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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 在台伊朗夫妻:阿米尼之死與女權不是伊朗問題的全貌

世人看待伊朗充滿以偏概全的眼光,而我們應該更細緻的討論它。
2022年,伊朗女性大舉走上街頭,反抗政府與伊斯蘭教士壓迫(AP)
作者:江婉琦(政大民族系畢業,INFJ與人類圖裡的反映者,在寫作和田野中尋找「移動」裡的生命的掙脫與力量。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
原文發佈時間:2022年12月6日
編按:2022年12月3日,伊朗檢察總長 Mohammad Jafar Montazeri 表示,俗稱道德警察的巡邏隊已經暫停執勤,並宣稱該單位與伊朗司法部門沒有任何關係。然而,他也強調司法部門會繼續監督人民的行為舉止,暗示巡邏隊並非永久廢止,而目前也沒有跡象顯示伊朗政府會修改法律的著裝規定。
長達兩個多月的伊朗示威,其引爆點除了「阿米尼之死」之外,背後是伊朗人民長年承受政府壓迫與政經不穩的民怨。對此,走走特約作者江婉琦專訪了一對在台伊朗夫妻,談談他們所知道的伊朗問題。

慕夏和莎莉是一對在台灣的伊朗夫妻。儘管他們用的是化名,這篇報導仍然可能讓慕夏與莎莉回不了伊朗,「我們願意接受這個訪談的唯一原因,是因為西方和各地的媒體都誤解了伊朗。這不公平。」

訪談時,慕夏說要給我看一個有趣的東西。他請我在手機Google搜尋英文的「Iran」,搜尋結果顯示「幾百人在伊朗死亡」的影片標題。他同樣用他自己的手機Google「Iran」,搜尋結果卻跑出「伊朗政府逮捕自己國家的足球員」。同一個網站,我們沒有得到相同的結果。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新聞媒體是有偏見的。

在西方世界掌管的Google世界裡,如果我是一個伊朗人,會看到一些讓我對伊朗政府感到憤怒的東西;如果我不是伊朗人,我會看到一些東西,讓我覺得伊朗是一個壞的國家。

慕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這件事的?他說是兩年前剛來台灣的時候。2020年他跟太太莎莉來台灣求學,就讀他的第二個博士學位。當他們來到這裡,他發現人們開始問奇怪的問題,「你們的女人都穿黑色衣服嗎?你們的國家現在有戰爭嗎?我曾經被稱作是恐怖份子。」也有一次,當一個人知道他來自伊朗時,那個人後退了一步。

一對在南方小鎮生存的伊朗夫妻

示意圖,非當事人。慕夏與莎莉目前在台灣南部定居。(Soroush Karimi on Unsplash)

慕夏和莎莉過去住在台中,四個月前,搬到台灣南部的一個小鎮。他們說這裡比較平靜,「很多時候,我們沒辦法喜歡台灣中式的食物,但這裡情況比較好,跟台中比起來的話。」莎莉喜歡吃這裡的麵、日本料理和麥當勞。她喜歡吃雞肉勝過豬肉,不是因為豬肉在她的國家不被允許,而是因為從沒吃過,但她喜歡培根。他們說早午餐店和7-11都還不錯,說人們沒有辦法沒有7-11而活。

慕夏曾經在伊朗讀過博士,為什麼想來台灣讀第二個博士?他說原因很多,表層的原因可能是,自己是個博學的人,什麼都喜歡研究,學過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人類學、歷史學、哲學、管理學、商業、數學、統計學,還有經濟學,想學更多。另一個原因是,讀第二個博士學位是一個安全的方式,讓他們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生活。因為在伊朗,即使博士也難找到好工作。

慕夏以前在伊朗的工作是匿名的論文寫手,他曾經在兩年內寫7個博士論文、11個碩士論文來賺錢。他調侃說自己應該已經有7個博士、11個碩士學位了,「但那些論文寫的不是我的名字,是的,我就是這樣討生活的。」他說在伊朗要找到好工作,比困難還要難。

莎莉過去在伊朗是一位職業劇場演員,他們來台灣前,她本來得到一個重要角色,但放棄了,跟先生一起來台灣。「她基本上擱置了她的職業生涯。」慕夏說。

她也寫詩,寫關於愛、社會、社會問題的詩。「一切讓我受苦的東西。把一切讓我受苦的東西寫成詩,我想這就是成為藝術家的意義吧,你將你的痛苦轉化為『美麗』。這樣別人就不會受那麼多苦了。」

我很訝異他們選擇住在這裡,在台灣人的印象裡,這個南方小鎮對講英語的外國人來說,是一個很難生活的地方。他們說不只是這裡,台灣對講英語的人本來就是難生活的地方。「我們靠一點點中文、Google翻譯,還有肢體語言在這裡生活。」慕夏和莎莉的母語不是英語,而是波斯語;來自伊朗的他們也不是穆斯林,兩人都是無神論者,相信人的性靈超越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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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尼之死,頭巾不是問題

「人民憤怒,因為人民正在受苦。西方媒體都說這是伊朗女權的問題,但頭巾從來不是問題。是因為受苦的人民再也受不了了。」

「阿米尼之死」──今年9月16日,一位伊朗的庫德族女性阿米尼(Mahsa Amini)因上街沒戴頭巾,在街上被「道德警察」拘捕回局,而在拘留期間死亡。阿米尼的死亡讓許多伊朗人非常憤怒,憤怒到上街遊行,甚至世界各地都有了為阿米尼抱不平的抗議浪潮。這也是我來採訪慕夏和莎莉的目的。

「不是這樣的。頭巾(hijab)不是問題。人民憤怒,因為人民正在受苦。西方媒體都說這是伊朗女權的問題,但頭巾從來不是問題。是因為受苦的人民再也受不了了。」這是慕夏和莎莉身為伊朗人,最想說出口的話。

事件發生當時慕夏在台灣、莎莉則在伊朗親眼目睹街上人們抗議的場面。她說當時她去上戲劇課,看到街上有好多人站出來示威遊行,但她也看到了軍隊,她看到軍隊開槍,有女孩受傷。她當時很痛苦,因為她想過去跟大家站在一起,但她沒有辦法。在街上被警察拘捕的人,護照會被拿走,這樣她就不能回台灣。

2022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因未戴頭巾被捕後死亡,觸發全國大型示威。(AP)

慕夏說這些事有許多被誤解的部分。我也瞭解到,世人看待伊朗充滿以偏概全的眼光,而我們應該更細緻的討論它。

他說,許多台灣和西方媒體會稱這些警察叫「道德警察(morality police)」,實際上這個詞是錯的,更精確的翻譯應該是「道德安全小組(ethics security squad)」,他們是一個任務工作組,不是一整個警察部隊。其任務是確保社會的道德安全,甚至在必要時使用武力。

但它的存在確實需要被討論。莎莉過去曾經因為衣服太短,在街上被道德安全小組拘捕過。幕夏形容,他們總是在街上開著綠色、白色相間的廂型車,車上窗戶都是看不見的。莎莉以前被抓到車上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像把人丟進伸手不見五指的棺材黑洞裡,一輛車擠了八個婦女。「想想你可以最大程度形容恐懼的詞句,再把它乘上一千倍,就是被抓到車上的感覺。」

莎莉說:「但頭巾不是我們的問題。」許多西方的媒體、女性主義者責怪伊朗強制女性戴頭巾,女性沒有權利。但是從伊朗人自身的角度看去,頭巾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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