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rleytheScor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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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彩鳳 蘋人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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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黃彩鳳約時間做訪問,她正忙得頭上出煙,不是為了應付傳媒追訪,而是聯署的google form出現了狀況,她說不知道自己按錯了甚麼,令表格上的字走了樣。危急之際,她在師奶群組喊救命,立即有義氣師奶跑出來幫手,都是一班這麼遠、那麼近的陌生人。由草擬【全港九新界離島師奶反送中聯署】的第一天開始,彩鳳就說自己完全不懂科技,全靠社交媒體上認識的朋友幫忙,一呼百應,因為修訂《逃犯條例》一事,竟能動員全港師奶,實在出乎彩鳳意料之外。然而,彩鳳會做這件事,卻是意料之內,因為由始至終,她都關注社會,絕非一個「突然政治」的師奶,關於她的故事,必須從頭說起。

擺街站的第一天,彩鳳拿着「唱K神器」,站在街市外大聲喊着:「各位師奶辛苦了!」但聲量實在太小,個多小時後聲音已變得沙啞,在旁的師奶說可以問朋友借,然後另一個又說倒不如買一個,反正不算貴,十分鐘內已極速格了價。你一言我一語,在討論的四人,兩個小時前,仍是陌路人,只在網上互相留過言,知道彩鳳發起擺街站,便舉手支持,早上九時在地鐵站首次碰面,師奶網友聚會,浪漫欠奉,更多的是義氣。

那天晚上,彩鳳正坐在沙發,刷着手機,讀着各個「反送中」聯署,感慨自己當天因為照顧兒子而未能參與遊行,「13萬人遊行那次我有偷出去,這是必須做的!考試時間,我身邊有很多師奶都去不到今次遊行,但又真是有聲音想表達,網上各院校聯署我們未必找到適合的身份,但沉默不代表我們沒有自己的想法,網上的朋友又鼓勵我寫,便有了這個聯署。」

一石激起千層浪,師奶起義,勢不可擋。

不足一周已有超過6000個來自各個界別的師奶聯署,數字不是最點,署名之外,彩鳳還加了一欄感想,讓師奶寫下片言隻語,她亦每天更新,把留言上載,聯署不再只是一堆數字,而是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生活於你我之間的人。

師奶就是有師奶的方法,彩鳳如是說。擺街站當天,完全能感受到這句說話的真實,那張貼上「反送中」的橫額,是她從家中找出來的窗簾布,唱K神器是借來的,推着物資的買餸車則是另一師奶借出,而他們手中派發的單張,印着蕭芳芳的相片,黑白A4紙摺起來,拿得久了,手指頭被染黑,一切都山寨得可愛。

「很難得,我老婆一向很少理會政治,覺得做甚麼也沒有用,但今次竟然幫我找窗簾布!」以「老婆」稱呼丈夫,她說因為丈夫比自己更師奶,日常生活更精打細算,又會做家務,比自己更有資格做師奶。訪問中,她不只一次強調,所謂的「師奶」不是特定的中年婦女,傷殘師奶、新來港師奶、不同種族師奶、任何階層要照顧老幼殘的師奶都在其中,「師奶無分性別、性傾向,我認識很多家中有SEN小孩的,都由父親照顧,這種無償勞動,地位不高、生活沒保障,經常被社會忽略。」

聽着彩鳳說社會性別角色的問題,有條不紊,但這絕非偶然,她確實是一個「流氓學者」。2000年社工系畢業,然後於中文大學取得性別研究哲學博士學位,曾於專上學院兼職教書,近年因需要更多時間照顧孩子而辭掉教職,不少訪問都很強調她是「博士」,但她卻覺得自己並非高高在上,由始至終都是屬於基層,「博士學位沒教我處理日常生活,沒教我洗衫如何快一點。」即使是博士,卻感慨作為流浪兼職講師,薪水根本不高,相比丈夫較穩定的收入,最終還是她放棄教職,成為全職師奶照顧家人。

每天接送孩子回校後,彩鳳會到街市去買菜,然後回家做家務,有時會回老家照顧兩老,哥哥有事又要立即趕往處理。從十歲開始,她就知道自己是哥哥的照顧者,哥哥是嚴重智障及傷殘人士,小時候父母都在工廠工作,早出晚歸,煮飯、打掃、照顧哥哥起居,全都由她負責,如果以「家庭照顧者」來定義師奶,大概她從小就已是師奶一名,「哥哥有羊癇症,隨時需要急救,一個人要煮四人飯。」

