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耶塔諾效應 The Caetano Effect（續）

——卡耶塔諾·費洛索（Caetano Veloso）如何變革了巴西的國民音樂和精神

喬納森·布利澤（Jonathan Blitzer），《紐約客》2022年2月14 & 21日合刊

Silvano|鄭遠濤 譯

本文為（ wéi & wèi ）樂迷翻譯，歡迎分享，但轉載請先徵得譯者同意。

II.

森巴誕生於巴西的巴伊亞州，費洛索亦然，他生於1942年。他成長的小鎮聖阿馬魯（Santo Amaro）彷彿是出自若熱·亞馬多（Jorge Amado）小說或費里尼電影的一方天地，充滿了音樂、舞蹈和口若懸河的奇人。鎮上有三家電影院，費洛索天天去看外國電影。躁動不安時，就去鄰近的州府薩爾瓦多，那裡有一所大學、多座劇院，將前衛的戲劇和表演搬上舞台。他成長于謙和的小康之家——父親是在家工作的郵電局僱員，母親是主婦，育有八個孩子，其中兩個是收養來的。房子大而擁擠，親朋戚友很多，訪客天天絡繹不絕。有個表姐，費洛索和兄弟姐妹背地裡叫她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她說自己好想可以「住在巴黎，做個存在主義者」。一樓角落裡有架小鋼琴，費洛索在一個姐姐的幫助下，試圖憑著聽覺記憶重新彈奏他們每天在電台上聽到的歌。轉動調諧鈕，葡萄牙法朵、拉丁美洲民歌、巴西小調、經典的美國歌謠便流蕩而來。

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和妹妹瑪麗亞·貝塔妮亞（Maria Bethânia ）搬進薩爾瓦多的一所公寓，在那裡他用鋼琴換了一把吉他，並開始學習繪畫和電影評論。想家的時候，他會把雷·查爾斯（Ray Charles）放到唱機轉盤上，一邊聽著《喬治亞州在我心頭》（ Georgia on My Mind ）一邊流淚。偶爾，他也會自己創作一些簡單的鄉愁歌曲，從童年流連之處汲取靈感。費洛索的作品談到聖阿馬魯的地方比比皆是。 「歲月駸駸流逝，」他在後來的一首歌裡寫道，「而我還沒有失去你 / 我的工作是翻譯你」（譯按： 《城市軌道》/ “ Trilhos Urbanos ”）。談話中，費洛索喜歡引用一位詩人老朋友的話來取譬：「里約熱內盧是巴西。聖保羅是世界。巴伊亞就是巴伊亞。」

給過費洛索最大激勵的是一個名叫若昂·吉爾伯托（João Gilberto）的巴伊亞人。 1959年，費洛索17歲時，吉爾伯托發行了專輯《別再憂鬱》（ Chega de Saudade ），開創出一種被稱為波薩諾瓦的風格，其特點是精緻卻輕描淡寫的和聲、狡黠的不協和音，以及對大家淡忘的巴西老歌的花樣翻新。 「這是一種既新且舊的聲音，」費洛索告訴我。波薩諾瓦轟動國際，風靡美國，但費洛索對它的體驗卻是一次私人的穎悟。這音樂的每一個方面都吸引著他，從它的森巴節奏、清澈的人聲，到那位演唱人的神秘的個性。已於1963年移居美國的吉爾伯托訪問薩爾瓦多之際，和懷著孕的妻子Miúcha一同住在熟人家裡，城中所有的年輕音樂家都蜂擁而至，慕名求見。費洛索和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歌手嘉兒·科斯塔（Gal Costa）也去了，可是嘉兒臨場退縮，在巴士站撇下他一個人。費洛索到達時，吉爾伯托不願從臥室出來。最後，訪客們依了吉爾伯托的命令熄燈，才把他哄進客廳。多年裡，那是費洛索最靠近自己偶像的一次會面。他對我說：「和他在一起，什麼都像是個新鮮古怪的笑話。天已經黑了，街燈的光透過窗子照進來，你多少可以看到Miúcha的肚子和他的臉部輪廓。」

在薩爾瓦多的其他相遇沒有那麼富於詩意，但帶來了更多變化。一天下午走在智利街上，費洛索碰見了他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合作者：吉爾伯托·吉爾（Gilberto Gil），一個樂天開朗的黑人音樂家，長著帶鋒棱的弧形眉毛，渾身革命者氣息。吉爾是興趣極廣的奇才，彈起吉他來，與費洛索見過的任何人都不一樣。他倆同年，對披頭四、Jimi Hendrix和藍調有共同的迷戀，深感投緣。費洛索說：「我是憑著模仿吉爾的指法學會吉他的。 」

在薩爾瓦多，其後在里約和聖保羅，但凡有現場演出的地方，那幾個巴伊亞人就是個小集團：費洛索、吉爾、貝塔妮亞、科斯塔，還有一個叫黛黛·加德利亞（ Dedé Gadelha）的短髮女孩，她是費洛索的女朋友，後來成為他的第一任妻子。 （吉爾娶了黛黛的妹妹桑德拉[Sandra]。）貝塔妮亞首先成功，里約的一個名為「意見」（ Opinião ）的音樂節目邀請她登台。費洛索以一種有點曖昧的身份相隨前往——又是年長同伴，又是寫作者兼經理人，還是躍躍欲試的歌手。

1964年，一群巴西軍官在美國政府的秘密支持下發動政變，從左翼總統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手中奪得控制權。但是，對費洛索及其友人而言，真正的民族考驗在於繼波薩諾瓦音樂之後對巴西流行音樂未來的爭奪。波薩諾瓦在藝術和商業上的成功開闢了一個文化爭斗場：下一步音樂該走向何方？這個統稱為「巴西流行音樂」（Música Popular Brasileira ，或MPB）的運動凝聚著一場關於民族風格界限的辯論。一個右翼獨裁政府正在鞏固權力，但巴西的音樂家們正在進行反對電吉他帝國主義的街頭抗議活動。 1967年7月的一個晚上，約有四百人在聖保羅市中心遊行，前面有一個白色大橫幅，上書「巴西流行音樂統一陣線」（ FRENTE ÚNICA DA MÚSICA POPULAR BRASILEIRA）。費洛索從派別鬥爭中退出，從一個酒店房間的窗口觀看遊行，心生厭惡。他身邊坐著有「波薩諾瓦的繆斯」聲譽的歌手娜拉·萊昂（Nara Leão）。當人群高呼「打倒電吉他」時，她轉身對費洛索說：「這看起來像是法西斯的遊行。」

此年，費洛索發行了首張大碟，與嘉兒·科斯塔聯袂演繹。裡面的他是一個未脫波薩諾瓦藩籬的人，歌曲優雅而簡約，以不帶顫音的聲線唱出。然而，費洛索在專輯的封底寫道：「我當下的靈感，倚向和我迄今足跡所至非常不同的路徑。」專輯第一曲《流浪的心》（Coração Vagabundo） 就帶有躁動的暗示。 「我這顆流浪的心，想要把世界裝進我的內裡，」他在琤琤的和弦上唱道。步入世塵已將他的心變作「一個女人幸福的影子 / 從夢中溜走 / 沒有說再見。 」「這是卡耶塔諾的一首源泉歌曲，」吉爾伯托·吉爾在里約告訴我， 「天才可以在一生中很早或很晚的時候顯現。在他的個案裡，他時年21歲。」（明日後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