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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 劉學成 //蘋人誌

發布於
2019年7月30日 藝術家,不吃人間煙火。但劉學成告訴我們,這是偏見,藝術本身就應該關乎社會、回應世代,沒法跟社會割裂。

在遊行隊伍中,會碰見他舉着自製的標語道具;在金鐘野餐、參與宗教活動時,總能在人海中找到他的身影,安靜的坐在一旁,他的眼睛在厚重的圓框眼鏡下,時而閃爍着光芒,時而卻因疲倦而變得無光。經歷過多少個無眠之夜,在潮濕的路上看過幾度夕陽,他總是在人群的背後,以堅定的眼神和身軀,為前面的人打氣。存在,也是一種力量。

主文

6月9日以後,藝術家劉學成差不多每一晚都在金鐘一帶,他沒法說服自己離去,因為在人群當中,都是年青人,他在不同的院校教繪畫、雕塑,對他來說,一張又一張青春的臉孔,就如自己的學生。

遊行後的某個凌晨,他和朋友坐在龍和道的花糟邊上,遠遠的觀看着,坐了一會兒,發現身邊有個只有十多歲的女孩,「她很瘦小,穿着背心短褲,速龍就在我們附近,女孩用驚慌的眼神看着我,說自己很害怕。」他和女孩的目光接上了,那一剎那,他看到的不只是惶恐,更是疑惑、悵然,女孩說自己跟朋友失散了,變成孤身一人,他告訴她,不用怕,就跟着自己和大夥兒走吧。

他們安靜的站着,劉學成問她,為何會來到這兒,這麼晚還不回家,女孩用微弱的聲音告訴他:「我想為香港做點事,這是我第一次上街。」話音剛落,速龍已開始步步進逼,拿着電筒照射人們,倉皇之際,他們急步離開。

混亂間,他跟女孩散失了,從此再沒見過她。

跑到中環某處街角,他和朋友停了下來,蹲坐在路旁休息,思緒和情緒陷入沒法形容的狀態,他崩潰地痛哭,淚如雨下,「我很難過,為甚麼要這樣對待下一代!」即使已過了幾個星期,劉學成想起這個女孩,都禁不住流下淚來,嗚咽着說:「作為成年人我覺得好內疚,我們將一個怎樣的香港交給他們?這個爛攤子是我們搞出來的,我們有責任,是我們辜負了年青人。」

他是藝術家,創作以外亦有不少時間教藝術課,藝術是美的展現,但面對年青的學生,他覺得自己沒法只談美學,感慨教藝術是教學生欣賞世界的美好,但有時實在說不出口,因為世界早已變得太爛。我們以為藝術家應該不吃人間煙火、躲在工作室內日夜埋頭創作,劉學成卻揺揺頭說,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創作的首要條件,「藝術創作和作品發表必須有自由的空間,作為藝術家有責任去捍衛創作自由,這是我第一堂必定要講的,我不介意學生有任何政治取向,他們絕對有發表和選擇的自由。」

遊行有時、靜坐有時,對他來說,整場運動充滿不確定性、流動性,亦是如此,才顯得這次是五年的雨傘運動的進化,當年青人一鼓熱血地在稅服大樓「交稅」和「接放工」時,他亦在場觀察,「周圍有人影相,有個男孩很躁,在鬧市民不要影相,那些人其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只是提早離開辦公室。我便到那個男孩旁,輕輕拍他膊頭,說可以禮貌一點勸喻,他便立即變得和氣了,跟放工的人說唔好意思,請他們不要拍照。」

他說眼前這些年青人,都很單純,只要跟他們說道理,了解他們的行動、說話背後的動機,就能互相理解溝通。訪問那天剛好是G20集會,我們坐在立法會示威區內,周邊盡是黑壓壓的青年人,他們有些躺着滑手機,有些坐着聊天,平凡和片刻的寧靜,讓人感到一絲安慰。可是,安靜只是事件之間一段無聲的過場,每當平靜時,回憶就如潮水般湧回來,拍打着那看似安然的岸邊。

劉學成靜了下來,淚水卻已沒法止住,6月12日的片段,又再次浮現在眼前,他哽咽着,稍為調息呼吸後,慢慢地說:「這麼單純的年青人,怎忍心用棍打他們?連想也不敢想,只要你接觸過他們就會知道發生甚麼事,真是很心痛。」

