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lD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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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出身的文化研究学者 晚期资本主义的边缘人 生活在后现代景观社会的bohemian 审美理性主义者 Anti-totalitarianism

文化散记 | 记忆的诗学

记忆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没人能够拿走的财产。此话好像是让-保罗说的,它该跟那些可怜兮兮的的感伤慰籍一道被锁进贮藏间了。照这种感伤的想法,主体无可奈何地退隐到内心,在那里好像反而能获得他所放弃的满足与成就一样。主体在建立起自己的史料档案间时,把自己的经历当作财产对待,将其变成完全外在于自己的东西。过往的内心生活被转化成了一件件的家俱,就好像反过来说,每一件毕德迈尔家俱是木头做的记忆一样。心灵摆放其回忆录与收藏品的房间一片狼藉。记忆是无法保存在抽屉里和文件架上的; 在回忆中,过去不可分离地与现在交织在一起。无人能够像让-保罗的宏言所赞美的那样随心所欲地对记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恰恰是在记忆成为可控制的外物时,在主体以为自己对它们确定无疑的时候,记忆便会褪去,犹如精致的墙纸在强光照射下开始褪色那样。记忆借助忘却的保护而保持自己的力量;如同所有的生命一样,它们面临消亡的危险。伯格森和普鲁斯特的记忆概念试图抗拒物化,认为现在与即时唯有通过记忆的中介才能形成,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记忆概念不仅具有一种补偿性,而且还具有起死回生的意味。过往的经历在没有被无意间的回忆将其从隔绝的、死寂不动的状态中松解出来前,还不是真正的经历;反过来,存在于自身中的记忆无法保证自己不受回忆者在未来进行回忆时当下情形的左右。

 

 

—— 阿多诺, Minima Moralia 

 

 

人有遗忘的权利,同时也有记忆的权利。

 

然而,在我们当下的社会当中,遗忘与记忆仿佛成为了一种他者的权利。我们,作为自我记忆的主体,似乎并不能够拥有和掌握这样的权利。

 

当记忆被剥夺的时候,我们剩下的还是什么?

 

在《人类理解论》里,洛克提出了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概念,即能够保证你是过去的你的可能性。而洛克最终将这个奠基人格同一性的重任交付与记忆去完成。

 

在巴黎的时候,我常常被细节的记忆所打动,即便这些记忆并非平凡人的记忆,但是已经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巴黎人对于记忆的珍重。当我从笛卡尔故居旁的餐厅夺门而出,不经意间的一个抬头,看得到就是关于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的记忆方框。在巴黎大大小小的街道上,到处都能够看见这样的记忆方框,它标志着某人曾经与这块空间发生过关系。

 

尽管笛卡尔故居如今已经成为了学生公寓,这并不妨碍法国人用着各种方式来对他进行着纪念。离这里不远之处就是法国的先贤祠,里面安放着都是历史上各种著名人士,包括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等等。

 

临走之前路过了今年不幸失火的巴黎圣母院,不免内心当中感到惋惜。但似乎大多数的法国人都以各种方式来不断维持着某些记忆,比如塞纳河边的书摊,里面贩卖的似乎都是一些泛黄的旧书,由于我也不懂法语,大致能看懂一些人名,比如阿伦特,萨特,海德格尔。

 

比利时人热爱吃薯条,想必这也是对于他们欧洲历史上饥饿记忆的一种朝圣。据历史记载,第一个发现土豆的是西班牙在15世纪早期,而200年后的17世纪,比利时人引入了第一个炸土豆,更具体地说,介于两个城市Liège和Dinant之间,位于南部比利时的一部分。 人们认为最初的想法来自于从默兹河捕捞和煎炸小鱼的做法,然而当河流在冬季冻结时,人们使用相同的程序,但用土豆代替。

 

 

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来说,仿佛是没有记忆的,所谓没有记忆就是并未本真的与周围环境发生过具体的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曾经发生了,但是,我曾经的“生活世界”,已然被改造的面目全非。

 

是什么东西最能够与记忆相互关联?

 

毫无疑问地说,应当是知觉。

 

那年夏天闷热的风吹过,跟朋友们一起在湖边急切地吃着雪糕,拿在手上的星冰乐还没过多久就已经开始融化,路边摊上的串串烧依旧在冒着热气。

 

但是,当我再次回到西安的时候,想回去找寻那个代表热年轻、热血、友谊的大盘鸡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城市的满目疮痍。仿佛,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但路边摊早已成为禁忌,就连街边的小吃店也成为了某种危机。难道真的因为这些餐厅的老板都是所谓的“底端人口”?难道真的跟朋友出去吃饭就只能到商场里吃一顿差不多人均一百的午餐或晚餐?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对私人记忆惨无人道的谋杀。

 

新型的现代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围绕着健康,安全,人口,领土,发展的话语,无情的讲权力的手腕伸进我们的记忆当中。当学校门前的梧桐树因为修建地铁而被挖去,那个我曾经走过三年的树荫就这样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记忆的在场。

 

是什么东西最能够保存记忆?

 

除了书写的文字之外,食物能不能算是一个呢?

 

可是,我在西安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吃过一家十分好吃的肉夹馍和凉皮。这是否也隐喻了我们记忆的质量在这个高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当中是最不被受到尊重的呢?我们能否像巴黎一样来认真的对待一些历史记忆呢?

 

当然,这种改变必然是无可避免的,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当中同样也感叹,曾经的工人阶级文化在新兴媒介面前的不堪一击。

 

如今再让我去面对充斥着中产阶级审美风格的商场时,我的内心实际上是十分白痴的。毕竟我已经过了那个被这种景观所惊奇的年纪,我能在这里嗅出的只有资本的流动,而非空间的承诺。因为,这些事物的存在是转瞬即逝的,我完全没有勇气去把这些东西当作是我的生活世界。

 

可是,当我看到刚刚高中毕业的弟弟,不论是在高中还是去了大学,能够与同学相聚欢乐的空间也仅仅是这种人造物的时候,除了餐厅就是电影院或KTV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不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拟像”。在这个充斥着拟像的后现代文化景观社会当中,拟像战胜了真实,同时也统治了主体。

 

虚假的新闻和情感的政治也同样是构成这些拟像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味觉记忆在这个虚假的时代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一方面,我痛恨劣质地下的味觉制品败坏着我们的感觉器官,使我们只能对某些极端的感觉作出反应,如辣,咸,甜。正是由于我们社会历史上的长期贫困所导致感觉的退化,正如阿多诺在《论音乐的拜物性和听觉退化》当中所指出的,模式化,标准化,和同质化的音乐令我们无法体会到音乐的更加细微之处。过渡注重调料味道的料理也掩盖了食物本身的味道以及其可能。另一方面,我也摒弃那中产阶级风格化的网红店所给人们带来的那种精心调制的美感。主要因为这种味道只是一种合成或符号资本,这根本就不是食物的艺术。

 

相似的是,我们的记忆被囚禁在这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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