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女儿一起进化5 | 如何面对自己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这个问题思考有段时间了，小半年吧。最后把这个标题放在了一个世俗结论上，那就是“糟糕的”父亲，很有可能这是我思考的这个问题最终的世俗走向，需要我承担的代价。我想，我也应该准备好面对这个代价。

糟糕的父亲，在很多情况下，可能都会被总结为不负责任，不提供父亲应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陪伴、思想指导等，或者只能提供其中某一项。按照这种理解仔细掰开聊的话，我想，有一句话可以概括父亲们面临的审判：“所有的父亲都是缺席的父亲”。而我说我有可能走向的一个局面就是这样的，缺席的父亲，经济上缺席，生活上缺席，情感上缺席。

了解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是他们见过最常陪伴孩子的父亲，写的和思考的最多的父亲，甚至我大学辅导员曾告诉我，我做过最好的一个项目就是成为父亲。那我想，即便我是可能挺努力的，但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极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并且主动选择面对，而不弥补。因为在我心里，还有比成为一个好父亲更重要的价值准则。权衡再三，思索五六，决定尝试落笔。

最近一年多其实写的关于女儿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事实就是，因为我们相处的越来越少了，可感知的自然就少了。女儿年纪渐大，上了幼儿园，需要更稳定的生活，加之姥姥姥爷三年前回国后有更多时间陪伴照料，自然生活的天平倾向了那端。在她三岁之前，我陪伴很多，但无论如何幼儿的记忆都像金鱼一样短暂，现在她目所能及的基本都是妈妈和姥姥姥爷，之前我的陪伴时间带来的连接感慢慢被耗尽。另外，女儿快五岁了，她这一年多展现出了挺强的对外界事物的理解力和自身的感受，她能明显觉察到我的生活和妈妈那边生活的差异，最显著的就是物质条件。Shell无论家庭出身还是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是正常的中产，虽然远比不上那些高消费家庭，但在消费主义时代里还是按需贡献着微不足道的GDP，出门有车，在外愿意消费，女的物质需求尽量得到满足，外加老年人带孩子多数宠爱有加，更是如此。

完全相反的是我的生活。我主动选择了过一种较为简易的生活，自己对物质的追求很低，也挺反对目前经济主导的运行系统，着重专注在自己的创作，不以收入回报来规划自己的事业，收入完全以其余的自由职业形式完成，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底线。每次和女儿一起也不会过度迁就她在另一端的生活状态，该公共交通的就坐车，该走路的就走着，该在家做饭就不出去吃。女儿自然有了比较，偶尔会说，你家没有玩具，你家小等等。我妈小时候喜欢拿老话砸我，“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是没有道德钳制的意愿的，也就随她说去。她的消费欲望已经在另一边逐渐建立起来，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一概通过金钱换购，我和Shell讨论过这个问题，即便她做出像我一样的选择，也很难改变姥姥姥爷的方式，即便全家都这么做，也很难抵御幼儿园同学的物质比较。为解决我对这个现象的困扰，一年前我就提出了她的零用钱计划，每个月100块，自行选择购买任何零食和小玩意儿，也获得了Shell那边的参与支持，这在她的同龄人中是很早的。她有次在第一天就花了40买了个小公主头饰，后面的日子就过得惨淡了一些。这个想法很理想化，为的是构建她消费和经济的边界，也为的是我能不过多干预她那些花里胡哨可我又不怎么喜欢的消费选择，赋予她自由的消费选择权。但似乎这个计划执行在两边并没有很好地统一贯彻，约束力在慢慢瓦解，而提出这个系统的我成了个不受待见的角色。经济的对比，以及经济约束手段的对比让她自然倾向于更便捷更享受的生活。

这一年幼儿园，我每周五都会接她下学来我家，这成为了她记事后父女之间的仪式，习惯了也就不抱怨路途辛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花挺多时间一起做饭，我教她用刀切菜，如何和泥般地搅拌，怎么摆一个pizza的toppings，吃完饭我们通常会看一部电影或者动画片，有时候在纸上玩个你画我猜，偶尔会有一些争执。但这种基础的惯性般的连接因为疫情突然被打断了，到现在幼儿园还没通知什么时候正式开学。于是这几个月我们的见面很少，她也开始抗拒来我这里。Shell工作挺忙，疫情期间在家办公依旧如此，有时不得不让女儿自己玩儿，言语上时常起冲突，双方都崩溃，Shell没法好好工作，女儿觉得她陪伴不够。孩子和母亲的情感本就是天然共生，加上种种外因，增加了更多的粘腻之情，有些难以控制。现在回想起来，疫情初期我应该主动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陪伴模式的，但谁都没料到疫情会这么持久，也没料到她最后转化为了对我的抗拒。我们对这件事情都很困扰，也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好。2月底我去看女儿，最后落入了我和Shell的相互指责，草草收场。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好。努力理清整个思绪，摇摆在我是否应该做得更多，还是是否应该要求Shell一起介入改变这个状态中徘徊。

