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與正義的距離 吹哨者事件一週年

施威全

『士兵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力』，這句話是網路流言，卻凸顯了體制綑綁下個人良知的重要。去年九月揭露促轉會「東廠事件」的吳佩蓉，就是拒絕開槍的士兵。一年來，促轉會如何看待這位士兵？

吳佩蓉名字再現媒體全國版，多虧了李佳芬日前告她惡意誹謗，很多人早已忘了吳佩蓉曾掀起政治巨浪，她是「東廠事件」的吹哨人，去年九月她公開了促轉會內部會議的錄音，揭露了時任副主委張天欽將猛打參選新北市長的侯友宜。隨後張天欽辭職，吳佩蓉離職。

吳佩蓉其實可以不走。她將會議錄音洩漏給媒體時，若隱匿身份，外界未必能查知。錄音全文剛刊出時，媒體人字裡行間解讀，許多人認為揭露者是與會的學者曾建元，因為他平日論述風格不偏袒黨派，也因為會議錄音顯示曾的發言公正持平，儘管張天欽一直要促轉會同仁鎖定侯友宜，但曾建元出言提醒，規勸的味道明顯，他說連事實的調查都還沒有，應該要著眼於制度面。東廠事件後吳佩蓉挺身承認，頗磊落。

曝光的吹哨人往往前景堪憂。國際上幾位與國家體制對抗的有名吹哨者，若非落魄，也因此困頓，生命無法往前。大衛‧雪勒原是英國情治部門幹員，他將英國情治系統不當監控左派政治人物的作為洩漏給媒體，然後逃亡、被逮。大衛被控洩漏國家機密，法庭上親自為自己辯護，他說除了公開揭露並沒有其他管道可以糾正情治單位的不當。法官認定事情確實如此，但認為這與大衛被控的罪名無關，大衛被判坐牢。

近年最沸騰國際的吹哨主角，美國中情局雇員史諾登，他揭露美國與其盟邦正進行的全球監測，臉書、谷歌與雅虎都是參與者，讓美國政府可以深度監控任何境外人士的即時通訊與社群媒體伺服器，監控工作從原來的鎖定特定對象，擴展為可以隨時監控每一個人。史諾登被美、英起訴、通緝，美國政府並提出民事訴訟。史諾登現在是避居莫斯科的政治難民，俄羅斯給他的簽證每幾年就得申請延簽，他得看俄羅斯政府的臉色。

臺灣的吳佩蓉現在正角逐立委，若不是磳上韓國瑜陣營，沒多少人知道她的參選。她打韓搶版面，但也非民進黨提名。脫離原來國會助理、約聘副研究員的公部門職涯軌道，吳佩蓉落選之後，回不去公部門了，誰敢用她？遑論現在提起吳佩蓉，促轉會內仍有同仇敵愾對她憤恨的聲音。

東廠事發，政府有回應，行政院長與促轉會主委公開道歉，看似悔過，但訊息混亂。促轉會說：「我們之所以鞠躬道歉，並不是因為做了任何不正確的事」，並指責國民黨「一個過去手染無數鮮血的政黨，竟然可以如此狂言，指控別人手染鮮血。」而行政院專案小組調查報告迴避法律問題，一味卸責，結論是張天欽言論易招「因人設事」之疑慮。蔡總統則說「促轉會已付出代價，這就是責任政治，脫離威權時代後，台灣就不可能再有東廠。」

上述的發言以促轉會為委員會為理由，躲在合議制的保護傘下，定性東廠事件是張天欽個人言行不當，不代表促轉會決議。這邏輯無視張天欽的實質影響力，他指揮辦事，就是促轉會運作的實況，促轉會並非無辜。用形式上的法規來面對常人經驗法則的質疑，這手法威權政府時代常見，欲蓋彌彰的辯解。指責國民黨沾滿鮮血的促轉會言論，更是廉價的政治修辭，國民黨爛，罵罵國民黨就可以佔取道德高位。更嚴重的是這番罵國民黨的話違背法治原則，國民黨壞蛋，也不代表促轉會或民進黨就是好人；國民黨威權，不代表民進黨與促轉會就可以豁免法治的檢驗。東廠事件後政府的回應比東廠事件本身更摧毀促轉會的公信力，促轉條例討論時，法界質疑其「個案入法」、「行政僭越審判權」違反憲政，一一得到驗證。

不只吳佩蓉揭露的打侯事件該反省，揭露的行為本身，促轉會更應回應。鼓吹轉型正義最常談的是，柏林圍牆旁的東德士兵，有權力把槍口抬高一吋，體制內的公務人員有義務抗拒不義的指令。吳佩蓉的行為與曾建元的發言，不正是以良知抗命？吹哨者不正是抗拒威權的關鍵力量？促轉會如果沒有正式且正面地以機關名義，保護此類抗命行為並形成規範，促轉會如何以正義的名號推動轉型？國民黨威權時代違反民主法治的壞事一堆，這不是新聞，真要追求轉型正義，不該只把國民黨當提款機，陷入黨派爭執的漩渦，而應在炒老案的同時，展現促轉會該有的正義高度，告訴社會，我們檢討別人的同時，也建立我們被檢討的機制，保護那些不依循體制而挺身檢討我們的人。

東廠事件一週年，政府的反省是卸責諉過，促轉會對於內部的吹哨人，不見肯定，沒有推動保護規範，這樣的促轉，辜負了「轉型正義」的機關官銜，是媚俗的政治文宣，沒有建立實質的轉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