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白象 : 談解放他人及受難的人，及巴勒斯坦的解放神學。

相信大家都聽過，甚至是看過電影白象（El edificio），電影在上年上映時，正值來自阿根廷的教宗上任，引來歐洲及南美的一陣輿論。

然而，在電影背後，是真實的「白象」貧民區問題，未曾解決的真相。

一直至電影上映後，在2014年，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政府，才公開的承認，「白象」貧民區仍然住有二百個家庭，大約四百多人仍生存在垃圾場般的環境，小孩要面對皮膚病，營養不良，傳染病橫行的情況下。

（參新聞：15.04.2014（西班牙文）：〈白象：120個家庭，正在生活在一個惡劣的環境〉:http://www.telam.com.ar/notas/201404/59584-elefante-blanco-120-familias-que-viven-en-un-edificio-insalubre.html）

白象（El edificio）是現實存在的貧民區，早在1955年，貧民就圍繞著廢棄的醫院，來在此定居。該醫院本是為了針對傳染病而建設的，然而因為受到工人階級支持的阿根廷總統庇隆於1955年下台流亡，而停止了建設。他是以企業國有化，而且推行福利主義為政綱的右翼（類近於意大利工團主義。）

之後的總統佩德羅·尤金尼奧·阿蘭布魯採取私有化措施，卻帶來了十多年軍人——文人奪權不穩定的政治局面，而使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到60年代，軍人政府甚至廢除了民選議會及政黨。然而，這使左翼的思想及勢力的興起。

真實的解放神父

電影中，瑞卡多達倫所飾演的神父角色，是為了紀念因被右翼政治勢力謀殺的Carlos Mugica神父。他是骯髒戰爭中首當其中被殺害的神職人員。

Carlos Mugica（穆希卡）神父是骯髒戰爭早期具代表性的被害者。他在1973年被右翼遊擊隊殺死。 他生長在一個富有的家庭，父親是對抗庇隆主義的保守黨創黨人之一。他在1952年，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讀法學院，然而，他的歐洲之旅，使他決志成為神職人員。1954他開始作為一個耶穌會修士，服務於工人階級聚居的聖玫瑰利馬教區，1959年，他晉升為司鐸（神父）。他同時了解了自己很多對貧窮人的偏見。

之後，他被指派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牧養及教書， 1965年，在大學中，發起年的「天主教徒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話。」的研討會。同時，他致力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毗鄰的港口貧民窟中服事，發展一間為貧窮青少年服務的學校。他發展自己從未想過也應該向窮人學習，打破老師學生單向的關係。走向向窮人打成一片，空虛自己的事奉態度。

他積極參與左派天主教青年學生會組織（JEC），而且深入在農村做組織及事奉工作。不過，他同情於貧苦大眾的行為，被派作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保守派主教所不悅，而且極力排斥。

當時的大學改革運動是社會改革的起點，他們經由當下生活的現狀，及信仰反省，就是所謂「看見神，在貧窮人的掙扎和苦難中的解放行動」，發展出左翼平等意識形態的想像。而保守的教會，卻以似是而非的的說法，來合理化不人道的社會結構 : 他們的「基督宗教的社會」構想中，正是因為尊重人所繼承的神之形象，人分享上帝的權利和能力，不可剝奪人的自由、資本主義看重的“自由”比社會主義看重的“平等”更符合福音的社會含義。每個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平等”不等於“相同。上帝賜予每個人不同的能力和才智，而​​且運用自主權、對自己負責，每個人就應該在資本主義的公平機制下，地得到不同的報酬。這更合乎「基督宗教的社會」。

親身經驗左翼運動

1968年5月，Carlos Mugica參與了巴黎的學生社運，參加了第三世界神職人員運動，（Movement of Priests for the Third World），之後，他訪問了古巴。

Mugica更積極參與工人抗爭，而他在布宜諾斯城中的一個貧民區中的一間學校，Mallinkrodt school，發展為青少年爭取福祉及授助，脫離毒品和幫派的控制的團體，而他更建立一間專門為基層服務的教堂「 Christ the Worker 」。

