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长普选

最近的武汉，承受着建国以来最痛苦的创伤经验，他/她们必须得到安慰和补偿。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普选市长的权利。

建国伊始，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中国就成为历代领导人的根本愿望，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一致愿望。在富强和民主谁先谁后的问题上，中国产生了分歧。在此之前，我们走的是先富强后民主的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近期突然爆发，让整个中国几近停滞的传染性肺炎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原来我们的富强这么脆弱，一个病毒就可以让数万名医患直面死亡的威胁，让几十座城市陷入封闭，让几亿中国人闭门不出。

这个病毒是一场像地震海啸那样纯粹的天灾吗？不是，地震海啸尚有一些人为因素的学说，何况我们一直防范着的传染病呢？这场灾难首先是对我们的疾病预警机制的嘲笑，其次也告诉国人我们的行政系统在危机处理上也满是漏洞。这场战役中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它们大多发生在奋斗在一线的普通医护人员身上；这场战役也暴露了许多让人怒气冲冠的恶行，它们则与武汉政府密切相关。

很多人要求武汉书记和市长下台，但人们怎么确定下一个领导就好多少呢？毕竟这次湖北省省长虽然浑身槽点，但也是堂堂正正通过选举制度的选拔升上来的，说他是全中国从政经验最丰富的前一百名也不为过吧？在另一边的河南，省长却受到全国人民的赞誉。为何同样是省长，做实事的水平可以差这么多？当前的选官制度暴露了它的问题。它选出来的领导，都是从政经验丰富的人，但“从政”却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为人民办事水平高”，一是“深谙官场升职技巧”。和政府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当下的从政是前者还是后者。

没有优秀的领导，富强便难以实现，难以长远。当务之急在于确保坐上领导位置的人，不是拍须遛马的人，而是为民请命的人。如今的人民代表制度想法是好的，但在武汉以至湖北的实践中出现了官僚化的问题。基层群众的意见要到达市长任命的环节需要经过一级一级的转达，就像这次周转不灵的武汉红十字会，太多的中间环节让群众的意见被扭曲，各级官员有了太大的操作空间，将自己的意见植入所谓“民意”，最终选出来的不再是“为人民办事水平高”的人，恰恰是“深谙官场升职技巧”的人。

经过这次苦难，武汉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选拔出真正有贤能的人为城市的发展保驾护航。最好的办法不是依赖腐坏的现行制度赌运气，而是在武汉一个城市试行全民直接普选，让武汉市民自己选一个市长，选一个市委书记上来。这是大多数中国百姓不敢想象的道路，却是最有利于中国百姓的制度。

这两种选官制度的差别好似旧日的出租车与今日的滴滴。两种打车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都不能彻底消灭恶行；两种制度也都不能让单个乘客指名道姓地选出他想要的那一辆车。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滴滴打车比出租车好，给人们的打车体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提升。这里最大的区别在于滴滴打车给了用户评价和参考他人评价的机会，也给了用户用脚投票的机会。滴滴司机需要讨好乘客，让乘客满意，不然就会受到差评，制度就会让他赚不到钱。而出租车则不用鸟乘客（对人民负责），态度全靠个人道德（和官僚制度如出一辙），只要别把乘客惹急了去公司投诉（上访）就行。如今的官场升迁制度也是如此，谁来当官不是人民说了算，而是上级领导说了算，官员表现不好也没办法，逼急了只能上访。官员即便出了事被免职，也可以运作运作去别的地方继续当官，这次湖北红十字会会长就是天津港大爆炸被撤下来的官员。

在中国官场中升职靠的不是有才能，而是关系硬。当然普选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选关系户——广大群众的关系户。谁与群众亲密，谁让群众开心，谁就能当选。严格地说，这和能办事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也可能有哗众取宠，说得好听做事不行的人出现，但是一方面人民还有撤职再选一个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也不会比现在的制度坏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