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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中的聖詩 溫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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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6日 聖詩《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在不足一周內成為了耳熟能詳的歌,甚至有外媒稱之為「示威主題曲」。

6月11日的晚上,公民廣場外幾百人聚在一起,一直在唱,而警察亦在添美道布防,背後插着旗的警察在旁守候。一直至6月12日的晨光乍現,他們依然唱着,沒有人知道,若然沒有他們通宵唱誦,衝突會否早就降臨,馬拉松式的唱誦,讓人在疲憊中,找到半點安寧。

從那天起,香港人發現,原來抗爭還有這種溫柔的方式,溫柔的力量結合強大的能量,能迸發更多超越我們想像的可能性。各自爬山,能爬得多高,看得見多少風景,在於耐性、耐力,更在堅持與創造力。

主稿

高太在11日晚上一直在金鐘留守唱詩,站在警察面前,她看見他們僵硬的表情,偶爾亦見一兩個警察眼泛淚光,不知是眼睛疲勞還是受了感動。站在人群之間,當中有來自不同教派的教徒,亦有一般市民,唱到12日的下午,高太累了,便回家休息。

「瞓咗一陣,10點醒,金鐘竟然翻天!好緊張,立即諗仲有啲咩可以為香港做。」6.12後,她每天晚上都有出來,有時候在中信橋那邊,亦有在俗稱「煲底」的立法會示威區。那天我們約在煲底,下午6時,人群開始聚集,放工人士陸續趕至,有人在柱子上掛上「祈禱會」三個字,清唱的聖詩徐徐響起。

她走到祈禱會中,站在人群前領唱起來,同樣的歌詞不停重覆着,看着她投入地唱歌,彷彿眾人不是在對抗暴政,只是一次真誠的祈禱集會。然而,站在群眾和和警察中間,她亦曾遇過氣氛緊張的時刻,「有位中年男子好憤怒,向警察爆粗,我哋好驚佢動手,會被控襲警,於是立即同佢傾,拍下佢膊頭,有年青人出嚟勸佢。」

對她來說,唱聖詩能給教徒帶來一種力量,「我見到多咗基督徒走出嚟,以前喺教會內對住四面牆,因為呢件事大家開始關心社會。我哋被教育到不談政治,政權亦唔想你去掂政治,但社會發生咁大件事,為咗公義,就要走出嚟彰顯耶穌基督嘅犧牲精神。」

天主教徒Peter及Joseph在6.12和6月16日的遊行都有參與唱詩,他們覺得這首聖詩很有感染力,「我問周圍一齊唱嘅人係咪信徒,竟然大部份都唔係,佢哋都認同呢種方式可以幫到大家。」Joseph說。

Joseph記得,有一晚在中信橋唱着時,看見封鎖線對面的警察,口中唸唸有詞,似在一起唱。

五年前的雨傘,二人只是中學生,當時他們亦有走出來,卻並非用教徒的身份,因為群眾並未接受教徒的行動,這次明顯不像那時的抗拒。教徒鍥而不捨的精神,在這次運動中,讓人嘆為觀止,Peter承認,逃犯條例牽連甚廣,甚至直接影響身處香港的教徒,「天主教徒講公義,但喺內地就變成敏感話題,香港喺整個國土內唯一享有宗教自由嘅地方,內地教堂被毀,教徒有困難,就靠我哋香港人幫佢哋發聲,他日條例通過,我哋都會被送中,我哋有事,唔通要靠台灣教會救?今日香港,明天台灣,一啲都唔樂觀。」

他們更憂慮,有神父為了促成「中梵建交」而過濾了一些關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消息,對教徒來說,宗教自由是「最後一條稻草」,Peter曾經到外地參加宗教活動,碰見國內的教友,他們根本不能以宗教活動名義出國,而且不能被人看見他們參與活動,只能躲在一旁,「假如條例通過,香港教徒都幾難走得甩。」Peter說。

雖然《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火速走紅,但始終有人會覺得煩擾,社工及神學碩士生呂智恆在唱詩初期,就見過有人覺得他們「搞事」,拿着擴音器大聲播音樂,務求蓋過他們的歌聲,「我覺得大家都係自由、平等嘅身份參與,我理解嘅,唔同人有唔同意見,今次已經係少有地正面,連登都無話我哋。」