他作為布宜諾斯艾利斯貧民區，工人階層的街委會（也是基層基督徒團體的前身）教區神父。組織不同的示威，工人運動，防範幫派侵入，以及對貧窮的青少年作充權工作，而同時，他擴大了大學中的左派天主教青年學生會組織。

這個「因貧窮人而誕生的教會」，吸引了部分政客，名人，職業足球員的注意，甚至於左翼政治家邀請他競逐國會議員的位置（1973年軍政府下台，國會短暫的恢復），然而他拒絕。

這些舉措，因為新上任的保守派大主教的不悅，同為左派天主教青年學生會組織（JEC）的神父被起訴，指控他聯合左翼遊擊隊Montoneros涉嫌謀殺前總統。而且借故取消Mugica的教區。

他因為為左翼遊擊隊Montoneros做安息感恩祭，因此大主教命令他在30日不可以做任何教會聖事。而他的行為，也觸發了右翼團體的憤怒，1971年7月2日在他父母公寓樓，發動炸彈襲擊。

在隨後爆炸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宣布：

“Nothing nor anyone will impede me from serving Christ and his Church by fighting alongside the poor for their liberation. If the Lord shall grant me the privilege - which I don't deserve - of losing my life in this endeavor, I shall be at His disposal.”

「任何人都不能阻礙我，事奉基督和他的教會，透過並肩與窮人作戰，令他們得到解放。如果主賜我不配獲得的恩典 ，因為(對解放事業的)努力，以致失去了我的生命，我會順從上主義召叫。 」

被殺

1971年開始，頻繁接到死亡威脅，以及收到主教「停止所有與左翼有關的行為，否則即時解職」的警告。

5月11日週六早上，他如常在索拉諾教區工作，阿根廷反共聯盟（AAA）以MAC-10手槍向Mugica連開五槍。然而他並沒有立刻死亡，且被送往附近的醫院。在那裡他對一名護士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我們必須與大眾並肩在一起。」

骯髒戰爭也由此開始它的序幕。

骯髒戰爭（1973／1976-1983）

在1943年的政變中，推翻了自1930年來，以軍事統治取代文官議會統治的動亂10年，20世紀40年代初期胡安庇隆作為平民黨領袖崛起，1946年當選總統。然而，1955年，軍人發動政變，胡安庇隆流亡。

去到60年代，軍人政府甚至廢除了民選議會及政黨。然而，這使左翼的思想及勢力的興起。

然而，1973年，流亡多年的庇隆回國之時，庇隆卻認為左翼是危害國家及庇隆主義的力量，選擇了右翼的恐怖統治，開始了骯髒戰爭（Guerra Sucia/Dirty War)。右翼的民兵不停的打擊有左翼思想的政黨，團體，以及與之有關的神職人員。

其間國會被關閉，最高法院法官被免職，政黨和工會遭禁，超過三萬名游擊隊員「嫌疑人」(大部分只是平民)及其同情者遭到綁架、拷打和秘密處決。

羅馬公教與骯髒戰爭

阿根廷耶穌會在1976年，並要求這兩位積極參與左翼運動的同情者，「即時解除神職及會籍」，以回應軍事獨裁的政權。

因為同情左翼的神職人員已經成為了影響社會的一個重要力量，當昤是阿根廷耶穌會會長的Jorge Bergoglio（即現任教宗），為了減少社會衝突，採取與軍事獨裁政權合作的態度。然後，此二名耶穌會教士被綁架及殺害。

一名布宜諾斯艾利斯Christian von Wernich，因為在骯髒戰爭期間，犯下7宗兇殺案，42宗綁架和32宗對他人使用酷刑的罪行，在2007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同為耶穌會會士，Mario Firmenich，他曾經是Carlos Mugica 的戰友，也是天主教青年行動小組的主席及左翼武裝組織Montoneros的領導。曾經用武力對抗右翼民兵及政府軍。然而，軍政府得勢及肅清，他在1976年流亡，並且在1979年期間，返回阿根廷作地下工作，然而遭到失敗，又一次流亡，他曾經參與尼加拉瓜桑地諾革命，並與該國新的革命政府工作。然而，在他往巴西的途中，被抓及引渡受審，最後1990年被赦免。繼續在學術界從事反新自由主義的工作。

