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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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在读,时事随评

胡鑫宇事件背后:不可避免的阴谋论与民意表达的结构性矛盾

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一.保持理性还是传播阴谋论? 这是一个问题;二.作为一种策略的阴谋论;三.排斥性体制的维稳追求与制度化民意表达的悖论

一、保持理性还是传播阴谋论? 这是一个问题

今天上午的时候,因为一张有些惊骇的微博“爆料”截图,和群友们讨论起了胡鑫宇失踪一案以及相关的“卖器官”等阴谋论。 案发过程与阴谋论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上自行搜索,在此不过多赘述。

爆料内容


讨论过程中,群友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卖器官”阴谋论毫无根据、不切实际,真实情况应该是学生自己出现问题,校方与地方不想担责且应对能力太差。 持这类观点的群友同时拿出了其他“地方基层应对能力差以致生事”的实例作为作证。 另一类则认为,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鉴于案件本身存在诸多反常现象与疑点,“卖器官”等学生已被害的阴谋论可能确有其事。

对于这两类观点,虽然我们这些没有确凿信源的围观群众都没有权力做出最终判定,但实事求是地讲,第一类观点显然更符合科学事实:一方面,移植器官并非简单地“换零件”,器官的配型需要经过复杂的检查,很难说通过一次学校体检实现; 对于接受移植的一方来说,移植器官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手术过程与术后排异反应都存在巨大的健康风险,因此往往只是一种最后的、迫不得已的治疗手段。 另一方面,其他地方既有的、类似的事件经验,也说明“校方、地方应对失误”的假设是可能的。

网络上也有很多人看到了这几点,并呼吁人们尊重事实、相信科学,同时把阴谋论的广泛传播归结为“网民学历太低”、“缺乏经验和科学常识”所导致的“容易被煽动”。

毫无疑问,“尊重事实、相信科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这也正是胡鑫宇失踪案及其后续舆情发酵中的吊诡之处:如果受害者的家属们选择了“尊重事实、相信科学”的理性处理,静待官方的调查结果,或是不在网上伸张而是走法律途径,那么最后大概率也不会有今天所公布的如此详细的调查结果; 而正是那些“缺乏经验和科学常识”、“容易被煽动”的网友们通过传播阴谋论,促进舆情不断发酵,进而推动了案件的调查进展。

于是我们看到,那些自诩理性、高知的人尽管占理,但实际上对于真相的发掘毫无贡献; 恰恰是那些看似无知的“群氓”,真正地在促使真相浮出水面——说到这里,我们不难意识到,这件事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真相-阴谋论”的层面。 所谓“卖器官”等阴谋论的广泛传播,也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教育”的问题,其诞生与作用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机制。


二、作为一种策略的阴谋论

汉学家宋怡明在《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通过分析明朝军户的行为,提出了“日常政治”的概念,即民众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服从或反抗,而是在服从与反抗之间,“创造一种跟国家打交道的方法,一套策略、实践、话语”。 更简单地说,就是民众在长期与国家政府博弈的过程中,也会总结出促进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几百年前,面对军籍的严格限制与压榨,军户们通过种种“制度套利”为自己家族减轻压迫、甚至牟利; 在今天,面对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受害者通过在网上添油加醋、甚至散布谣言与阴谋论来发声,看似非理性,实则正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相信政府等待调查结果、通过合法手段反映问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些合法的、制度化的手段没有效用。

董海军在十几年前分析农民维权与乡镇利益博弈问题时曾提出“作为武器的弱者”的概念与“依势博弈”的分析框架。 所谓“作为武器的弱者”,巧妙化用了斯科特分析“日常抵抗”时提出的“弱者的武器”一词,指的是在维权的“合法性困境”之下,维权者通过依靠弱者身份所带来的社会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向诉求对象施加压力。 在抗争过程中,由于“作为博弈主体凭借资源的'法'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维权者不得不利用“势”这一潜在资源为自己增加筹码。 不论是造势(问题化、污名化对方、威胁)、借势(借用代理、借用关系网络、借题发挥、借众势、借形势)还是用势(注意形势、对准权势、广发上访材料、使用厚势),都是利用非正常的手段与社会外力的作用,“依势博弈”,以实现目的(董海军《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

在胡鑫宇失踪一案中,“网络舆论”便是作为弱者的胡鑫宇家人一方的“势”,“阴谋论”广泛传播形成的舆论高潮,大大向校方与当地地方施加了压力。 而社会上长期存在的、虽然往往不直接可见但四处流传的“权势人物用活人器官续命”的都市传说,既是发明“阴谋论”的话语资源,更是使“阴谋论”得以传播的民众广泛趋同的心理基础。 无论是多年前“红衣男孩”的都市传说,还是不久前去世的高部长 “一语激起千层浪”,都表明这种“众势”确实是一种坚固的、可靠的武器。