度过了糟糕的两三周，Shell某天给我分享了一段经历，说她采取了一些心理学上常用的手段，试图先减弱母女之间的共生状态，也许是这样，女儿外在的关系才能自然建立起来。效果也的确喜人，第二天她就很主动地给我打了个电话，约要到我家来做冰激凌吃，走后第二天，她在Shell上班时又主动给我打电话找我聊天。在那之后，她又约着要来我家做披萨吃。我有时会想，女儿长大了以后，也许能想起儿时和父亲的情感总是在共同缔造生活感之间建立的，除了做饭，我每年都会独自带她旅行，以后还有计划带她涉足更多生活本身的部分，而不仅仅沉浸在消费的喜悦里。可是好景不长，在那次之后，她又进入了一个拒绝接电话的阶段，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另外一端又有什么情况发生，我猜，Shell的这个切除共生状态的尝试并没有持续稳定下去。

这也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起源，若是持续如此，她抗拒和我相处，甚至愈演愈烈，下一步该如何？我们要就这么随她意愿么？

听朋友的电台（网易云：翻转电台）分析父母子女的关系，无非就是三种，经济利益关系、权力裹挟关系和情感偏好关系，我同意这种说法。中国家庭因为文化根基的原因，权力关系很重，再加上资本体制的树立，养育子女成本极高，最后演变成一场经济资源配置事件。我父母小时候时常给我灌输，他们对我的培养是一种投资。到现在想起这些话，我还会心里暗骂，去你妈的。像我这样日天日地势必要趟出一条属于自己路的性格，反对权力体系、反对经济绑架是出路的第一步，所以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完全断绝了家里的所有经济支持和任何管辖的可能，当然这也间接逼迫我父母做出了沉重的反思。所以，试图在女儿身上摒弃这两种方式成了我和她关系构建的主要思路。将近五年来，我和女儿的关系状态一直是很特殊的，这必须得感谢Shell对我的理解和包容，她对我没有经济上的要求、也没有提出任何权力义务，只是让我用自己的方式给她打开这个世界。所以，我和女儿的关系构建，几乎纯粹是情感关系，我也尽可能不动用过于强势的权力姿态来裹挟她，我总觉得这是作弊，以大欺小。从这方面来说，我是个幸运且有觉知的父亲。

但也正是这样，女儿慢慢有了自我意识，我很清楚地知道纯粹的情感关系建立之难，我自己都是一个很难对他人亲近的人，我怎么要求一个孩子和她生活方式迥异的成人建立亲切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决定分开养育孩子，并希望她能和双方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几乎不可能。传统的单亲家庭，大多数时候某一边不承担生活陪伴，只做经济付出，孩子自然倾向于一边的生活状态和另一边逐渐脱离，脱离的不仅是生活陪伴，也是价值观的构成。但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希望她能够在两边都能获得情感满足，更难的是，我这边遵循的价值体系和她那边相差甚远，那孩子又如何镶嵌进来呢？好吧，可能这就是很多婚姻的实际状态，两个对生活理解产生偏差的男女，为了一条生命，不得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妥协退让甚至是吵架打架，孩子因为没有选择，于是长时间处在冲撞里。我女儿有选择，她现在选择了妈妈那边，最近两次选择过来找我，是因为她知道我能带她做出好吃的冰激凌和蛋糕，她做完后就都拿回家给妈妈姥姥姥爷分享，这似乎有点利用之嫌，我偶有点出，她就哑口不搭理，我也点到即止，静观其变。

那真情该如何构建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有和Shell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我说，若是我们都希望我和她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在目前的状态里，应该先让她认识父女关系的独特，建立稳定的父女间的仪式感，比如定期来我家共同生活，就像疫情前一样，我和她每周的相处都很愉快，即便最初她有利用我之嫌，但时间长久后会也可成为情感连接。Shell则认为，她无法强迫女儿来我家，这是她的自由选择。我猜Shell可能是担心这会成为父亲的权力伸张，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情感纽带的特殊。在自由选择这个问题上，我已经不再和几年前写的那样，轻易地相信一个孩子的自由界定就是任由她选择这么简单了，若真是如此，“为什么她拒绝去幼儿园的时候，你要百般劝说她幼儿园存在的合理性和好处呢？”我质疑道。在我看来，显然，Shell所赋予她的自由是一种成年人可以从一个复杂选择中成功脱身的借口，语言性的自我安慰。

