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零的日记草稿（2021年6月）

2021年的日记，只有1至5月的“已付印”，6至12月的草稿还有1800字，深加工已不可能，丢弃又觉得可惜，只好仓促修订后强行“付印”，像对待病毒那样，将日记草稿强行清零。

6月1日

上午八点，因为不明原因，女儿哭个不停。她的哭声渐渐停歇后，我骑电动车送她去幼儿园。

6月14日

阔别半年，我和 Tim 在附近的购物广场见面，他请我在四楼阿香米线吃晚餐，两人消费四十元。

见面的细节暂且不表，我会在其他地方专门写。Tim 是我在英语角认识的朋友，他是继“幻想联姻移民的男人”之后，第二个激发我强烈写作冲动的人。我打算模仿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讲述身边的“小镇畸人”系列故事，顺利的话每月写一篇。写完 Tim，我可能会写同样在英语角认识的 Frank，一个读了六年本科的大学生，他今年夏天毕业。写完 Frank 我想写我的高中同学 Andy，2016年深秋，我在另一位高中同学的葬礼上见到 Andy—高中毕业19年后第一次见面。Andy 至今单身，从未听说有女朋友，他的专业是日语，好像没有英文名，“Andy” 是我刚想到的名字。我不擅长虚构写作，但杜撰姓名的本事还是有的。写完 Andy 再写谁？还没想好，有几个潜在的 subjects 我正在考虑。那些和我深度交往过、不太正常的人，要当心了。

6月25日

下午三点，我在苏宁广场一楼瑞幸咖啡，坐在长条桌最边缘的座位，手持 Kindle 阅读。说明一下，不是那种贴墙的高脚细条桌，而是比书桌大几倍的长方形木桌，可坐六至八人。

工作日非高峰时段，顾客很少，偌大的桌子只有我一个人。我买了一杯“云南红蜜·拿铁”，瑞幸的新品，优惠价12.16元。我在读 Paul Theroux 坐火车畅游中国的书。

突然进来一群上了年纪的女人，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不像来喝咖啡的。她们不由分说占领长条桌，座位不够，有人就去了吧台附近的圆桌—她们不怕咖啡师。过一会来了一位打扮时尚的年轻女士，像是领队，其实是美容师。她开始给她们化妆，临时征用瑞幸的地盘。

她们很兴奋地聊天，聚众喧哗，六十年前“叽叽喳喳”的悦耳童声，如今只剩喧哗。她们破坏了咖啡馆的宁静，干扰了我的阅读。

夹在一群化妆的老年女人中间，我的存在显得突兀，在她们眼里我是异类，来路不明，动机可疑。

但我还是按照固有的节奏喝完咖啡，又读了一两页书，才收拾东西离场。我看到大厅中央搭起了舞台，原来今晚这里有演出，那帮化妆的女人，要唱支山歌给党听。

6月26日

不想去咖啡馆花钱消费，我尝试了免费的户外场所，整个下午，我都躲在一座桥底下阅读。桥下面的空地经过简易改造，成了造福于民的运动广场，有一些带靠背的长椅，可以坐下来阅读，我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

六点半左右，桥底下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不断有黑衣白裤的中老年女性涌入，一位女士不打招呼就在我身旁坐下。我猛然明白，这里是她们的地盘，广场舞的地盘！

等到夜足够深，桥底可能变成流浪汉的地盘，如果他们/我们还有流浪的自由。

6月28日

凌晨三点我突然醒了，开始胡思乱想，想到“死线”（Deadline）对于写作的积极意义。要是有人付稿费，为我划定“死线”，我的写作何至于拖延成这个样子？

我想起米米亚娜，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写作者之一，她不是真正的“丧家之犬”，睡桥底下的流浪汉才是。丧家的经历带来写作灵感，但真正的流浪汉不可能写作，这是一个悖论。我拼了命也要写，或许是想和流浪汉划清界限。

我正在考虑写一个流浪汉专题，写作对象早就有了，还有人记得张俊杰吗？我在春园路肯德基遇到的青年流浪汉。那天我和他聊了半个小时，几百字的笔记一直存在我的 iPad 里。

我又想到 censorship，自己没能力写作，能怪 censorship 吗？命苦应该怨政府吗？

不行，话题越来越危险，我要停止胡思乱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