長大後,彩鳳的生活依然無法脫離照顧者的角色,父母都已過八旬,大小事都要她照應,而在院舍生活的哥哥,對她卻是百般依賴,「他每天都要打電話給我,可能因為口齒近年愈來愈不清,只有我們聽得懂,所以就更依賴。幾年前在讀PhD時,忙寫論文、做助教,碰巧又身體不適,情緒很複雜,我也崩潰了,告訴他沒法常常去院舍找他。」

天氣漸熱,彩鳳剛坐下就用紙巾把身上的汗抹去,額上滲出薄薄的一層汗,抱歉地說師奶身體大不如前,從前那個在社運圈中經常出現的活潑身影,現在遊走於街市、學校、屋邨之間。在她的生命中,有過不同的階段,社工系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在職工盟,協助婦女參與再培訓,然後加入「自治八樓」(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參與大小工運、社運。

工運現場,總會看見穿着白色背心、留着一頭烏頭長髮的她,穿梭於工友及社運人士之間,但她只愛四處奔走,從不站台,更不會拿咪領導,一直都是協助者的角色,「我很少出鏡,不喜歡揸咪,不太習慣做領導者,主力做動員。」當然還有「居留權小學」,義務協助未能取得香港居留權的小孩,得到最基本的教育權利。

然而教育從來也不只是學術科目,在社運現場,亦會看見彩鳳帶着居小的孩子,讓他們了解香港的社會狀況。尤記得,菜園村在殺村前的最後一個中秋,她和居小的孩子們跟村民一起唱歌跳舞的景象,仿如昨日。

晃眼十數年過去,有些孩子最終都沒法留在香港,有些卻順利升讀大學。往前衝了一段時日,彩鳳幾年前選擇停了下來,除了回校讀博士,還決定結婚產子。由社運烈女變身為人妻、人母,很多人都有點愕然,但真正讓她退下火線的,是在孩子大約三歲時,發現有自閉症特徵,甚至連教職都停了,全職照顧兒子。

孩子兩歲還未懂說話,於是彩鳳帶他去做評估,「可能由細到大照顧哥哥,所以很快接受了兒子有自閉症特徵的事。」情緒上接受了,但日常生活卻讓彩鳳疲於奔命,因為兒子非常「黏身」,有分離焦慮,所以經常要她陪伴,那天晚上她忙着寫聯署,兒子卻哭着說媽媽沒時間理自已了,她便立即放下手上工作陪他入睡。

繁忙的家庭生活,早已令彩鳳退居幕後,但上月的「盲人工廠重建」運動中,又再次看見她那久違了的身影,更以「傷殘者家屬」的身份撰文講述香港半個世紀經歷的幾場盲人工潮,傷殘人士在社會中的角色,一直被忽略、遺忘,而她的博士論文,亦正正關注這點,探討傷殘女性主義,挑戰社會的「健全中心主義」,「為何殘障就是次人一等?當中牽涉社會制度、權力問題。」對性別、社會制度和權力產生興趣,多少也跟小時候的經歷有關。 

十歲那年,她踢着拖鞋,穿着那套陳舊得起了毛粒的睡衣,落街去買豆腐,回家時,在唐樓的轉角處,眼前突然漆黑,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掌,從後按着她的口鼻。一陣暈眩,剎那間,她想到的不是強暴,而是被殺、被肢解,「十歲其實沒想到性,只是驚會被殺,幸好鄰居的狗吠,嚇退了那人,之後行樓梯都會很害怕,不斷往後望,是一種即使長大了也處理不到的恐懼。」

成長階段遇到的種種,讓她特別注意到人與社會制度的角力和拉扯,對殘障人士、被性侵女性、基層人士的經歷,有着強烈的同理心。她在訪問中說得最多的,是「公義」二字,「無論是基層朋友、師奶,抑或是其他弱勢社群,每天都在共用社會,他們都有能力參與,這次走出來,不論輸贏,都要走出來,若不能連結社會各階層的聲音,我們永遠都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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