她又说，那我应该先尝试去她家陪伴她，重新建立起信任后再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是否应该这么做，目前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不想给她一种错觉，我经常来了又走，像一个客人一样在她生活中停留，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她们家保姆。自从她一岁左右开始保姆就每周末在家陪伴女儿，可以说是很亲密地照顾她的阿姨了，但对女儿来说，保姆阿姨的存在从未成为重要的生活伙伴，她不会接纳她成为自己最亲近的人。我认为这是存在方式的错误导致的，姥姥姥爷在她3岁后一回国就能建立起亲密连接，是因为存在的方式正确。我自然也不可能允许这种错觉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毫不正式的父女关系一旦出现就很难回头。某种程度上妈妈的确是有优越感的，十月怀胎和数年的哺乳期让两个人几乎是一个人，这种情感优势男人是永远不可能获得的。Shell拿这个做论据，说现状如此，我可能必须作出调整。也许吧，但我想这终归是暂时的，若是母亲抱着这种天生的优势不放，只是躺赢在性别优势上，那我们所言的平等尊严人格和独立又去了哪里呢？若女儿长大青春期叛变，这种沾沾自喜的优势反而可能砸着自己的脚，这终究又回到了一种父母对子女的权力优势，如今她也自满于因权力所收获的情感中。这不是我认可的。

嗯。问题大概到这里已经摊开差不多了。父母子女的关系，若是摒弃了权力和利益后，如何自发地生长出真情实感？若是无法生长出来，我愿意使用权力的裹挟和利益的诱惑吗？若是不愿意，那该怎么面对不可生长的情感呢？成年人利用权力和利益产生的情感，临到变节之时，又该如何面对呢？

当这个问题不再只是抽象的讨论，具象到具体的人尤其是血肉亲缘时，那真是挺难的。

有一个问题拷问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时被提到挺多的：如果父母是陌生人，你愿不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提出问题的和回答不愿意的人，应该都是希望能享有独立自由、脱离身份背景限制的人，反对亲情对他们的绑架，摒弃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巴拉巴拉。但反过来问呢？如果你的孩子有你不喜欢的特质，你还愿意和他相处吗？如果你的孩子讨厌你，不想和你相处，你能平静地接受吗？还是你会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加强和他的连结呢，哪怕这种手段是你曾不齿你父母所使用过的。

这就是一个人在面对血肉之情和自己价值观矛盾时的阿克琉斯之踵。对上是容易的，因为破除权力和利益的合理性在当代是合理的，对下是难的，因为甩开权力和利益所带来的优势需要巨大的自我审查。没有人可以在两头都捞好处。

我始终是不相信人所带有的历史属性的，或者说人应该承担的历史属性要尽可能减少到最低，并有义务克服自身的历史属性，这样才能自由。这种历史属性就包含着大量的权力和利益。我小时候有个阶段生活环境变化巨大，上海北京两地跑，在学校受到过一些区别对待，造成我一直都不满社群主义，也就是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与自己的连接是否是正义的有所怀疑。社群主义大概说的是，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由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的，那就牵扯到他的生活环境、历史遗产、种族民族、国家信仰等等。这样的问题很实际，今天出生的德国人需要为希特勒纳粹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吗？如果需要，那是否意味着，人出生就是不自由的是受到自己所处的社群决定的？如果你说不需要，那如何理解黑人和少数民族在各个国家获得的的政策优待呢？我们难道不应该取消这种优待来证明黑人生来自由吗？那白人呢，有钱人呢，官二代呢，他们继承了祖辈丰厚的遗产，又如何取消呢？的确是这样，社群所带来的阶级权力和社会利益我们是不愿意让渡的，但社群所造成的劣势谁都想用调控他人的权力和利益来平衡。

我还记得大学毕业后，因为我深刻感觉到我自身家庭比外地的同学有着更多大城市的优势，我极其排斥这种优势，因为没有半点是我个人创造的，全凭上帝摇了把骰子遗留下的财产，所以一直试图清零从头开始。虽然现在的做法略有收敛，但依旧认可若人应该具有超越性，创造争取个人道路，也应该尽量克服和摒弃所处社群带给自己的所有优劣。至于我父母辛苦数年所创造的财富，我从不认为那是我理所应当消耗的，对于我最大的价值在于我可以免于因照顾家人的生活而无法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我所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受制于此无法安心创作和创造，若社群主义非要给我带来一份福祉，那这便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更应该把生命投入到我所认可的事业中，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王思聪之流是我所不齿的，看看同样继承了巨大家业的维特根斯坦为人类留下了多少宝贵遗产。