解放神學的一些概念

從上面Carlos Mugica的介紹中，其實呈現了拉美解放神學的二個階段：

第一，是以知識份子主導的「正確實踐」（orthopraraxy）神學

第二，是建立「貧窮教會」，其信仰、正義的生活成為解放神學的主體及反省的對象。（J.L.Segundo）

「正確實踐」（orthopraraxy）神學由以中產知識份子主導，以大學校園為中心。宣傳要去解放不公義的社會。（如Catholic Action Youth Group／天主教青年行動小組，Mugica的左派天主教青年學生會組織（JEC））。

他們是最有動力及創造力的階層他們的問題是，仍然對貧窮群眾有若干的偏見，如認為他們存在的是態度問題，民智低落，貧窮源自惰性等。

Mugica建立「貧窮教會」，使知識份子及貧苦大眾有了來往，有更深入的接觸，而且他們了解群眾是更多他們需要學習的地方，他們會在教區開辦學校及禮拜堂，然而，他們清楚群眾與知識份子/神職人員的關係，不是老師—學生的關係。取而代之的，是空虛自己，與群眾一起學習。打成一片。

知識份子與群眾建立了基層基督徒團體，在當中，知識份子及神職人員有窮人使徒（thediscip of the poor)的身份 ，而且發展窮人的歷史性權利(由出埃及到登山寶訓。）共同找尋靈修力量的泉源。

窮人的歷史性權利

西裔薩爾瓦多神學家愛拉庫里亞（Ignacio Ellacuria）曾哀嘆道：「僅僅因出生在薩爾瓦多、海地、孟加拉或查德，比起出生在美國、德國或西班牙，人們就無可比擬地嚴重缺乏生命、缺乏尊嚴。」

在拉丁美洲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致使民族解放成功了，民眾並未有真正的擁有自決的權利，天主教會的影響是無遠弗屆 : 立法、教育、政治、資本、政黨獻金之類大權在主教及同謀的資本家、政府手中，教會在這150年發展了這樣的特權網絡，為了保有既得利益，無條件甚至公開支持半殖民半封建，獨裁的，法西斯軍事政府，進行貪污，內部肅清，私有化，剝削的罪行。

神學家慕里諾（Jose Miguez Bonino）所指出：

「基督教常被利用去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合理化、神聖化，並使基督宗教成為支持特定「意識型態」的信仰系統，成為以宗教來為既存制度「背書」的一種意識型態。解放神學其實是對這種「版本」的基督教的「批判」。」

不論是白象中的主角，或是真實存在的Carlos Mugica，都有以下疑問:「在一個充滿壓迫的世界中，作基督徒是什麼意思？」

不論是現在的巴勒斯坦，南美，或是香港資本主義社會，如此的詰問，也同樣是我們需要反思的。

薩爾瓦多的索夫里諾在一次專訪中談到：

「八十年代內戰時期，中美洲大學被軍方炮擊多達二十五次，宿舍中彈四次，六名耶穌會神父和羅美洛主教一樣，因直言不諱地批評軍方迫害人權而集體遇難。他們挺身而出只因為上帝不會容忍這種迫害的行為，解放神學為窮困民眾爭取公道而被視為威脅，薩爾瓦多就是一個例子。」

如何反抗？

1972年4月，全拉美大陸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基督徒集會在智利聖地亞哥舉行；這次集會是由智利的兩名耶穌會士發起的，一名是神學家帕布洛．理查德，另一名是經濟學家貢薩洛．阿羅約，並得到墨西哥主教塞爾希奧．門德斯．阿塞奧的支持。1會議的最後決議宣稱有一段是這樣的 :

「在革命實踐中，我們的心靈感受到信仰的存在，這是富有成效的相互影響。基督教的信仰變成了關鍵性的充滿活力的革命催化劑。信仰使我們決心使革命進行下去，直至全人類的解放，尤其是解放些遭受最深重壓迫的人。信仰強調我們的願望是整個社會的改造而不僅僅是經濟結構的改造。因此，信仰使基督徒參與這場鬥爭，而且信仰本身通過基督徒促成的社會從本質上講於現在的社會，它還促進了新人的出現……

