時代之子們，對自己的出身及原罪天然有一種豁免感，從不意識作為追求自由民主的自己，與看似陶醉在舊時代的毛左派之間，一直分享著同一種思維邏輯和感知方式，分享著同一種由毛時代塑造出來的心理底色。在隨後的歲月裡，儘管接觸的可能都是自由民主知識，但卻從未或很少觸動上述原罪或底色，反而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邏輯，規定著自己獲得、追求什麼樣的知識和理念，反對、排斥什麼樣的知識和理念，形成了諸多觀念禁忌，也自我訓練成一種永不成熟的觀念人。

絕少實踐磨礪的觀念人，主觀領域裡的「決戰」心態，加之背後的那種非現實的現實感和非歷史的歷史觀，使自由派主流長期秉有一種難以克服的教條主義和絕對主義；也使當事人只能在內心深處寄寓未來，而無法在現實中獲得自己合適的政治位置（少數挺身而出者例外），獲得與民眾真實連接的結合點（包括視民眾中的毛左、毛粉為自己的同胞而給予具體體察和理解）；使當事人只满足於高高在上地「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滿足於宏觀把握和終極判斷，而不是扎扎實實從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並由此帶來踏實充盈的個人身心慰藉；更沒有給自己開掘出寬裕的精神空間——不是僅僅服膺於自由民主理念，而是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憲政、人權等觀念，化為一種內在的血肉感覺，以此來取代毛時代賜予的心理底色、感知方式和思維邏輯（進而對毛時代的某些要素，可能給予開放的態度）。

以上主體性問題，在面對國內事務，並有機會借助網路進行輿論干預時，尚不顯得有特別大的差池，有時還相當有力量。但在面對國際事務，尤其是在輿論條件已非往昔相對寬鬆，政治環境日益逼仄的情勢下，面對美國大選這種國際事務時，便顯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錯亂和荒謬。

一則配有圖片的短文帖也許最能說明問題：「沒有什麼川粉，挺他只是想看他揍那些我想揍又不敢揍的人。」正是川普在貿易戰中的強硬立場，征服了眾多中國自由派網友，讓他們從心理投射一個國家或一種制度，到投射一個人；從癡迷一個人，到敵視這個人的所有政敵。正是在那一刻，文革邏輯不再以隱形狀態，而是以顯形方式，突然發酵了……

已有批評者用文革時的「三忠於」「四無限」「一句頂一萬句」來形容這種錯亂和荒謬。沒錯，對川普的陰謀論和「竊取」論，眾多自由派網友深信不疑，幾乎下意識地遵循著「指到哪，打到哪」的邏輯，攻擊當選的候選人，攻擊勝選的民主黨，攻擊中立的州法官，攻擊川普提名的聯邦大法官，攻擊共和黨參眾議員，攻擊共和黨現任副總統，幾乎到了遇神斬神，遇佛殺佛的地步。甚至鼓吹軍隊和民兵武裝政變，熱衷傳遞各種武裝政變的謠言，不知今夕何夕，不知大西洋彼岸並非「槍桿子裡邊出政權」的聖武之地。

這一大規模的群體精神現象，如果讓不知內情的外國人看到，一定會驚訝不已。但在長期觀察當代中國思想進程和內在邏輯的內部人士看來，則幾乎是必然的現象，只不過沒人預料到，竟然是以這樣一種亂象和荒謬的形態出現。

這是一群當代中國的堂吉訶德。他們在中國大陸存在了四十多年，也行動、言說了四十多年，雖然大部分行動都停留在心理層面。我也是其中的一員，而且不後悔成為其中的一員。只是這次，我和另外一些同道，沒跟隨這次看似悲壯、實則滑稽的「遠征」。而且，我也切切實實認識到：只有承認我們自己的失敗，才是再次出發的真正起點。

張魯生，學者，現居廣東珠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