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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支持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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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茹、宇睿坐在警察總部外,群眾喊口號的聲音此起彼落,做訪問不時被叫喊聲打斷,而站在我們身旁的男孩,有着特別大的嗓子,頓時變成了喊口號的領頭,當他高呼時,我們相視而笑,只能稍停下來。燕如說,台灣很少看見這個場景,三萬多人聚在同一地方,長時間、鍥而不捨地喊口號,他們從台灣匆匆趕來,留幾天參與運動,又趕回台灣去上班了。台灣人來港參與反送中,他們說原因很簡單,唇亡齒寒,若香港守不住,台灣絕對無法獨善其身。

主文

因為台灣那邊的航空罷工,燕茹在6月20日晚上十時才到香港,到旅店放下簡單行李後,就立即跑到金鐘去,席地而睡,一直睡到21日的晨光初現,「香港立法會很好睡呢,有清潔的廁所,是一個很棒的佔領現場。我在台灣睡過不少地方,行政院、總統府前、仁愛路等,很多都沒廁所,太陽花318學運就在立法院睡了二十多天。」

雖然是說笑,聽起來卻有一種莫名的傷感,沒有人願意睡在街上,一切只為捍衛、守護重要的價值,燕茹在台灣是立法委會助理,由16歲開始一直都有參與不同大小的社會運動,對於香港,她有着一種不能割裂的感情。21日那天差不多11時,看見金鐘的情況大致和平,便回到旅店去補眠,直至下午2時醒來,驚覺群眾已由立法會移師到灣仔的警察總部,便跟朋友宇睿走過去。

還未坐定,就被眼前的情況感動了,她說在台灣,一般的示威集會不會有這麼多人,亦不會動輒十幾小時,而且警總外幾乎沒有領袖,大部份人都是自發聚集的,「台灣的群眾比較快散去,不會坐很久,亦多是打遊擊,十幾個人就可行動。」

記者告訴她幾個小時以前,就有一些年青人以這種「快閃」的方式去癱瘓政府機關,她點了一下頭,分享台灣的遊擊經驗。台灣人會在各處跑來跑去,當警察要把他們包圍時,就立即散開,同一時間,一千幾百人在台北市不同地方亂跑,讓警察疲於奔命,就如跑馬拉松,隨便亂跑,連下個路口也不知是甚麼,「哈哈,參與者都不是很可靠的,香港這種群眾靜坐強度更大,台灣參與者有時會搞破壞,推倒東西那樣子。」她笑說,這種打遊擊的抗爭方式成本低,但缺點則是小隊之間缺乏溝通,不知道大家的位置和在做甚麼。

三萬人這樣子坐着十多小時,她笑說若然發生在台灣,整屆立法委員早已要重選換屆了,但在香港,政府依然坐在辦公室內,香港警察亦只能躲在大樓內。說着,她從袋中拿出了一條白色的布條,綁在頭上,布條寫着「台灣撐香港」,「若香港硬要通過送中條例,難道我們還可以坐在台灣繼續享受?一國兩制早已成了笑話,香港無論如何抗爭都無用,我們台灣人看在眼裏。」

五年前,燕茹亦有來港參與雨傘運動,10天裏有8天待在旺角,她看見的是兩個世代的更替,當年的大學生現在已是26、27歲,而今天的中學生,又是另一個時代,而每一代,都有專屬自己的抗爭歷史和記憶。

回想旺角的黑夜,她禁不住吐一口涼氣,說依然覺得恐怖,台灣警方會在驅散人群前舉牌三次,每次大約隔半小時,人們都能預計警方的行動,試過兩次舉牌相隔只有10分鐘,法庭即判警方違法。「旺角清場時,警察在毫無預警下就衝過來,很恐怖,那時我自己一人,跟着一些女生跑,幸好有梯子讓我們爬上較高處逃過,眼見有女生因為跑得不夠快而被按在地上亂打,又有男生被打破頭,在噴血。」那個被打至頭破血流的男孩,躺在地上,一直發抖,她愛莫能助,而同時,還看見警察在搶醫療物資,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鎮壓,在燕茹腦內,成了沉重的陰影。

五年後再次回到香港的抗爭現場,她心情放鬆了一點,亦觀察到在場的群眾,比雨傘更清楚自己的方向,更了解走出來是為了捍衛香港的主體性。關於兩地的民主運動進程,由二二八、美麗島、白色恐怖時代,乃至太陽花運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和經驗,都比香港多,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必然比香港成熟。燕茹卻認為香港這種和平集會,大家都有着清楚訴求,而且都由市民自發,但在台灣,很多時都會回歸到政治人物和領袖身上。香港200萬人走出來,政府漠視港人五大訴求,一切都被台灣人看在眼裏,事情更是簡單明顯,「一國兩制絕對是不可行了,我們要堅決拒絕,統派更說要走一國一制,連用一國兩制來包裝也省掉了。」

坐在旁邊的90後郭宇睿在台灣當獨立記者,專門做網上直播,他跟燕茹是「街頭伙伴」,年紀相差十年,卻在大小社運中,並肩作戰,「香港抗爭者給我的感覺是較嚴肅的,看見朋友分享6.12的情況,便決定來港。」

6月21日包圍警總那天,他們一直留守至凌晨兩點,坐在正門旁的梯級上,宇睿記得當時有兩個女生,給他們口罩過濾器,能過濾催淚氣體,夜深了,又有人給他們毛毯,當他舉頭望進警總內時,還看見警察在跟集會人士自拍,大樓外的憤怒與訴求,跟大樓內的輕鬆自拍,形成強烈對比,「我覺得香港人非常團結,真的!在台灣不可能短時間內聚集到幾萬人,而且沒有主持人。」

他同樣認為,這種輪流到不同地方去包圍和集會,是一種有效的抗爭手法,「可以保留力量,是打長久戰的方式。」訪問完結時,二人不忘提醒記者,報導要在他們離開香港後才刊出比較好,燕如說來香港參與社運的確有點壓力,這壓力並非在台灣一方,而是香港海關,「朋友說我可以入境已是不可思議!」當一個地方,人們因為參與集會而在出入境時擔驚受怕,這個地方還可宣稱自己有自由集會的權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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