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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门锁霸占球场的老人们,还不是中国最后的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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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老人在做一件在大众看来有违法律的事情,却显得格外自豪?而当这种违法行为发生时,其他老人也陷入了集体性的狂欢之中?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一伙“老小孩”,因抢占小学生们的足球场地上了热搜。视频中,身着正规训练服装的小学生正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与此同时,栅栏门外,另一群“老小孩”正围在一个敢于挺身而出,用铁锤砸烂桎梏的“老男孩”身边拍手叫好。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去跳一会广场舞。

这样一条视频,在今天以年轻人为主力军的互联网上,自然会引起一番声讨。事实上,对于老年人不道德行为的曝光与指责,一直都是网络上最热门的段子。比较较真的评论,会涉及到城市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的话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视频中吊诡的一幕:为何老人在做一件在大众看来有违法律的事情,却显得格外自豪?而当这种违法行为发生时,其他老人也陷入了集体性的狂欢之中?

假如一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发生在某个个体身上,我们的社会很容易将其识别并清除,以使自身维持看似正常的运转。而假如陷入癫狂的是社会中的某一群体,那么“群体性疯癫”背后的原因,便值得人们深思与探讨。

01.没有法律意识与道德感低下的一代人

在我们看来,法律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的国度没有法律。然而,现代法律制度却是由于资本主义兴起而建立起来的。

由于商业活动增加,社会的财富流动速度加快,致使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于手无寸铁的普通人手中。与此同时,旧时代的“王法”,并不适用于保障个人权利。相反,“王法”通过暴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于是,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传播,一次又一次逼迫统治者与民众展开对话,协调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它的核心在于,对公民私有权的肯定。

然而,我们上一辈人经历的童年时代,正是一个对“私有制”大加鞭挞的时代。在一种集体主义的历史氛围中,他们被要求以一种“均贫富”的方式来看待社会资源。拥有私有财产是可耻的,而当一部分人将社会资源私有化的时候,就到了发起伟大革命的时刻。

当我们以这样一种视角,审视视频中“老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性狂热,似乎就不难理解,这一群体行为背后的逻辑。

然而,今天距离那个群体狂热的时代已经远去。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也从未停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既然如此,为何法治精神这么难以在中国立足呢?


02.意识形态与日常经验的割裂

改革开放后,官方对于“私有制”的解释,一直比较暧昧。

一方面,官方为了追求经济发展,鼓励民众创造财富,不得不肯定个人对于财产的持有。而另一方面,迫于历史包袱,官方又必须宣称个人并非财产的所有者,而仅仅是财产的使用者。这一点在你家的房产证上,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花一辈子积蓄买来的房产,不过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而土地的所有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里。

与此同时,虽然表面上财富并不属于任何人,但改革开放的确造富了一部分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地域的界限被取消了,所有阶层的生活方式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曝光。老人们在深刻接受着“少数人占有社会资源等同于不义”的道德观念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每天在日常经验下滚动播放的财富神话。

于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混合型意识形态”在中国诞生了。不同于官方输出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然生成的“意识形态”混杂着对于财富的鄙视与崇拜,鄙视的是他人拥有的财富,而崇拜的是财富本身,并且希望它降临在自己头上。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官方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继续输出着包装成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材料。无论是混杂着政治意图的战争创伤叙事(这种叙事中往往只有老调重弹和情绪化的表述,并没有任何更加深入的反思与见解,从中可以窥视出,它的功能只是为了强化意识形态的氛围),还是每天更新被渲染成紧张刺激的国际局势,或者无限畅想下,近在咫尺的共同和谐的人类未来,都在增强民众意识中凝聚力的同时,加深了与日常经验的分裂。

事实上,这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世界。一个是意识中的乌托邦,一个是现实中的满地粪便。一只白天鹅突然从天空降临地面,都或许会因这种视觉上的落差冲击而彻底晕眩。回到这起事件,我们从视频中会发现,老人们在凿开铁锁的一瞬间,如同飞上蓝天的丑小鸭。压抑心头已久的火花,终于迸发而出。在老人们的叙事中,他们是一个连跳广场舞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弱势群体”,而把围栏竖起,可以在草地上纵横驰骋的同胞们,则是仇恨的对象。因为,他们利用金钱,垄断了过多的社会资源。毕竟一个7000多平方米的足球场上,只有不到二十几个人。


03.坏老人终将死去,但问题不会结束

有两种声音:“老人变坏”和“坏人变老”。但无论老人还是坏人,他们有朝一日的离去,或许并不能改变什么。

在先前的香港事件中,无论政治立场孰是孰非,中国留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群体素质,几乎可以说与手持铁锤,砸烂铁锁的大爷大妈们并无二致。从经济层面看,留学生们父母的经济实力,在中国至少可以算得上那5%的一小部分。留学生们普遍生于90年代末,并未浸淫于上一代人的反智浪潮之下。而就读的学校,也足以证明这群在大庭广众之下喊着“操你妈妈”的年轻人,至少比同龄人获得过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如果教育都无法解决以上问题,那么或许可以断定,一定是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一位北大教授曾感慨他的学生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一个通过观察得出的答案,倘若究其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同样,面对的是一个意识形态与日常经验分裂的现实。这种分裂的实践,让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学会了一套口是心非,金钱至上的行为准则。我们可以为了金钱出卖信仰,也可以为了金钱选择信仰。事实上,就连信仰本身是否值得信仰,也由它的生财能力决定。

当一个国家既希望假想中的社会主义海市蜃楼在天上漂浮,又默许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现实在大地横行的时候。聪明的年轻人,就会把爱国当成一门生意。而当信仰不再能给人们带来好处时,人们也将果断地抛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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