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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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需要革命,但是需要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的改革。」

「經此一役(反送中運動)之後,香港再無中間派。」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如是說,中間派被視為和稀泥、騎牆派、偽君子,故愈來愈少人願意稱自己是中間派。

實際上,部分中間派卻認同:香港不需要革命,但是需要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的改革

很多人都不認同這個說法,因為既不能解決某些人對「一國兩制3.0」的憂慮,也不能符合另一些人對「止暴制亂」的訴求,兩面不討好,兩邊不是人。

不過,這想法是較務實平衡各方利益,並可行的方法。

革命的基礎

簡單而言,革命必須有一個原則,這個原則理論上是超越國家或地區的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由於現時國家或地區未能符合此原則,故透過革命將其推翻,並重新建立一套符合原則的秩序。

這秩序基於一個假設,便是人的理性可以重新建立這套秩序。記得讀大學時讀過的「社會契約論」,大意是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有個人的意志,但基於社會形成的種種好處,個人願意放棄一部分的自由,訂立一個社會的契約。

因此,革命令我們重新獲得訂立契約的機會,並以理性及共識訂立契約的內容。

不過,這只是一個理想。

要不然香港現在不會有黃藍之別。黃藍之別源於人既理性,亦感性,而且人各有不同的背景及歷史,亦可能身處不同的階級,這些因素令大家面對同一件事時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就示威者的「裝修」及警察放催淚彈,藍黃可得出完全相反的結果,亦不可能達成共識。

實際上,藍黃不可能因此分成兩個社會,但在同一個社會生活下,又會出現大大小小的衝突,所以理性與共識現實中很難做到。

改革的意義

英國政治家柏克認為每個人都有理性及感性的部分,我們都不完美,但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及經驗,在歷史經驗及慣例的基礎上,我們按照實際情況及特定需求進行持續的改革,並不斷修正,從而達成一個符合現實的結論及方法。

這種改革的方法以歷史的慣例與累積的個人意見,彌補理性的限制。只有透過漸進式的改革,改變才有穩固的基礎及可持續性。因此,柏克認為「保護現存事物的傾向,再加上改善它們的能力,這是我心目中政治家的標準。」

不過,就香港而言,我們要面對另一個更複雜的條件限制: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香港曾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管治的目標是保持在港的經商利益,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而且英國與香港距離遙遠,讓香港人自治是成本較低的做法。

相反,中國自秦漢以來便強調中央集權,並視領土完整為至關重要的事。《中華秩序》中評議中國是「儒化法家的秦漢政體」:即由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權來統治整個已知世界,建立世界帝國。

這個政體是一個由上而下,強調總體性的秩序,統治者將整個世界的人都統一到一個中央集權統治之下,此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一國兩制」與中華秩序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兩制本身便是一個過渡、暫時性的安排,經過時間的融合,慢慢「回歸」於一個整體,這無疑與香港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

革命的可能性

革命自下而上,中華秩序由上而下;革命強調理念,中華秩序強調秩序;革命基於人民的意念,中華秩序卻基於當權者的意志。

兩者互不相容。

這也是中央認為部分人提倡的革命是爭取港獨的原因。在中央的管治下,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位置,身處不同的位置便有不同的權利、義務與職責。社會的和諧便建立在以中央為核心,井然有序的等級之上。

香港也有香港的角色。

任何超越相關角色或動搖中央管治的可能也會被視為不穩定的因素,這些因素愈強烈,中央便視為愈大的威脅。

總結

革命本身被視為不穩定的因素,訴求愈強烈,方法愈偏激,中央便可能用不同的方法消除不穩定的因素,如禁蒙面法、武力鎮壓、網絡審查的提議,這一方面增加社會進步的成本,另一方面香港人在付出沉重代價下很大可能會原地踏步。

因此,改變應該盡力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在香港不具備任何獨立的條件下,改革是較務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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