他一直都在較後的位置,覺得作為成年人,應該是年青人的後盾,「他們站在前線,有時候回望我們,能看見他們眼中的恐懼,但只要讓他們知道後面有大人支持他們,我們大家都在啊!他們就安心。也許我們只是坐在遠處,遙遠觀望,就夠了。」有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成年人這種篤定的存在,不需做太多,已是一種無形的後盾。存在,其實都是一種力量。

整個月不定時在金鐘遊走,久不久他便聽見有人大叫「劉sir」,聲聲入耳,那些十幾歲的孩子,會拋濕紙巾給他,或者提醒他戴口罩,窩心得很。某天,他碰見一位女學生,女孩一邊遞上保鮮紙,一邊說:「老師要小心,把手臂包好啊!」他自覺不會跑到前線,當然婉拒了保鮮紙,但此時此境,這班年青人所面對的境況,卻讓他極度擔心。

這段時間,除了教書,他就在街頭,每天只有幾小時的睡眠,即使早已入睡,也會突然醒來,精神繃緊得很,站在遠處守候的成年人尚且無眠,全身投入運動的年青人的情緒狀況,更是可想而知。那天,他走到太古廣場外,憑弔梁凌杰,站在廣場外,仰望着那些包圍着建築棚架的紗網,看得入神,沒發現有個男孩站在身旁,他再細看,竟是自己的學生,「那是一個很佻皮的男生,有時甚至會挑戰權威,但在那個時候,他變得沉默,善良就這樣突然流露出來。」

教藝術讓他接觸年青人,六月以來,更讓他們成為戰友,縱然是不相識的人,在同一條街道上、同一個空間中,每一個眼神的交流,都充滿着默契。運動始於「反送中」,但時日累積下來,當權者的冷漠卻讓人們更團結,他看見的年青人,有憤怒、沮喪的,也有積極、組織力特強的,他看見了這些小孩以光速的速度成長。

也許有人說來到這一刻,四大訴求沒有一項成功,但在劉學成眼中,成功與否還是後話,整件事卻是年青人的一個成長過程,當中經歷過合作、互相指罵,有高昂時刻,但也有絕望的時刻,面對社會、政權、戰友等不同的群體,他們學習如何自處,「有些年青人性情比較平穩,卻發現自己原來會如此憤怒或悲痛,他們發掘自己更深層的情緒變化,原來自己性格有這麼多層次,這是一次人性的成長。」

訪問做了好幾次,6月頭輕鬆製作遊行道具,6月中談他在運動中的觀察,七一後,再次走到煲底,看着散落一地的物資,大家都靜了,有些事情,好像已不能說出口。作為藝術家,他有些雕塑作品是純美感的展現,但亦有不少是從社區經驗取得靈感的,「雕塑作品較為內在,是自我滿足,而關乎社會的作品卻是對外的。每個人都有力量,不分職業和階層,有責任參與社會。」

存在是力量,但存在同樣帶來憂慮。他坦言,當然有擔心,因為不知道在哪個時刻哪個地方,會被冠上非法集結、暴動之罪名,「所以我會勸跟我一起來的朋友返家,他們有家室小孩,我現時獨身,比較流動。」從何時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的條件是「獨身」?只要想到此處,劉學成不得不承認,香港人已活在恐懼之中,他無奈地笑,說自己某天在超級市場聽見有東西塌下的巨響,都嚇了一跳,精神極度緊張。

其實,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當人們以為只有站在前面衝擊防線的人才有機會被檢控時,藝文界的創作自由,早已響起警號,如早前的巴丟草藝術展被取消、作家馬建講座事件等。劉學成亦感慨,有些藝術家在創作時會不自覺地自我審查起來,「有時面對一些題材,即使沒有人叫停,也會自己剎制,其實很可悲,白色恐怖好明顯正在香港發生。言論和創作自由日漸收窄,除了影響創作,亦影響藝術教育,你要我怎樣教學生?《逃犯條例》已觸動整個文化界的情緒。」

那天他正在參與悼念輕生者的追思會,突然傳來又有一位輕生了的消息,在場的人,突然安靜了半分鐘,然後此起彼落的抽泣聲,成為了當晚的悼詞,他都忍不住,跟不認識的人抱頭痛哭。在炎熱的七月天,大家滿身黏着汗水,跟陌生人互挨着肩膀坐在一起,擁抱着哭泣,又或者在數千個面孔中,發現彼此堅定的眼神,香港人亢奮過,亦曾悲傷過。「衝破城市人的隔膜,讓我們重拾溫暖。」劉學成說。汗水和淚水,足以定義這個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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