“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引起广泛争论


不过,这种“依势博弈”,到底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策略性产物,而非健康可持续的长久之策。 对于维权方而言,无论是“作为武器的弱者”带来的到的资源,还是运用“势”的武器,终究只是增添博弈的筹码,距离真正实现诉求依然路途漫漫,因此其效果也是不可预期的。 而作为诉求对象的政府,如果不能将种种冲突纳入到合法的、制度性解决框架之中,只会导致更多不得不使用非制度化、非常态化手段的抗争,届时,这些冲突不仅难以解决,更是无法控制。 正如一位朋友的概括:按舆情分配是一种救火策略,趋势是火越救越多。


三、排斥性体制的维稳追求与制度化民意表达的悖论

如果说当年农民“依势博弈”的一大原因是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制度化手段的缺失,那为何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脱离这种局面? 这便涉及到国家政府对于社会冲突的认知。

一个经验性的论断是,越是社会中的既得利者群体,越是希望社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稳定不变,而边缘的底层与弱势群体,正是挑战这种稳定的不安分因素。

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使然,这种现象被加倍地放大。 在于建嵘看来,我国已然形成了一种排斥性体制:权力精英们在“合法”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后,对体制有着基本的认同感,并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统治阶级; 与此同时,农工等大多数弱势群体则不断被边缘化,进而形成了一种二元格局。 其中,核心组织层边界封闭、功能强大,通过在与外层群体的信息、能量交流中,单向地汲取以获得维持这种排斥性体制生长的资源,而外层群体不仅不具有整体向核心组织层融合的能力,反而在整体上越发边缘化。

这种“排斥性体制”无疑具有造成社会结构断裂、乃至政治秩序崩溃的风险,因此,为了应对这些风险,统治者往往会采用各种措施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 (与之相对的是“韧性稳定”。 )之所以说是“刚性”,是因为这种政治与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与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统治者为了维系其地位不得不时刻保持紧张,尽一切手段消灭不稳定。 总结起来,便是那句“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的绝对安定是管制目标,任何抗议行为都将被视为无序和混乱,因而社会管理的方式总是趋于简单化、绝对化。 (当然,现在都谈的是“社会治理”,不过本质上没有区别。 )许多民众表达利益的方式因此被视为对稳定秩序的破坏,如虽有《集会游行示威法》,但实际上申请基本不可能获得批准。 这种刻意作为,同动态清零的防控措施一样,实则是政府的不作为,并进而导致了大量原本合法的民意表达,便成了“非法行为”。 最后的结果是,政府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些“非法”的冲突,而没有任何回旋、缓冲的余地,为了维持稳定,只有用暴力进行强制性的压制,不存在纳入制度内予以解决的渠道。 (于建嵘《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此外,官员自上而下任命下的唯上负责的机制也加剧了这种冲突性。 当维稳成为考核的一部分,畏于上级的追责,下层的官员对于这类“非法的”民意表达的冲突更是要应压尽压。 但不管怎样,强力的管制虽然可以将诉求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却不能从根本上消灭。 当民众的意见于诉求无法伸张,将可能寻求更“非法”、“极端”的手段,最终导致双方相互间越发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政治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流失。

排斥性体制下对绝对稳定的追求,以及民意表达大概率会带来的不稳定性,这正是民意表达的结构性困境。 如今,多有如兔主席之流的人称赞我国的协商民主,然而其论述全部流于高度理想化的政治建构,对于具体的实际问题——如何测量民意、收集民意,则避之不谈; 在大谈欧美民主的现实困境时,对如今国内已有的种种问题却含糊其辞。 其跪舔之心,昭然若揭。

不过,尽管我们现在正面临重重困境,但诚如李普塞特所言,“社会制度可以持久地经得住一些严重的矛盾或冲突而不至于崩溃或进行重大调整,以减缓紧张。 ...... 结构矛盾的验明并不能使分析家们可以预告可能发生的变革的方向和最终结果,危机四伏的社会制度可能会崩溃和倒退,比如罗马帝国。 但是,也可能...... 在不经历基本制度变革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自己的内部关系以减缓紧张。 或者它们可能干脆继续运行而不作任何重大调整:其原因在于存在着一些特定的权力关系,或缺乏替代结构关系的基础。 “(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

未来如何,我们不能断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改变,那么相似的网络舆情事件与“阴谋论”传播,大概会只多不少。


参考资料:

1.《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董海军

2.《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董海军

3.《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于建嵘

4.《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于建嵘

5.《被统治的艺术》[加]宋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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