「而且，革命的使命還起到了決定性地調動基督教信仰的作用；它批評了歷史進程中信仰與佔統治地位的文化之間公開的以及更加微妙的相互牽連的形式……參加解放進程的基督徒在引導下生動地認識到，革命實踐的要求……迫使他們重新發現福音中啟示的中心主題……今天，強烈信仰的真正含義是壓迫和為從這種壓迫下獲得解放而鬥爭的歷史。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想找到自己的道路，就必須通過參加政黨和組織，真正投入到解放進程中來，政黨和組織是工人階級鬥爭的真正工具」。

（《基督徒與社會主義》，拉丁美洲基督徒爭取社會主義運動文件匯編，紐約「馬里諾爾」奧比斯出版社，1975年版，第173頁）

這提出了信仰及反抗辯證的方式，事實上，不論是當時，事實上到現在，這種革命的辯證，並不過時。面對全球化經濟，私有化及賭博資本主義當道的世代，無可避免的，只會出現更多的窮人。而且處境更惡劣，反抗的力量更少。

巴勒斯坦的解放神學簡介: 阿迪巴及其他

早在1882年，亞歷山大三世的沙俄，推行俄羅斯化的政策(俄化政策)。佔領中亞，與英國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猶太人因受到迫害。

當時鄂圖曼帝國的允許，猶太人大規模遷移，於巴勒斯坦地區居住。當時，巴勒斯坦地區的居民大多是巴勒斯坦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垮台，依據英、法、俄三國在1916年所草擬的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敘利亞和黎巴嫩地區歸法國人托管，而英國則掌控巴勒斯坦（Palestine）地區。

在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估計高達25%，但現在只有4%，這很大程度上因為，由1948年以來，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持續戰爭和動亂中，基督教(新教，馬龍派禮教會(東儀天主教)及東正教)對以色列的軍事行為的大力支持。例如馬龍派的長槍黨在黎巴嫩內戰中推行的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大屠殺。

1897年，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在奧地利報人西奧多、赫茨（Theodor Herzl）的鼓吹下，認為猶太人必須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才能解決猶太人在各地受到迫害的問題。

1917年，佔據巴勒斯坦的英國由外相亞瑟．貝爾福（Arthur J.Balfour）發表了所謂「貝爾福宣言」，公開贊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當時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相儒以沐的狀態，改變成敵視的態度。

在1947年聯合國通過了181號決議，解決方案如下，巴勒斯坦地區國家分治 : 猶太人國家；巴勒斯坦人國家，耶路撒冷則為國際共管地。

英國於1948年從巴勒斯坦撤兵，而以色列也在西方國家的協助下建國。

巴勒斯坦人的約但河西岸（West Bank）卻被約但佔領，加薩走廊（Gaza Strip）被埃及佔領。

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大屠殺

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大屠殺發生於1982年9月16日至9月18日，在以色列軍支助下，長槍黨民兵對在貝魯特的薩布拉（Sabra）及夏蒂拉（Shatila）的巴勒斯坦人難民營展開大屠殺，死傷3500人。

黎巴嫩內戰: 馬龍派基督教團體和巴勒斯坦武裝派別在1975年爆發武裝衝突，之後左翼團體、泛阿拉伯團體和穆斯林團體與巴勒斯坦人結盟。

敘利亞和以色列在內戰爆發後，加入與不同派別並肩作戰。

以色列已經從1976年5月開始向馬龍派武裝提供槍支、坦克和軍事顧問。幫助馬龍派基督教政權，掃清了黎巴嫩回教-阿拉伯民族運動和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1976年10月19日，阿什亞戰役爆發，以色列國防軍使用美國提供的M107自行火砲向進攻者發射了24枚砲彈（每發砲彈重達66公斤），打敗巴解組織。

在1977年至1978年之間，巴解組織頻繁從黎巴嫩出發襲擊以色列，1978年3月11日，1法塔赫武裝分子劫持了特拉維夫的公路上兩輛滿載乘客的巴士，之後被人稱為是“海濱公路大屠殺”。

四天之後，以色列發動“利塔尼”行動，入侵黎巴嫩。以色列軍隊佔領了利塔尼河以南的大部分區域。 1978年年末撤出黎巴嫩，但依舊通過建立一條沿黎以邊境的19公里寬的安全區來控制黎南部區域。

