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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蘭 蘋人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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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推着手柄,愉快地旋轉着標語,三支不同的四方柱子,印着三組字詞,旋轉至不同角度,能讀出不同意義的語句,「Hong Kong is China」,令人心愀着,這是一個沒法磨滅的歷史事實?抑或是香港人親手製造的一種現實?孩子不停地轉着,突然又停了下來,變成了「China isn’t Hong Kong」。玩弄文字的排列次序、製造含糊性,從而反思社會狀況和身份認同的問題,是藝術家高小蘭的拿手之作。離港12年,重回成長地,她覺得一切都變得面目全非。也許,沒有離開的人們,亦有着相同感覺吧。

主文

我們一直往上走,穿過窄巷、踏着濕滑的石級,喘着氣,滿身是汗,春末早已炎熱得令人透不過氣來。中午時分,前身是「六四吧」的Club 71鐵閘緊閉,小蘭說自己從前常常到這兒來,這是藝術家的聚腳地,邊喝酒邊談藝術,一街之隔燈紅酒綠肉慾橫流,這邊廂卻燈火暗淡人聲雜沓。我們徘徊了一陣子,然後負責人回來了,把鐵閘拉開,小蘭說有兩件作品在酒吧內,踏進昏暗的室內,眼睛需要適應,瞳孔逐漸聚焦,吧枱後的兩個小牌,清晰起來,一個寫着「禁止思考 NO THINKING」,另一個就是「小心地滑CAUTION DEMOCRACY」。

看似平凡的標誌,並非為了「免責」而存在,而是提醒我們一些重要的事情。「CAUTION DEMOCRACY」不是「小心地滑」的直接翻譯,小蘭說兩種語言,代表了兩種文化和思維模式,地滑本應譯作「slippery」,但寫作「democracy」,明事者則能心領神會,自由與地滑相通,在於同樣一不小心,就讓人跌個遍體鱗傷,甚至萬劫不復。

談早前在藝博會Art Central展示的裝置藝術作品《New Territories Old Territories》,小蘭喜形於色,雖然只展出了幾天,但不少觀眾都有試轉字詞,從不同角度拍照,「看似簡單的幾組字:Hong Kong、is、isn’t、China,人們轉到自已喜歡的句子,就拍照留念,而且站在不同角度看,就會看到不同的句子。」她見過兩批人,都想轉到自己心目中的句子,互相怒目而視,最終各自影相離去,「這個作品就是要呈現多元,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份認同。」

香港是中國,中國是香港。始於語言遊戲,終於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矛盾,作品以「新領土」與「舊領土」為題,本身已隱含着殖民與被殖的涵義。政治與藝術,有人說兩者必須分割, 亦有人認為談及政治是無可避免,小蘭從沒有這個掙扎,因為打從開始創作的第一天,她就愛在生活日常找尋靈感,例如那些中英對照的標誌牌,跟平常看見的好像沒有分別,細心觀看,才能發現當中的幽默。

對於身份認同,她毫無懸念,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說到身世,她抿嘴而笑,深呼吸了一下,從爺爺高雲覽說起。高雲覽生於清末廈門,一歲便迎來了辛亥革命,他是一個作家,寫下了小說《小城春秋》,更協助創辦新加坡《華僑日報》,小蘭形容他為「革命作家」,「那是一本熱血小說,他很熱心革命,當時參加地下黨,輾轉又去了南洋從商,甚至捐船出錢資助共產黨,當時我們家裏是比較富裕的。」

因為患了腸癌,爺爺死時只得46歲。小蘭感慨,幸或不幸,只是一線之差,「如果他沒有因病過身,到文革一定更慘了。」小蘭在廈門出生,高家在當地地位高,嫲嫲更是福建省政協委員,但父母親卻決意來港,她在六歲那年,第一次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笑說自己不喜歡香港,因為地方小,不像廈門大宅般舒適。