最近认识个朋友，她父母离异后，随母亲来了北京改嫁，她也随之改姓。继父待她视如己出，甚至选择没有再生自己的骨肉，她也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一口一个爸相称，电话不离左右，反倒是生父的联系较少。这种关系让人动容，不禁思考到底什么才是良好关系的基石。我是否可以和女儿形成这样纯粹的情感纽带呢？我也在想，若是她有了这么个继父，我要如何面对自身带有的权力特征裹挟一份亲情呢？答案不言而喻。

所以具体到我和女儿的关系，我更希望和她建立一种自由的纯粹的情感，因为Shell的包容，我们也有机会就此构建。我是极其不愿意利用“父亲”所带来的权力身份和她产生情感的，我也知道利益关系的弊端所以得尽可能少使用，还是期待并试图建立一种纯粹情感的关系。她曾抱着我说，“爸爸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爸爸”，我回应她，爱我首先因为我是个人，她还不能理解。我始终带有这样的观念，不想身份被利用，也不想利用身份。

我更不可能改变我所认可的生活方式，完全朝向另一端融入当代生活来取悦女儿的物质诉求，我对目前的系统状态有着深刻的忧虑，虽然我不可能撼动什么，但总要用自己的方式与之对抗并试图影响我能影响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存在理由，捍卫你的价值观，用生命捍卫，用生活捍卫。女儿作为最亲近的人之一，自然是我拉开这卷长图，为之展现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人之一了。

但女儿自发性的抗拒又如何解决呢？的确，她的自发性是属于她作为一个人的选择自由，那我们作为成人的自由在何处呢？我们的主动影响需要如何体现呢？这块图景的最后一块拼板可能就存在于我和Shell价值取向的纷争，我认为父母的主观意愿对孩子的行为模式有影响，父母有义务先行做出判断，我们养育女儿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先行判断，虽情感是否建立成功是后续的造化，但判断是独立先行的；她认为，情感是慢慢培养的，只能顺其自然，把选择交给女儿自己，自己不做判断。可纵使我再有理由，再不认可她的言辞，我也不能过分要求她按照我的意愿行事，这也是我认为最基本的相处原则，就像她也并没有过分要求我和女儿要产生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一样。

在这种处境里，我能做的唯有等待，不做过多期待的等待。我相信也许事情很快也会有变化，疫情时间挺长，但也肯定是个插曲，我和女儿的关系绵延至何处都是未知。我必须做我能做的，我也只能做我能做的。我依旧隔三差五会给她打个电话，哪怕是她不愿意接，她态度不好，哪怕Shell不做任何引导，那都不是我要管辖的工作，我会努力试图出现在她的视野里，我们各自承担属于自己的工作并完善它。朋友问我，那你们的情感关系维系呢，怎么办呢？我说情感维系也不能超越人的立场，情感应属于价值体系一部分，不能超越或让度，即便是亲情，亦是如此。我反问，如果你的亲人杀了人，你会举报吗？这也是苏格拉底拷问游叙弗伦的问题。她说，她哪怕再害怕，也会颤抖着帮着一起掩埋了尸体。而我，自然希望自己能站在苏格拉底这一边，举报之，为一个良好的正义得到伸张而举报。

作为成人，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给孩子展现自己所认为的价值主张，如果有人认为是吃喝玩乐开心每一天，那我认为就是努力构建属于你自己的道路。我的道路是基于人基于个体的，而非社群遗留。我必须首先看见她作为一个人，其次才是女儿的身份，同样的，我也希望她首先学会将我看作为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她的父亲。否则，一切最后又进入经济利益和权力裹挟式的关系。我深知，我选择的道路之难，也从未想强加给她，留给她足够的独立成长和生发空间，哪怕这空间目前是对我排斥的。

我等待，我等待着疫情的结束，我们能重新进入一个稳定的父女相处模式，尝试续航属于我们的独特关系。我等待，等待着她能长大理解这其中的种种层次和我对她保有的真诚。我也等待，等待她能够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价值认知体系，即便是反对我的，我也当支持。

但若这一切都不成，情感关系没有建立起来，那我也必须认命，这条路并不是以结果来评断其合法性，选择在先，判断在先。我愿意接受自己是一个“糟糕的”父亲，这样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审判。

可我想，若是足够真诚，结果应该是不会坏的吧。

后记

写完文章隔日，便和女儿约定了周末来找我玩。据说幼儿园6月份就开学了，下一站近在眼前了。很多时候，变化来自于外部，至于变成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只有能自我决定的事情才是重要的。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Love Father, Love Daugh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