1982年以色列又入侵黎巴嫩，支持基督徒長槍黨（Phalangist）執政。後因當選總統的基督徒長槍黨民兵領袖希爾．賈梅耶（Bashir Gemayel）被暗殺。

沙龍和埃坦會見了黎巴嫩長槍黨的武裝部隊，並要求他們進入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並宣稱巴解組織需對杰馬耶勒的遇刺負責。二者遷怒於巴勒斯坦人。

1500名民兵集結在貝魯特國際機場，這座機場隨後被以色列國防軍佔領。在荷拜卡的指揮下，他們乘坐以色列軍隊的吉普車在以色列軍隊的引導下前往薩布拉和夏蒂拉。這夥武裝分子大部分為黎巴嫩長槍黨成員(黎巴嫩長槍黨，馬龍派教會民兵) ，還有部分以色列軍隊。

長槍黨成員在下午進入薩布拉和夏蒂拉。不時有巴勒斯坦人被要求排成一排然後被處決。一直到9月17日，以色列國防軍向當地上空發射照明彈。

9月18日，以色列軍隊包圍了薩布拉和夏蒂拉，薩布拉和夏蒂拉仍舊被嚴密封鎖，一些獨立觀察人士設法進入了難民營。他們看到長槍黨在清除行動中的所作所為，並在夏蒂拉將屍體從被摧毀的建築中移出。很多被發現的屍體損毀嚴重。許多男孩遭到了閹割，一些人的頭皮被剝了下來。有些屍體上被刻上了十字架。屍體被埋在體育場。

猶太錫安主義

猶太宗教基要主義的興起。1967年以軍的勝利強化了聖地應許的宗教意涵，是上帝所行的神蹟。那就是上帝要讓以色列重新建立永久的以色列國度，永久的統治者是猶太人。應驗了上帝要讓猶太人回國重建家園的應許，猶太人可重建聖殿，等待基督第二次再臨。

猶太學者Marc Ellis所寫「朝向猶太人的解放神學」（Toward a Jewish Theology of Liberation）“大屠殺”的神學觀點: 若1967年的戰爭是阿拉伯國家勝利的話，那麼以色列人可能就會遭受如同德國納粹時代對猶太人的另一次大屠殺。

西方也有一些自由派的神學家，有感過去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中愧對猶太人，於是強化了現今以色列所作所為，毫無條件地支持這個國家。

基要派認為巴勒斯坦這塊土地是上帝應許給以色列國的，巴勒斯坦人必須接受這樣的觀點，何況舊約有109處提到將土地給予以色列人的應許，36處提到上帝發誓要給予猶太人這塊土地，有15處說是永久給予。

如此的(猶太式)基督教，支持沒有任何經典根據的鍚安主義，把人道權利和阿拔斯土耳其等根本不再重現的意識形態，加諸於受難的巴人及阿拉伯人身上，而且信仰幾近強人彌賽亞主義，只是合乎猶太資本家的陰謀，而且成為以色列屠殺機器的幫凶及合謀者。

巴勒斯坦的解放神學批判

巴勒斯坦解放神學（Palestinian Liberation Theology）的神學運動 : 巴勒斯坦解放神學的目的，是要在神學上處理巴勒斯坦被佔領的實況：房屋被毀壞、土地被沒收、兒童遭拘禁和殺害，學校和社會機構受查封。(薩貝爾/ Sabeel )

巴勒斯坦人意識到過去所接受的聖經（text）觀點大多是一面倒向猶太人，這是西方教會的影響及洗腦，且常用舊約來反對巴勒斯坦人。然而聖經也是巴勒斯坦人的聖經，雖然聖經過去曾被誤用來反對及驅逐我們離開自己鄉土，但巴勒斯坦基督徒仍然發現聖經裏的上帝是公義的上帝，祂與被壓迫者站在一起，祂是巴勒斯坦人的上帝。