不斷重覆誦唱,呂智恆覺得站在警察與示威者中間,能在不安中,帶來一點平安,「人唔可以長時間都靠恐懼同絕望去推動、維持社會運動,有時都要有平安、希望。」他說這段期間人們精神繃緊,惟有唱詩,能令他平靜下來。然而,不少人都說這首歌有「淨化」在場警察的功能,他卻笑言,淨化就未必做得到,反而有點催眠效果。

專門守「夜更」的陳可樂,沒有經歷衝突,只是在幾個沒有太多人的夜晚,一直唱天光,某天凌晨4時,他到達中信天橋,當時只得4、5人在唱,「我覺得呢首歌係一個冥想嘅方法,有人話洗腦,我就認為係一個大融和,其實同佛教不斷唸經誦唱係一致嘅。」

經過這幾個星期火紅的運動,有人被布袋彈直射眼睛,有人被圍政至差點兒以為自己會死,這些一切都擾人心神,而可樂就則認為聖詩有一種「療癒」的效果,「經歷創傷、悲哀,唱詩係一個令人靜下來嘅機會,對住警察,化解佢哋怨氣,保護年青人,亦係呢首聖詩本身嘅意義。」

但他不認同這是「洗腦歌」,「我哋唱歌嘅目的唔係要佢哋崩潰,在場所有人都好真誠地唱,如果係惡搞,根本無法唱幾十個鐘。」他記得,那天幾個年青人互相搭着肩膀,一起唱詩,站在中信橋上仰望東方,太陽緩緩從地平線升起,那一刻他就知道,這個運動,將把我們導向一個更大的理想、力量和願景。

配稿 保守教會與前衛牧師 

王少勇牧師很忙,在傍晚在教會內做完祈禱會,然後又要趕回金鐘,至6月10起,差不多每天晚上他都在立法會附近,而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更是由一次他參與的禱會開始,「11號晚有2000人集會,九點完咗後就叫參加者散去,但佢哋無走,於是就開始唱呢首,初時估大家唱10分鐘就散,點知唱足十幾個鐘。」

一件事情的發生,有時只是幾個偶然的湊合。就這樣,一首聖詩把不同的人聯合起來,王牧師說藉着詩歌緩和在場氣氛,是一種溫柔的力量,「係無能者展現出嘅大能,傘運後我哋所有人都經歷無力感,覺得自己失敗咗,但民主運動係長期嘅。」教徒與非教徒能一起唱詩,王牧師覺得非常感動,今天的融洽,卻跟五年前傘運的情況,剛好形成強烈對照。

王牧師相信,作為神職人員,有一種站於當權者與人民中間的責任,五年前,他跟40個牧師站在警察防線前,隨即引來「唔好阻住地球轉」的謾罵。五年後的6.12,雙方開始進入劍拔弩張的情況,他跟其他牧師撐起傘,站在警察前,手牽着手繼續唱詩。

「我哋有向警察呼籲放下長盾,亦有同示威講唔好衝,的確有示威者退後了。」他們一直守在公民廣場外,直至催淚彈連球炮發地擲向他們,「其實都驚架,催淚彈就落喺身邊,一秒就睇唔到前面。」

教會在過往的社會的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一直都較為保守,走得較前的張大衛牧師卻在這次運動中,看見了另一番新的氣象,「以往喺教會批評政權,會有好多限制,今次卻有咁多教牧聯署同群眾同行。」

談到宗教與社運的關係,大衛牧師坦言回歸以後,香港的宗教自由一直受打壓,「傳統教會傾向親政權,持唔同意見嘅教牧唔敢出來批評。」他更指出現時特首選舉的宗教界別其中10席來自基督教,由教會內部選出來,全都是親建制,「一啲敢言嘅20、30歲年青教牧,同傳統大教會嘅理念唔同,佢哋追求民主、公義,佢哋會關心大陸拆教堂事件,想聯署或講道時提及,都會被教會內年長嘅領袖阻止。」

教會避談政治,大衛牧師舉了一個例子,數年前有一位年青教友參與「反高鐵運動」,在立法會外「苦行」,卻被其他人看見了,他所屬的教會卻拒絕為他受洗。

一次社會運動,卻成了一個讓人反思教會、教徒與社會關係的機會,自由多元的普世價值,如何能在教會中體現?而回歸到現實,教牧因為不同政見而離開傳統教會,在外邊又是否真有更大空間?當這些比較前衛的教牧,出現於社會的鎂光燈下時,也許能為宗教團體與社會的未來,帶來一些新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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