「父母堅決來港,是為了我和姐姐,逃離是因為中國沒有真正的自由,制度不完善,經歷過文革,真的很可怕!父親在新加坡出生,所以比較容易申請來港。」父親在廈門是少爺,來到香港只能在玩具廠搬貨,生活落差大,卻無悔舉家離開。小蘭從小就沒坐定,離開廈門學校前,竟得到了國內小孩趨之若鶩的「紅領巾」,她還把它帶到香港,面試時戴着見校長,「我小時時在廈門很頑皮,所以得到紅巾就珍而重之,在香港面試時還跟校長說會好好讀書,為國家服務。但幾個月後,紅巾就變成抹枱布了。」

從網上找尋高雲覽的相片,堅挺的中年男子有着深深的眼窩,淺笑顯出右邊臉頰的梨渦,孫女高小蘭那深邃的眼窩,如出一轍,她那桀驁不馴的性格,大概也是從爺爺的血液中遺傳下來。她在香港大學修讀社會學,然後隨非牟利機構到雲南、武定去做扶貧工作,再回港讀碩士,研究從中國移民來港的性工作者。她從不愛安逸平淡的生活,後來更跑到法國、加拿大去生活和創作。

小蘭的作品不少都諷刺中國社會狀況,數年前,她曾獲邀在到北京一個大型展覽中參展,製作了印着「We are watching you. 我們在看你」的貼紙,計劃張貼於社區中,貼紙印好並已送到展場,策展人看後,卻眉頭一皺,說「絕對無可能」。在國內做藝術,小蘭沒有想過避開政治議題,對她來說,政治就是生活,她只是把政府嚴密監控的狀況,以藝術的方式表達出來。

雖然現居加拿大,但她依然非常關心香港,年輕時選擇到大陸工作、創作,但自我審查讓她覺得窒息,根本沒法自由創作,只好離開,「現在已沒有動力回大陸,太複雜了,買支水、坐程車都有很多掙扎、妥協,反而香港更需要我做點甚麼。」過去的12年,她沒有住在香港,但這種距離反而加強了她對香港的歸屬感,能夠遙遠地觀察這兒發生的事。

「我所認識的香港,是回歸前10年的香港,但過去10年變化愈來愈大,DQ民選議員這種事,10年前你怎能相信會發生在香港?」她強調雖然在政治上,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在文化上,香港人有一個獨特的身份,每個城市都有獨特的地方,而作品上那個隨時變動的政治標語「Hong Kong is China」則不只是一種論述,小蘭認為這是我們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而每個人,站在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選擇。

她偏愛這種語句間的含糊性,因為含糊,所以流動。身份認同是一個很「個人」的問題,對一個城市、國家的認知及認同,從來沒有單一標準,亦沒法強加於別人身上,她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有話語權,所有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身份認同下一個定義,別人無法亦無權操控。

讓藝術以生活日常的形態表達,卻是後話。小蘭的第一個作品,卻絕對與政治相關,「六四發生時,我只是小五,家姐很激動,我知道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學運代表了中國人還是有希望的,那是很高貴的情操。」她那時年紀還小,卻震撼着心靈,她跟自己說,長大後一定要更了解整件事。

於是,2006年的銅鑼灣街頭,出現了一個以黑布蒙眼的女孩,她站得筆直,手指在空氣中比劃着,靜默地,寫着「六、四」二字。對很多人來說,六四只發生在1989年,她卻搖着頭說,那是一個進行式,直至長大了,要做第一件作品時,六四立即在她腦內浮現,「創作時,首先就要自我映照,審視甚麼讓我最『肉緊』,」這是一個困擾她多年的事件,需要迫切地以藝術回應、處理。

展場中,有人望着「Hong Kong isn’t China」目瞪口呆,有些竊竊私語,不敢上前轉動。其實展前,她也有擔心,但最終亦能展出。也許是經歷了幾次被審查,作品未能展出的經驗,令小蘭沒法不擔憂,然而,這種擔憂卻反映着即使在香港,藝術家亦會有所顧慮,「或者只是我自己過慮,幸好他們支持不同立場的創作,沒有審查。」但願開放、自由的氣息,能暫且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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