上帝住在人群當中，上帝在歷史活動成就被壓迫者的解放拯救工作。所以道成肉身住在被壓迫的巴勒斯坦人中的上帝，絕對不會是來消滅巴勒斯坦人。反而，祂聽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哭叫聲，來到他（她）們當中，從事解放拯救事工。所以，那個只應許猶太人有土地權，且來佔領奪取我們土地的上帝，不是聖經裏的上帝，是假的上帝，是以色列人反映政治意識型態的假象而已。

基督徒還能合理化以色列人運用權力來壓迫巴勒斯坦人的權力誤用，不符合上帝的公義與愛。巴勒斯坦基督徒的解放神學也要處理巴勒斯坦人恨的情境。

以公義、真理上的愛、寬恕來實現真正的和平。這樣的和平不是叫巴勒斯坦人投降，作二等公民。參與上帝的解放過程中，找到巴勒斯坦人作為上帝子民的尊嚴及定位，這也就是說巴勒斯坦人如同以色列人，在歷史中並非偶然，他（她）們同樣是上帝的子民。

巴勒斯坦基督徒的解放神學必須對此誤解提出答辯並重新釋義。巴勒斯坦基督徒認為土地是屬於上帝，唯有上帝才是土地的所有權者，而且照律法土地是永不能買賣（參考利未記廿五章23節，耶利米書十六章18節）。另外，土地也與出埃及事件有關，在舊約聖經提到二種”出埃及”：一是從埃及出來；另一是主前第六世紀以色列人從被擄的巴比倫回來。第一個出埃及帶有強烈的種族主義，對迦南地的原住民採取敵對及毀滅態度，容不下別人。第二個出埃及從巴比倫回來較採取現實主義，不得不接受住在四週的別人。

在第二次的”出埃及”事件中，以色列人改變了對巴比倫原住民的態度，他（她）們對土地關係有了新的了解，接受歷史的改變與現實，願意與住在此地的別人分享土地上的所有資源。出巴比倫事件中，不被猶太人所強調，卻強調流原住民血的第一次出埃及。難道猶太人不能像第二次的出埃及，採取現實主義，接受原住民本來就住在此地的事實，且願意與他（她）們分享土地的共同資源。

巴勒斯坦解放神學家彌瞿禮‧拉黑博 （Mitri Raheb）：「假如出埃及記是任何民族的故事，它肯定是我們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上帝在基督的臨在取代了地方神聖的狹窄主義。於是新約中心的意涵是在於“上帝國”的臨在，上帝的主權是神學的中心議題，而非“土地”。

保羅如此說：「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都作他的兒女；惟獨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這就是說，肉身所生的兒女不是神的兒女，惟獨那應許的兒女才算是後裔。」(羅9:6-8)上帝國不分肉身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加3:26-29)以色列人在救主基督降生後，不可看作是一個屬地民族的身份。

薩貝爾說：「基督並不是在坦克和戰鬥機裏，為受壓迫者爭戰…神是在加沙，傑寧難民營（Jenin）以及納布盧斯（Nablus），拉姆安拉（Ramallah）和伯利恆舊城（Bethlehem）。」

有關解放主義神學，我想以索本諾（Jon Sobrino）的話作為總結：

「當有人提出解放神學不再時髦時，貧窮人卻在第三世界增加，貧富懸殊變得更厲害……上帝繼續聆聽他們的呼求、批判壓迫和肯定解放。不掌握這道理的人並不明白解放神學。若神學忽略這基本有關對上帝的創造與救贖的話，它怎可以稱為基督教神學呢？

所以，若解放神學工作者做得不好的話，讓其他人做，甚至比他們做得更好，但我們一定要繼續做解放神學，因為上帝的愛不是時髦。」（Companion of Jesus, London: CIIR, 1990, p.15）

南美解放神學:

參1：房志榮 :《聖經的社會觀：以窮人為優先》

參2：武金止：《解放神學 : 脈絡中的詮釋》

巴勒斯坦解放神學:

參3.Ateek, Naim S. Justice, and only Justice: A Palestinian Theology of Liberation,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9.

參4.Ateek, Naim S., Ellis, Marc H., and Ruether Rosemary R. eds. Faith and the Intifada: Palestinian Christian Voices,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2.

參5.巴勒斯坦解放神學 :台灣國家圖書館http://webarchive.ncl.edu.tw/archive/disk5/38/39/04/16/47/2008070930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